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藩，字范生，河北霸县人。他从事电机工程学研究，同时深具人文素养，其散文作品入选两岸三地的中学国文课本。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陈之藩散文集选读，供大家欣赏。

陈之藩散文集_陈之藩散文集选读：谢天

常到外國朋友家吃飯。當蠟燭燃起，菜餚布好，客主就位，總是主人家的小男孩或小女孩舉起小手，低頭感謝上天的賜予，並歡迎客人的到來。

我剛一到美時，常鬧得尷尬。因為在國內養成的習慣，還沒有坐好，就開動了。

以後凡到朋友家吃飯時，總是先囑咐自己，今天不要忘了，可別太快開動啊!幾年來，我已變得很習慣了。但我一直認為只是一種不同的風俗儀式，在我這方面看來，忘或不忘，也沒有太大的關係。

前年有一次，我又是到一家去吃飯。而這次卻是由主人家的祖母謝飯。她雪白的頭髮，顫抖的聲音，在搖曳的燭光下，使我想起兒時的祖母。那天晚上，我忽然覺得我平靜如水的情感翻起滔天巨浪來。

在小時候，每當冬夜，我們一大家人圍域個大圓桌吃飯。我總是坐在祖母身旁，祖母總是摸著我的頭說;「老天爺賞我們家飽飯吃，記住，飯碗裏一粒米都不許剩，要是糟蹋糧食，老天爺就不給咱們飯了。」

剛上小學的我，正念打倒偶像，破除迷信，我的學校就是從前的關帝廟，我的書桌就是供桌。我曾給周倉畫上眼鏡，給關平戴上鬍子，祖母的話，老天爺也者，我覺得是既多餘，又落伍的。

不過，我卻很尊敬我的祖父母，因為這飯確實是他們掙的，這家確實是他們立的。

我感謝面前的祖父母，不必感謝渺茫的老天爺。

這種想法並未因年紀長大而有任何改變。多少年，就在這種哲學中過去了。

我在這個外國家庭晚飯後，由於這位外國老太太，我想起我的兒時;由於我的兒時，我想起一串很奇怪的現象。

祖父每年在「風裏雨裏的咬牙」，祖母每年在「茶裏飯裏的自苦」，他們明明知道要滴下眉毛上的汗珠，才能撿起田中的麥穗，而為什麼要謝天?我明明是個小孩子，混吃混玩，而我為什麼卻不感謝老天爺?

這種奇怪的心理狀態，一直是我心中的一個謎。

一直到前年，我在普林斯頓，瀏覽愛因斯坦的《我所看見的世界》，得到了新的領悟。

這是一本非科學性的文集，專載些愛因斯坦在紀念會上啦、在歡迎會上啦、在朋友的葬禮中，他所發表的談話。

我在讀這本書時忽然發現愛因斯坦想盡量給聽眾一個印象：即他的貢獻不是源於甲，就是由於乙，而與愛因斯坦本人不太相干似的。

就連那篇亙古以來嶄新獨創的狹義相對論，並無參考可引，卻在最後天外飛來一筆，「感謝同事朋友貝索的時相討論。」

其他的文章，比如奮鬥苦思了十幾年的廣義相對論，數學部分推給了昔年好友的合作;這種謙抑，這種不居功，科學史中是少見的。

我就想，如此大功而竟不居，為什麼?像愛因斯坦之於相對論，像我祖母之於我家。

幾年來自己的奔波，作了一些研究，寫了幾篇學術文章，真正做了一些小貢獻以後，才有了一種新的覺悟：即是無論什麼事，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

因為需要感謝的人太多了，就感謝天罷。無論什麼事，不是需要先人的遺愛與遺產，即是需要眾人的支持與合作，還要等候機會的到來。越是真正做過一點事，越是感覺自己的貢獻之渺小。

於是，創業的人，都會自然而然的想到上天，而敗家的人卻無時不想到自己。

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這是我們中國的一個最完美的人格所構成的一個最完美的故事。介之推為什麼不言祿，因為他覺得貪天之功以為己力，是君子所不屑為，也是君子所不應為的。

愛因斯坦剛到普林斯頓時，主任與他商量報酬問題，他說五千。主任說：「給你五千，如何給一個大學畢業生呢?還是算一萬五千元罷!」這不是外國的介之推嗎?

為什麼介之推與愛因斯坦專幹這類傻事?立過大功，而不居功若此。他們知道作事與立功，得之於眾人合作者多，得之於自己逞能者少。於是很自然的產生一種感謝眾人、感謝上天的感覺。

我們回頭想一想，五六十年來的中國比我七八歲時的思想能強幾何!史家如果寫這五六十年來的我國歷史時，一定命名為狂妄而幼稚，無法與無天的時代。

無論哪一行、哪一界，多是自吹自擂，自欺自騙。日子長了，連自己也信以為真了，而大禍至矣。

因為沒有做任何真正的事，沒有建任何真正的功，自然而然不會有謝天的感覺。

哲學家們知道這個症候最為可怕，所以造出許多知好知歹的人物與故事來。

有一個人問一位文學家，我記得是雨果罷，「如果世界上的書全需要燒掉，而只許留一本，應留什麼?」雨果毫不猶豫的說：「只留〈約伯記〉。」約伯是《聖經》裏面的介之推，富亦謝天，貧亦謝天，病亦謝天，苦亦謝天。

我們的思想界尚在混沌幼稚時期，需要約伯的精神，需要介之推的覺悟。這個覺悟即是：一粥一飯，半絲半縷，都是多少年、多少人的血汗結晶。感謝之情，無由表達，還是謝天罷。

陈之藩散文集_陈之藩散文集选读：胜读十年书

反正剑桥这个地方我不明白的事儿太多，所以懒得再问了。比如吧，有人告诉我皇后学院旁边的那座桥叫数学桥，没有钉子。这么小一个地方，还不好找吗?拐弯抹角，找到了一看，上面有很多钉子，这怎么能说没有钉子呢?再有呢，每天吃饭的大厅都是电灯通明，为什么礼拜四却是高烧白烛呢?“未知生，焉知桥与烛”，不问，算了。

今天的烛光好像特别幽暗，坐在我对面的那位陌生朋友口中念念有词：“麦克白把生命比作风中之烛，我们在幽夜里看到摇曳的光。”让他自己暂且在那儿背诗吧。我左边坐的又是一位从未谋面的人，一问之下，他是教逻辑学的。坐在我右边的呢，是个学古典文学的学生，所谓古典是指希腊与罗马，他是唐宁学院的，为什么今天到此地来了呢?反正不明白的事儿太多，“未知生，焉知古典与逻辑”，不问，算了。

今天岂止有烛，这不是还有酒吗?于是，酒酣之后，继之以耳热;耳热之后，继之以脸红。一刹那间，从未谋面的4个人好像成了久别重逢的好友。差不多四五个人一组，这一排一排的黑袍，分成若干组，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谈起来了。

坐在我左边的教授说，他非常恨那些并不懂什么而偏爱在那儿写书的人。所以今天上课时，他在黑板上所开的书单，不是参考书，而是要学生“尽量避免看，绝对不要买”的10本“杰作”。他说：“我的演讲，足够使你们头昏脑涨而有余，不用再买那些书了。”我差点儿把已到嗓子的饭喷出来。

坐在我对面的这位诗人原来是“老剑桥”，回“娘家”住些时日的。他接着发言了：“没有见解的书，最好写在厕所的墙上，或是三一学院的黑板上。”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骂三一学院?正要问问这位学古典文学的右邻，诗人接过去了。他举例说：“你知道世界之大，无处没有文学。在宫廷有宫廷文学，在山林有山林文学，在湖边有湖边文学。而任何地方都有厕所，所以无处没有厕所文学。”

“厕所文学给人的影响还在其次，主要是一定会把厕所的墙弄得稀脏，到一种不堪入目的地步。如何才能杜绝厕所文学，是宇宙性的人类难题之一。”我这个听众实在感到茫然，不知他要说什么。

他继续说：“剑桥的三一学院，今年盖了个厕所，一位校监料到一定有厕所文学家出现，他干脆把厕所的墙弄成黑板，并且把现成的粉笔放在那里备用。于是厕所文学大批出笼。不过，很容易擦，每天擦一下也就是了。剑桥解决问题的办法，你看是否独创一格?”

“我实在很钦佩这位学监的独到办法，”我说，“应该请这位学监到我们控制系里想点办法。”

问题是这样的：“你知道这个邻近统计系的控制系，总是离不了计算机的。系里的计算机是由政府花不少钱买来的。因为很贵，所以特别派两个技工使用，不论教授还是学生的论文，计划好，由这两位技工把它弄上机器。但技工下午5时就得下班，而一篇论文，白天总是弄不出什么结果的，弄到深更半夜是常事。可是5时该下班走了，不是计算机要睡16小时吗?如果让技工加班吧，又无处去找加班费。不知三一学院的学监能想出一点办法否?”

不知为什么，这段话却触动了逻辑学教授的灵感。“有一办法。”他说，“其实这办法也不是我的创见。这是宇宙性的人类难题之二，不过，却有解法!”

“你知道逻辑大师怀特海了，怀特海一传而至罗素，再传而至维特根斯坦。你知道我们这一行是怪符号要比字多的，那些符号是最令打字秘书头痛的。所以我们想发表一篇论文，打字的时间有时比写作的时间还多，再好的秘书打这稿子，也没有不头痛的。当然5时以后是绝对留不住任何秘书打‘鬼画符’的。维特根斯坦的办法是拉秘书下海。他把符号给她讲明白了，让她了解她打的是什么，结果效率大增，也无所谓下班时间或加班薪水了。而这位女秘书就是安兹克，早已成了牛津大学教授，现在变成剑桥大学的讲席教授。所以说，要想让技工逾时工作，最好的办法是把他教懂。”

就是吃这么一次晚饭，我好像觉得我走进饭厅时与走出饭厅时，除了胃里感觉有所不同外，脑筋似乎也有所不同，好像有好多观念在辐射你，有好多想法在诱引你。不知是哪位圣人创出剑桥这种制度，这种制度是无时无地不让你混合。比如教授与学生混合，喝茶与讲道混合，吃饭与聊天混合，天南的系与地北的系混合，东方的书与西方的书混合。至于行与行间的混合，他们以为更是理所当然的事。生物化学家忽然变成了考古学家，工程科学家忽然搞起经济学，搞抽象数学的到实验室做起实验来，女秘书成为教授，你应该知道这个学校之怪了。

“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以为只是说说而已，而在剑桥竟真有其事。

陈之藩散文集_陈之藩散文集选读：敲门声

我在台南待过一个时期，那是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罢，其间又常回波士顿，料理那边大学里的研究工作。有一年的一天，与香港的廖约克通信。他大概是看闲书，发现了一则他在加州理工的老师费曼的故事。即是1/243所得的商数形状很奇怪。因为是一个很简单的除法，连小学生都会，我一试，果然得数很奇怪。

这么个小问题，却使我失眠了一夜。乃写成一篇小文，登于报端。没有想到招来了好多在小学的“科学研究者”，也有在大学的“科学研究者”。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内做些什么或者想些什么——那天是个星期六，还是星期日，可以比较安静地想问题——忽然门外一片喧哗，继之是另一种声音，与平常大学生所敲的不同。因为我的学生一向不是直接推门而入，就是敲了立时就进来，从未喧哗一阵，还在门外研究“是推是敲”的问题。

喝，一开门，一大堆小孩子，是些小学生，由一位高姓的老师带领着，远从高雄而来。在高老师道明来意后才引入话题，原来是有关费曼的淘气怪数。我要先知道他们的程度，说：“你们知道像你们这般年纪的高斯，有什么杰作吗?”其中一生马上举手：“五O五O。”他几乎是大喊。然后我说：“什么问题我还未问，他就答对了。可见他的程度与我一样。”其中又有一生说：“是老师说的。一加二，再加三，一直加上去，加到一百，其和为多少?”“直接相加的方法与高斯的做法是多么不同。”也有另外的学生说了。我说：“你们跟高斯，是一样聪明，可就是晚说了多少年，就不能与高斯比了。记住我的话，做研究如做诗，如第一个说出，就是大诗人或高斯，如第二个说的人，即是家庭作业的一题了。”

于是，他们说看到报纸副刊上我的文章很好玩，他们全班因老师鼓励，算起费曼怪数来。大家都是用电脑算，而再合作算，结果如舞步的什么型。我用电脑也不会用到这种问题上，跳舞我也不大会，绝不会把费曼怪数的长串数字，想到舞步上。我说你们得慢慢教我，我这人没有爱因斯坦的成就之亿分之一，却有他的毛病——想得慢。大家笑了。

有个学生，坐在地上，问我：“老师，你引的两句新诗我觉得很好，但我看费曼怪数没有意思。”高老师说话了：“不许与陈老师没有礼貌。”我说：“这是他的意见，不是他的礼貌。至于礼貌的礼，音乐的乐;我们这个所谓礼乐之邦，高老师，真需要努力一番才名实相副啊!这些小朋友满有礼貌的。”

我接着说：“我还没有答复你的问题，我觉得只有何其芳那两句还像诗。新诗我记不住，记住的不到十句。何其芳那两句我记住了。”

以后，他们又来过好多次，他们那一班在台湾的科学比赛中，以“费曼怪数”为题得了第一奖，还给我寄来出版的论文，完全是电脑算出来的新作。不过，我放在那里，还找不出工夫来看。

“黄金分割”也是一些中学生，还是大学生，我忘了，由敲门而进入，我就与他们一块儿玩起来。不过，这个话题比费曼怪数复杂多了。至今，我们仍然不懂黄金分割为什么美。

写到此我忽然想起四十年前的一次不寻常的敲门声来。

那大概是1960年的暑假罢，我由田纳西的曼菲斯到宾夕法尼亚的费城，作副研究员。大学当局安排我暂用一位教授的办公室，原主人每暑假均去欧洲度假。只是在门上刻一个新的牌子，是我的名字。那个办公室很好用，我也不动原主的东西，只不免偶尔翻阅一下书架上的书。他与我差不多是同行，书架上的书偶尔我抽出来看看，很多也颇合我的口味。

至于周围的环境呢：楼下的实验室，楼上的绘图室，出门后向左向右的饭馆，向前向后的街头，都很熟悉。这是因为三年前我在宾夕法尼亚毕业的，在那里已待过两年了。

有一天我刚由学校的咖啡厅吃了午饭回来，却有两三下敲门声。我应了一下，有人马上进来，报名说：“我叫王浩，来贵校演讲，还有半小时时间，看到你这办公室外的姓名，准是中国人，所以进来聊聊。

“你爱说中国话罢?看不看金庸的武侠?”

我在他这种简短扼要的自我介绍里，几乎知道了他的一切。我说：

“王教授，久仰大名，我还看过你的大著呢。不是客套，我觉得真是幸运。金庸我看过一些，不太喜欢。单联当回目，是金庸的发明，我却觉得是因为他不会作两联的回目，对仗对不上来。第二，是他有时写别字。虽属小毛病，可是影响太大了。”

“我们在海外，如无金庸的剑侠，岂不闷死了。你为什么如此吹毛求疵?”转身就要走的做走状。两人就要吵起来了。

我立时觉得有些吹毛求疵，便自己承认确实不大对。请他坐下来，有话慢慢说。

我是明让，暗不让。我先说我不爱金庸的理由。我说凡是奇技异能的小说，我因不信所以不看。比如小说中，忽然有人在水上走，这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也不是普通人一经练习就可以学会的，我就不看。所以武侠我不爱，《西游》我也不爱;科幻我不爱，聊斋我也不爱……都可以说看过一两本，就再也不看了。原因很简单，这些怪事或怪招儿，在书中出现就是等于要打球而又不照规则。那算什么呢?我虽不喜欢打球，但我也不看这些不照规矩来的特殊功能小说。也许《西游记》不在此列。我看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又看过佛洛伊德《梦的分析》等。我觉得猪八戒是“本我”，唐僧是“超我”(superego)，而孙悟空是“自我” (ego)。又馋又懒还不时使坏是猪八戒，得道高僧还不时念咒是唐僧，孙悟空则是努力的模范，时时处处在费力气。如果说《西游记》的哲学，那是很精彩，我不但接受而且欣赏了。

“唉呀!我两点有个演讲，现在什么时候?唉呀!过了四十分钟了。”他慌张的立时站起，开门，关门，跑去讲演去了。

也许过了四十分钟还有人等他，问题是主持者一定到处找他。找到任何地方也不会找到我这暂时的办公室。我仍旧坐下来。心里想：王浩是金岳霖的大弟子，在美国是解释哥德尔的专家，是符号逻辑的翘楚，却寂寞到以金庸的剑侠，为海外读书的唯一消遣。他到摩尔学院来，一定是给计算机组的人演讲。

以后，再也没有碰到过王浩，我倒是喜欢听听他对形而上学的意见。

这次与王浩的相遇却使我联想起一次幸运的遭遇：那是1973年左右，有朋友请客，我邻座是哈佛大学的吴大竣。他在我们这一行太有名了。他问我，现在做什么呀，我就拿起一张餐纸来，画了一画，是用渥什函数分析系统的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已烦了我半年了。他说，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不过可以更简单些。他略一指点我就通了。

回去告诉了我的学生，于是就做起来，寄给IEEE Circuit Theory，等了一年，不见回音。我就赶快寄给《富兰克林学报》了。果然IEEE的编者在压了两年后，才给回音。叫我们重新提出，虽然已经接受。此稿却由一人拐弯抹角写成范围小些的例题发表了。我意料中，经手的什么编辑或评审，看明白了我们的论文，就认为是他自己做的了，而压着我们的文章晚些再出来。他们未想到我已经寄与另一刊，没中他的圈套。一篇论文也有这类的沧桑。

这本书的“辑二”多是由敲门声而引来的与孩子们的研究，或与朋友的趣味通信，或在成大为同事作的书序。至于我工作中所有的一百多篇论文则全在学报中，用电脑一召即来，用不着罗列在这里。与吴大竣合作这一篇很有用，到现在还利用小波在继续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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