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橘灯》的故事发生在1945年，此时抗战即将结束，国民党却加紧了白色恐怖，陪都重庆更是浓雾迷蒙、黑云压城，长期生活在战争离乱和黑暗统治中的人们对光明充满了无限渴望，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冰心写的小橘灯文章的相关资料，供您参考!

冰心写的小橘灯文章篇1：艺术特色

《小橘灯》作为冰心晚期作品的代表作，在抒情的章法上，保持了自己的风格。在个性表现上，也赋予了她自己固有的清丽、细腻、温婉等风格。同时一改空幻、迷茫的那种忧愁感，而是以一种舒缓、欢快的旋律，向作品中添加了几分清新和美妙之情感。在不施藻饰，不加雕琢的含而不露的叙述中，表达了自己对未来理想生活的向往和憧憬之情。不事雕琢，语言通俗易懂，自然流畅是《小橘灯》写人叙事的重要特点，呈现出朴素洗练的审美特点。如文章开篇“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一句话，很简短的叙述，如实的交代的事情发生的世间长短。这样一个开篇，统领全文，并为下文蓄势，所以说，虽然用词简短，朴素洗练，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后文的展开毫无羁绊，任凭开阖。另外，这样一个开头直切故事主题，毫无冗余，内容简练，惜墨如金，达到了以简驭繁的效果。细腻温婉的写作风格是《小橘灯》典型表现。如文中叙述我进入小姑娘家后，与小姑娘的攀谈后的情节：我站起来要走，她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桔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橘灯照你上山吧!”“拿过”表示用手取，又用了“敏捷地”修饰，更显出动作的熟练，也含蓄的表现出小姑娘平时做了不少家务活，所以家里的照明工具了如指掌。[5] 结构上，以小橘灯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作品把小橘灯的产生，小橘灯给“我”的感受，“我”对小橘灯的感受等情节联结起来，形成完整的故事情节来刻划人物，表现主题。“我”是贯穿作品始终的人物。通过“我”把对往事的回忆与今天衔接起来，使环境与人物溶为一体。而且关键之处，“我”的议论和抒情，对刻划人物，表现主题都有重要作用。“我”在潮湿山路上行走时的抒情和议论，点明了小橘灯的象征意义;结尾的抒情和议论，则表明小姑娘的乐观和信心。小橘灯的象征意义，周围环境与小姑娘内心的对比，都是通过“我”的所见所闻所感表现出来的。

冰心写的小橘灯文章篇2：创作背景

1957年1月19日，春节将至，老作家冰心应《中国少年报》之约，写了一篇题为《小橘灯》的散文。散文于1957年1月31日在《中国少年报》发表。这篇散文后来被选为中学语文教材。冰心在写这篇文章时，想到了十二年前(1945年)春节前夕的一件往事，就把这件事作为写作材料，写进了这篇作品。那时，冰心住在重庆郊区的歌乐山。山下有一所医学院，其中几位老师和学生还是作家的熟人。上山不远有一块平地，名叫莲花池，池边有一个乡公所，楼上有公用电话，门外摆着一些卖水果、花生和糖块的摊子。往来的各种车辆也常常停放在那里。冰心就决定以这个地方为背景，展开她要写的故事。

冰心写的小橘灯文章篇3：小桔灯

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她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仄仄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她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她。我在她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地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儿，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八九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我问她：“你要打电话吗?”她一面爬下竹凳，一面点头说：“我要XX 医院，找胡大夫，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我问：“你知道XX医院的电话号码吗?” 她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电话局……”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就又问她：“找到了大夫，我请他到谁家去呢?”她说：“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他就会来的。”我把电话打通了，她感激地谢了我，回头就走。我拉住她问：“你的家远吗?” 她指着窗外说：“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说着就噔、噔、噔地下楼去了。我又回到里屋去，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诗三百首》来，看了一半，天色越发阴沉了，我的朋友还不回来。我无聊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橘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我轻轻地叩着板门，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抬头看了我，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这屋子很小很黑，靠墙的板铺上，她的妈妈闭着眼平躺着，大约是睡着了，被头上有斑斑的血痕，她的脸向里侧着，只看见她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一个大髻。门边一个小炭炉，上面放着一个小沙锅，微微地冒着热气。这小姑娘把炉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不住地打量我。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她说：“来过了，给妈妈打了一针……她现在很好。” 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我问;“她吃过东西吗?这锅里是什么?”她笑说：“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橘子，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她没有做声，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橘子来，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探捏着。我低声问：“你家还有什么人?”她说：“现在没有什么人，我爸爸到外面去了……”她没有说下去，只慢慢地从橘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橘瓣来，放在她妈妈的枕头边。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外面变黑了。我站起来要走，她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橘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 “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橘灯照你上山吧!”我赞赏地接过，谢了她，她送我出到门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地，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橘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橘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看见我提着小橘灯，便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 从王春林家来。”她惊异地说：“王春林，那个木匠，你怎么认得他?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做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但是从那时起，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橘灯。十二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1] 原载1957年1月31日《中国少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