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向何处去?对于世界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变得远比100年前重要得多。

当人们意识到讨论“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实在有些为时过早，曾经顺风顺水的西方世界遭遇了并不亚于100年前的各种挑战。

这种挑战，使人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和困境有了新的思考，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转向地球的东方，探究今天的人们该如何把握“世界的未来”。

在中国国内，1992年的市场化浪潮、1997年的香港回归、2001年的加入WTO、2003年的抗击“非典”、2008年的奥运盛典，这一连串里程碑式的事件，刻画了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迈向复兴的轨迹，也将那个不曾消失的疑问一次次推上前台：中国将走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

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陆续得到清晰的解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此构建成型。

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基础，又对理论创新提出新的要求。在普通中国人眼里，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90年代主要是确立新时期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21世纪头十年主要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那么我们这一代人要承担的历史使命，一点也不比前人少。

一、“四个全面”的思想脉络

历史的弄潮儿，常是在勇于直面艰险中开辟前进的道路;理论的开拓者，总是在善于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中迈向崭新的境界。

“月晕知风，础润知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敏锐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和历史变化，科学分析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生动描绘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蓝图，极大鼓舞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奋斗激情。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一个逐步提出和成型的过程。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党的十七大重申这一奋斗目标，并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则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起草体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三个全面’的逻辑联系”。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调研时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强调“四个全面”协调推进，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深刻表明我们党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自觉，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勇于开拓创新的理论品质，必将开辟中国道路新境界，成为当代中国新航标，书写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

二、“四个全面”的现实逻辑

从近代以来亡国灭种的危机中追寻民族复兴的梦想，在社会制度创新的跋涉中为人类探索更美好的未来，沿着中国道路一路走来，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理想的彼岸，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在登顶的冲刺中遭遇难以想象的阻力，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站在比前人更高的新起点，当今中国，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一点也不比不发展时少。但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斗争是在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这是一场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一文，用“历史，从来都是在直面问题中展开其波澜壮阔的画卷”，来展现这些更高层次的挑战。新挑战给“中国航船”带来巨大考验，问题的答案，事关中国的前途，也影响世界的未来。“四个全面”在这个时候提出，从坚定中国自信、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难题的高度，廓清了治国理政的全貌，抓住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拎起了中国发展的总纲，确立了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主要矛盾、重点领域、主攻方向。

中国人历来重战略。在中央看来，21世纪的头二十年是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达到总体小康的目标之后，中国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判断并未改变，但是其内涵和条件正在发生变化。这种新变化集中体现为，在更高的发展起点上，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风险挑战前所未有。

全面建成小康在本质上是发展的问题，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这个发展的主要内涵，是提质增效、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从“奔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描绘出全面小康社会的清晰图景。小康梦的升级版，为中国梦注入更多实实在在、鼓舞人心的内容。“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与“大家好，民族好，国家才会好”相互激荡，从最贴近民心的角度激发起全面小康的无尽动力。

进入“发展起来以后”的阶段，中国的问题确实“不比不发展时少”。中央认为，要解决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抓紧推进全面改革，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举措，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而意味深长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设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十年里，我们讲过很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在人们心目中，似乎只要把这些现代化拼接起来，一个现代化国家就自然而然地诞生了。

可是，靠什么推进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一旦落到实践层面，很多问题就冒出来了。单枪匹马的改革“新星”纵有三头六臂，也难以化解众多积重难返的矛盾;那些灵机一动的“点子”即使能救活一个产品一家工厂，也终不可与成熟的创新机制同日而语;而离开了严密规范的制度设计和执行，“一放就灵”“一包就灵”的神话，很快就会褪色失灵。不断深入的改革实践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社会制度是现代化变革的关键性因素，只有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现代化才能平稳持续地向前推进。

“立治有体，施治有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对制度化程度的要求也就越高。制度现代化作为继“四个现代化”后我们党提出的又一个现代化战略目标，是改革进程本身向前拓展提出的客观要求，体现了我们党对改革认识的深化和系统化。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全面深化改革，开启了生产力、创造力和社会活力迸发的闸门，如何让这喷薄的洪流奔涌在既定的河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所介绍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就开始着手研究和考虑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实现这个奋斗目标，落实这个顶层设计，需要从法治上提供可靠保障。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制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蓝图，成为中共党史上第一次专门研究法治建设的中央全会。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要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就必须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从法治上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制度化方案。

正是循着这样的逻辑，从2013年到2014年，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一个总体战略部署在时间轴上顺序展开。两个全会决定是前后相续、紧密相关的“姊妹篇”，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共同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离开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无论是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都将失去最根本的依托;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也可能成为水月镜花。

从严治党始终是我们党的自身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我党90多年历史上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八项规定为肇始，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以教育实践活动为深入拓展，以重拳反腐为强劲动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成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就是要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全面从严治党，核心问题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重点是从严治吏、正风反腐、严明党纪，目标是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了伟大事业与伟大工程的统一，体现了党的建设与治国理政的统一。党的领导是“四个全面”之魂、战略中军帐之帅，锻造坚强领导核心，全面建成小康有担当、全面深化改革有智慧、全面依法治国有决心，就能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提供方向指引和领导保证。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通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时代潮流，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现实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第一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标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次将全面依法治国这一战略举措，论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第一次为全面从严治党标定清晰路径，“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使从严治党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来，集中到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来”。这些创见，清晰地标定了“四个全面”之间的逻辑关系。

正如刘云山同志3月7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安徽团审议时指出的，如果把中国比作一列正在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发的列车，那么改革就是发动机，法治就是稳定器，党的领导就是火车头。四个关系不是简单并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三者共同支撑全面小康社会实现进程，同时三者紧密相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阶段性目标，具有战略统领和目标牵引作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一个是动力，一个是保障，共同支撑和推动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国共产党是伟大事业的领导核心，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才能更好发挥作用，为前三个全面提供坚强保证。

从“摸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从单兵突进到全面统筹，从“四个现代化”到“第五个现代化”和“五位一体”……在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中，沿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思想脉络，我们党对民族复兴道路上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认识不断深入。“四个全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最新科学社会主义观一系列基本理论观点的总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信仰、继承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优良传统的必然成果，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我们从胜利走向新胜利的行动指南。它统一于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统一于中国与世界的深刻互动，兼顾中国特色和世界潮流。它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行进的，有时穿过尖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回首《共产党宣言》诞生以来的一个多世纪，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难以磨灭的篇章。回首1840年以来的漫漫征程，中国人民为寻找民族复兴的道路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今天的中国，“四个全面”正是我们党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回应时代关切、实现人民福祉、建设现代中国的基本方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把伟大梦想、伟大事业、伟大工程统一于造福人民的伟大实践，中华民族的光荣与梦想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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