张九龄墓位于广东省韶关市北郊罗源洞山麓。

张九龄的墓为家庭式墓群，他的墓旁有其妻卢氏、弟九皋、九章等人的墓。1919年曾对该墓群进行全面修缮，重建了张文献公祠，并重刻墓碑、神道碑、墓道界碑及杜甫的八哀诗碑等。到1960年时，部分墓葬已被破坏，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再次对该墓进行清理与挖掘，由于墓曾经被盗，故仅存少量玉片及陶罐等文物，1978年被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张九龄家族墓地是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地前面是张文献公祠，祠堂后山约120米处是张九龄及其妻卢氏、弟张九皋、九章的墓冢，是广东省具有代表性的唐代大墓。

张九龄墓

张九龄为砖室结构，座北面南，平面呈“古”字形，分墓室、甬道、耳室三部分。墓室为主体建筑，成四角攒尖式顶，长7.98米，宽4.8米，高5.35米，四壁及甬道均有侍女蟠桃园等壁画，是广东境内最早出土的、绝无仅有的唐代壁画。墓前神道原有石座像分立于两旁，今有唐岭南节度使、著名书法家徐浩撰写的《神道碑》和杜甫作诗的《故右仆射相国张九公龄诗碑》。墓下有飨堂。今飨堂内还保存着明清以来的碑刻。1690年7月，经文物管事委员会愈墓。

张九龄简介：

张九龄，号曲江，韶关人，唐代诗人，开元年间的宰相，为官清廉，耿直敢言。他是一位有胆识、有远见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诗人、名相。他忠耿尽职，秉公守则，选贤任能，不徇私枉法，不趋炎附势，敢与恶势力作斗争，为“开元之治”作出了积极贡献。后因得罪了晚年昏庸的唐玄宗而被贬，开元二十八年五月七日卒于曲江私第，因病逝世于其家中，享年六十三岁，葬于今韶关市武江区。自张九龄去世后，唐玄宗每宰相荐士，总要问“风度得如九龄否?”因此，张九龄一直为后世人所崇敬。

张九龄相关知识：

徐增曰:“妾不忘夫，犹臣不忘君，子寿先生真纯臣也。与义府《咏鸟》诗并看，其心术之邪正自见。”

初唐以来，文学变革的主要力量来自一群社会地位不高的文人。但不可否认，他们的成功同某些具有远见的权势人物的支持有一定关系。如高宗的股肱重臣薛元超，曾举荐杨炯为崇文馆学士。杨以“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王勃集序》)之语，称颂薛氏对他们的文学事业所起的作用，四杰因此能在一时间造成很大势头。四杰、陈子昂之后，到了中宗神龙、景龙年间，应制之风大盛，诗坛有故态复萌的趋势。在开元前期，身兼执宰大臣和作家双重身份的张说、张九龄对扭转这一趋势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诗，虽因地位关系不免常常作出努力报效君主的表述，但内中同时也包涵了积极求取自我人生价值的热情，因而能脱出徒为虚饰的宫廷文学陈习，具有感人的生气。他们作出的表率和对众多优秀诗人的奖拔，使得唐诗的变革和发展得到有力的延续和推进。

张说(667—731)字道济，又字说之。自武后时代起历仕四朝，玄宗时任中书令，封燕国公。玄宗本人颇有标榜崇儒复古的意识，但实际上他对文艺有浓厚的兴趣和较好的修养，并不以狭隘的功利眼光来看待。所以，就他的态度在文学领域所起的客观作用而言，主要是阻遏了专事辞藻雕饰的浮华倾向。如《新唐书·文艺传》所说：“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而张说作为玄宗长期信任的辅弼大臣，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性人物。开元十三年，玄宗改丽正书院为集贤书院，并扩大规模，增设学士，以时任中书令的张说知院事。而张说“喜延纳后进”(《旧唐书》本传)，张九龄、王翰等许多著名文士均常游其门下。他实际成为盛唐前期文学界的领袖人物。有《张燕公集》。

张说在玄宗励精图治、国力空前强盛的开元前期出将入相，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一生事业获得极大成功，他的诗主要抒写以王霸大业自许的怀抱。诗歌的语言比较质朴，有时显得粗率，总体说来，艺术成就不是很高。但是，诗中充满豪放自信的情调，显示出具有非凡才略的政治家的风采和气度。如《巡边在河北作》说：“人生在世能几时，壮年征战发如丝。会待安边报明主，作颂封山也未迟。”令人感受到以功业追求不朽人生的豪情。即使在贬谪岳州期间，他对此仍不能忘怀。《岳州看黄叶》写时序之感：“白首看黄叶，徂颜复几何。空惭棠树下，不见政成歌。”暗以西周大政治家召公自况，失意中依然透出劲健之气。

出于同样人生志趣，张说喜欢吟咏各种杰出人物。他在许多诗篇中，对曾在历史上建立殊勋的樊姬、商山四皓等极表仰慕之忱;《五君咏》更直接讴歌了魏元忠、郭元振等功名显赫的当代人物。在这方面，张说写有他最著名的代表作《邺都引》：

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城郭为虚人代改，但有西园明月在。邺旁高冢多贵臣，娥眉睌睩共灰尘。试上铜台歌舞处，唯有秋风愁杀人。

这首七言歌行写得豪放而不觉粗率。诗中对于古人壮举伟业的缅怀，其实正是诗人自己理想怀抱的写照。比起初唐卢、骆等人的歌行，此诗变铺陈为简洁凝炼，意象更见集中，以气运词的飞跃力量也更为充沛。所以沈德潜评此诗云：“声调渐响，去王杨卢骆体远矣。”(《唐诗别裁集》)意思指它更接近了盛唐歌行的风格。

总之，在张说的诗歌中表现出鲜明的英雄性格和倜傥意气，这正是盛唐诗歌最显著的精神内涵。考虑到他的领袖群伦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其诗作的意义就更显得重要了。

张说又以文章著称。当时朝廷著述，多出他与许国公苏颋之手，人称“燕许大手笔”(李肇《唐国史补》)。他的文章质实素朴，往往在俊爽的文字中展现宏伟的气势。许多在过去习惯以骈体写作的文字，他变为骈散相间，以散为主。这和陈子昂的文章一样，透露了唐文由骈入散的最初消息。

张九龄(678—740)字子寿，曲江(今广东韶关)人。他为张说所奖掖和拔擢，张说去世后，他又于开元二十二年辅佐玄宗为宰相。作为开元盛世的最后一个名相，他深为时人所敬仰，王维、杜甫都作有颂美他的诗篇。他曾辟孟浩然为荆州府幕僚，提拔王维为右拾遗;杜甫早年也曾想把作品呈献给他，未能如愿，晚年追忆，犹觉得可惜(见《八哀诗》)。

可以说，他是张说之后又一个既有权位又受人钦慕的文坛宗匠。有《曲江集》。

张九龄的诗文创作在精神上和张说有一脉相承之处。他高度评价张说以王霸之气充实诗文，在他的诗里，也不时可以读到“中览霸王说，上徼明主恩”(《酬王履震游园林见贻》)，“弱岁读群史，抗迹追古人。被褐有怀玉，佩印从负薪”(《叙怀二首》之一)之类的句子。

但是，和张说的诗歌重在讴歌功业抱负不同，张九龄的诗歌更多地表现在穷达进退中保持高洁操守的人格理想。在遭李林甫排挤罢相以后，这种态度尤其鲜明。他一方面希望切入社会政治，追求经国之大业和不朽之盛举，另一方面又力图持超越态度，把“仕”和“隐”这一对矛盾和谐地统一起来，不愿为追求功业而屈己媚世。这种进退裕如的生活追求，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其中包涵以主动姿态设计自我人生道路的欲望。而功名事业和自由人生，也正是盛唐诗的两条主要轨迹。

在艺术表现上，张九龄的诗歌不像张说那样直抒胸臆，而是以兴寄为主，显得委婉蕴藉。例如他的《感遇》十二首，均以芳草美人的意象，托物言志，抒写自己所信守的高尚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