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已进入改革开放的深水区。身处市场经济先行区的上海，最先强烈感受到继续探索的紧迫性。没有改革创新就无法前进，这是上海对当前现实的清醒判断，也是上海对改革创新的责任自觉。从今天起，我们刊发一组“上海探索改革开放深水区系列访谈”，与大家一起思考、共同求索。

本报记者：高渊 柳森

访谈嘉宾：王战（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

今天上海的发展战略已经不再是就上海讲上海，而首先必须把我们的每一项改革探索，放到具有全国意义的大战略格局中去审视。这一次上海责任更大、任务更重，改革本身面临的不确定性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

解放评论：上世纪90年代初，浦东崛起。此后，上海勇抓契机、先声夺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名副其实的 “领头羊”。20多年后，中央要求上海 “继续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科学发展先行者”。改革再遇追问：从当年的“领头羊”到今日之“排头兵”、“先行者”，究竟有何不同？

王战：当好排头兵、先行者，这是中央交给上海的任务，也是上海的责任。今天上海的发展战略已经不再是就上海讲上海，而首先必须把我们的每一项改革探索，放到具有全国意义的大战略格局中去审视。因此可以说，这一次上海责任更大、任务更重，改革本身面临的不确定性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

解放评论：如何理解您所说的 “不确定性”？

王战：当年，小平同志点了浦东，上海成为改革开放当仁不让的王牌。这一次，中国改革再出发，各地都在探索。

如果说，20多年前，以上海、深圳为代表的改革开放领头羊，是从无到有、单兵突破、以点带面，如今的中国改革，更需要形成改革大合唱，聚合改革正能量。再则，对于今日之上海而言，此时此刻待解的课题难度更高，面临的压力更大，探索必须更深入、更充分。若能在某些领域改革中走在比较前面，能以若干先行先试经验服务于全国全局，已是成就，已属不易。

解放评论：您所说的“不易”，是因为当下的上海已走过改革开放最初的探路期，站在了“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这个新的历史节点上吗？

王战：以浦东为例，其面临的创新任务颇为艰巨。无论在产业创新、思路创新、理论创新等方面，都有很多事情要做。面对这些挑战，有些改革方案已初露端倪，但必须随时跟上外部环境的迅速变化。

过去说到金融中心，大多会看有多少商业银行、要素市场、跨国公司在此集聚，资金规模有多大。但在新的信息技术条件下，尤其在网络经济条件下，很多类似电商业务的完成，已不再需要前往实体金融机构完成结算。因此，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如果不把网络和平台经济研究透，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功能较为单一的金融机构，如果不及时跟上外部环境、市场需求的变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会面临一道坎。这是必须未雨绸缪的挑战。

解放评论：上海再当排头兵的全局战略意义，应该从哪些方面体现？

王战：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探索互动的历史。而上海再当排头兵的全局意义，实际上在其新一轮改革探索中已能看到，由上海试行进而全国展开的“营改增”改革就是最好的例子。事实上，这项改革之所以选择在上海试行，是因为上海首先选择了改革。这些年上海一直在思考，如何通过结构性减税，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问题意识早已萌生，但税收是中央政策，地方如何触及？从2009年开始，上海市委、市政府多次研究、精心部署，先在决策咨询层面建立了 “营改增专项课题”，集结国内财税高层专家组成研究团队。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半的通力合作，课题组围绕“营改增”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思路创新、制度创新意义的成果。

研究成果出来后，2011年下半年，市领导向中央领导做了汇报，提出上海希望争取在全国先行先试“营改增”。中央决定上海在2012年先行先试，然后适时扩大试点地区和行业范围。回顾这个历程，我感到，在这一系列改革探索顺利推动的背后，有一条线索一以贯之：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顶层设计恰恰需要同地方积极性、群众首创性有机结合起来。

这说明，要做排头兵，首先必须站到全国的格局上进行探索，而不是仅仅站在地方立场来研究；其次，如果研究和探索具有全国意义，不仅能获得中央的支持，赢得转型发展宝贵先机，更能将地方经验服务于全国更大范围的实践。

解放评论：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如何做到理论创新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也很关键。这方面上海有什么探索？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上海如何增强自己的责任意识？

王战：“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是上海社会各界形成的改革共识，经市第十次党代会提炼，成为上海未来十年发展主线。后来中央起草十八大报告时，首次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群众基层首创、自发形成共识，到地方上积极提炼，再上升为全国层面的战略方针，可见只要是从地方实际出发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上海的改革创新就能为实现“中国梦”做出贡献。

当然，要想形成上海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那种牢牢抓住改革开放主动权、以自身探索实践引领全国的态势，上海无论从问题意识、战略视野、创新思路上，都需进一步开拓。我们正在做“10+1”的研究课题，都是既有全国共性，上海也可以先行先试的。

比如，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全国都要面对的挑战，上海如何应对？我们初步形成的研究对策是“三经济一制造”：绿色经济、平台经济、健康经济和智能制造。又如，近年人民币汇率持续走高，这是中国扩大对外投资的良机。走出去的关键是培育本国的跨国企业。在这方面，上海应该当仁不让地成为发展与集聚本土跨国公司的大码头，这是上海第二轮集聚总部经济的机会。做好了，对全国也大有益处。

在类似这些问题上，如果我们能够主动探索、积极改革，就有可能在改革开放中掌握主动权，以此来推动上海进一步的创新转型发展，真正当好排头兵和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