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在中国的企业中存在一个错位的现象，高层管理者在做中层管理者应该做的事情，中层管理者在做基层管理者的事，而基层管理者呢？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中国管理培训现状。

培训是唤醒对象的自觉，洗脑是训练对象的盲从。凡是煽动情绪化追随、鼓动非理性狂热、造成感染性气场、适度贬损嘲讽听众以强化自己的权威等手段，都属于常见的洗脑术。企业实践者应该懂得：任何学习最终都是自学;任何培训最终都是自治。

管理学诞生之初，咨询和培训便如影随形。科学管理的创始人泰罗，其正式身份就是咨询培训师;管理学体系的构建者法约尔在退休后，也把一腔热血献给了培训事业。如果了解管理学诞生时期泰罗的“赔钱赚吆喝”，法约尔在管理教育方面的宏伟设想与实践，就不难看出在管理学科诞生阶段，培训与学术的“亲密关系”。

然而唇齿相依的同时，难免咬了舌头或者崩了牙齿。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管理学一直存在一个问题，学术与实践如何对接?在管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学者、咨询培训工作者、企业实践者之间的摩擦不断。这种摩擦在今日中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中国的管理学研究与实际需要的距离越来越大;而中国的管理培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天桥把式”和“江湖游医”。分析其中的来龙去脉既有利于管理学在中国的纵深发展，也有利于企业的转型与变革。此类问题如何解决，是真正的管理学“前沿”。

然而中国的问题不同于欧美。如果说西方是分工不同造成的问题，而在中国则是分裂造成的问题。如果说分工会产生隔阂，那么分裂则会催生大量的江湖游医。

江湖化的管理学界 中国已经有了众多的商学院，有了数量庞大的管理学教授队伍，但教授们的主要精力放在学术，尤其是官方的考核指标和聘任标准方面—用中国数据验证西方理论，聚焦各类顶尖期刊和官方项目，在管理实践领域基本上没有影响。更重要的是，管理培训师几乎不看这些东西。所以，在西方通过咨询和培训能够进入企业的管理研究成果，在中国基本上不存在。

有人认为，中国的商学院也给企业提供了大量咨询服务。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中国商学院能够给企业提供的咨询和培训，大量属于非管理性质的具体技术方案，以经济、会计、金融等内容居多，真正涉及管理的极少。而关于人力资源、领导力、组织变革等方面的培训基本上不是商学院进行的。

与此同时，中国大学教师的选留、考核、培养、晋升制度，导致中国管理学界很难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在大学教授中，既有从事真正的学术性研究的圈子，也有琢磨政策动向、揣摩文件和领导意图的圈子，不同“圈子”之间缺乏规范的学术交流，很难形成严格的学术对话，使学者队伍也出现了“江湖化”现象。某大学校长以网络语言讲演引起轰动就是一例。不可否认，演讲能力、亲民姿态确有必要性，但当一个大学校长以充满网络俚语和“段子”的讲演把毕业生送向社会的时候，只有煽情而没有对学术的敬畏，只有媚俗而没有厚重的教养，就有可能把大学变成说相声的天桥。单纯看口才和包袱逗哏，郭德纲要超过大多数的教授。这就给商学院的培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是知识和思维训练，还是段子和相声娱乐?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西方理论大都“水土不服”。如何使普适性的管理学理论与中国的具体情境相结合，一直是困扰国内教授们的难题。一批学者一直在从事“中国式管理”(以曾仕强为代表)或“东方管理学”的研究，试图以西方式的科学方法解读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境，但这种努力尚未脱离学术轨道。

同西方相比，中国未能形成管理学的学术共同体(主要表现为评价标准非学术化，跟风式的机会主义)，培训缺乏学术支撑(学者和培训师两个群体之间断裂)。企业家的成长道路差异，使面向中小企业的培训难以渗透学术内容。这些问题，会对中国的管理培训带来比较长期的负面影响。

中国管理培训的乱象是时代使然。1980年代的卖方市场时期，再怎么强调产品质量也收效甚微，而90年代转变为买方市场后，企业开始自觉狠抓产品质量。曾几何时，温州的劣质鞋行销全国，然而后来温州人自己焚烧销毁劣质鞋。原因无他，市场力量使然。如今，在企业从向资源要效益转变为向管理要效益的转型中，谁能在管理培训上走在前列，谁就可能在今后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管理培训错误方面

错误管理培训是挖掘错误的价值，因为错误可以准确地指出受训者在知识与技能方面有待改进的地方。错误管理培训鼓励人们在培训时，以错误为基础进行超前思考并尝试不同解决方法，管理培训分两方面。

一是指对员工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企业文化的等方面的培训，这方面的培训主要针对新入职的员工。目的在于使员工尽快融入集体、尽快投入工作。

第二种管理培训是针对管理层的培训，对于管理人员的培训，不能仅仅局限于丰富个人的知识，增强个人素质，提高技能，为个人发展创造条件。对于管理人员的培训应侧重开发其潜能，提高他们的决策、用人、激励、沟通、创新等方面的管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