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件允许的话，相信很多小伙伴都会找一些有关励志的历史故事来看，那么有关励志的历史故事都有哪些呢?一起来看看吧。

有关励志的历史故事：宋太祖的“ 诚信 ”公关

1964年,宋太祖赵匡胤平定了南唐,本打算一鼓作气攻下吴越。谁知吴越国王钱俶亲自拜见赵匡胤,并献上了吴越国的地图,以示臣服之意。

赵匡胤见钱俶来访非常高兴,便留他在汴梁游玩谈心,而钱俶却在暗地里贿赂大宋的重臣,希望能为他说话保住吴越国,深受皇帝倚重的宰相赵普更是他的重点公关对象。对此赵匡胤心知肚明,也不理会。

一天,钱俶送了十个大坛子到赵普的府上,说是吴越国产的海鲜,赵普全部收下。来人走后,赵普想打开坛子看看,没想到皇帝赵匡胤突然驾临。赵普连忙说这是钱俶送给他品尝的海鲜,既然是海鲜,赵匡胤当然要品尝。

于是赵普揭开了一个坛盖,原来是一坛黄澄澄的金子,其他坛子里也全是金子。赵普脑子都吓木了,赵匡胤却笑着说:“好东西啊,可惜钱俶送错人了,他以为国家大事是你说了算呢,早知道送给我多好啊。既然送你了,那你就别客气了。”并反复叮嘱赵普不要想太多。

吴越国王钱俶在汴梁待了几个月也没有什么结果,于是请求赵匡胤放他回去。大臣们纷纷上表要求杀了钱俶或把他扣住,太祖的弟弟赵匡义最为坚持,说钱俶有“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的大志,放之无异于放虎归山。赵匡胤却说:“我们攻灭南唐,横扫岭南,当然也能够打败吴越。但钱俶是个懂得审时度势的人,我要用诚心来感化他,这样就不必动刀动枪了。吴越国虽小,但民风剽悍,惹急了他们反而会增加我们一统天下的阻力,那就得不偿失了。”

最后,赵匡胤亲自送钱俶到城外,并在临行前送给他一件神秘礼物。

快到吴越国界的时候,钱俶打开了箱子,却见满满一箱子大臣们要求扣住或杀了他的奏章。钱俶看后又是后怕又是感激,半年后他再次来到汴梁,献上了吴越全国的军事图,举国投降。赵匡胤未用一兵一卒,就将吴越并入了大宋版图。

说到权谋,很多人心里就会浮现出“奸诈”、“狡猾”、“厚黑”、“骗死人不赔命”这样一些词语。其实,这都是在概念上一些似是而非的误解。事实上,权谋的本意是“权衡”、“谋划”,当然需要耍一些手段,用一些技巧,但并不一定就是负面的,而最好的权谋手段一定不是负面的。封建帝王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耍权谋手段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而“诚信”正是最佳的权谋手段。

赵匡胤以一箱子奏折使钱俶感激而降,化解了两国的干戈,也得到了大宋和吴越人民的拥戴。钱俶为人贤能,在吴越的威望很高,如果他要与赵匡胤拼死一战,即便不敌也会狠狠地咬大宋一口。赵匡胤的以诚待人,不是漫无目的地滥施人情,而是在看清对手,把握时势之后的审慎举动。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谋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诚信”是最好的权谋手段。

有关励志的历史故事：唐玄宗亲试李泌

728年，京城长安举行了一次全国神童选拔，唐玄宗李隆基亲自登台观看。城楼下设有高坐，供神童们登台答辩。只见一位叫员俶的九岁孩子率先登台，舌战群童，击败了所有的对手。

唐玄宗非常高兴，将员俶叫到身边问：“还有比你更聪明的孩子吗?”员俶回答说他的表弟李泌年方七岁，才学比自己更高。玄宗立刻派人飞马把李泌接来。这时玄宗正与燕公张说对弈，便让张说以象棋为题，试试李泌的才学。张说出句道：“方若棋盘，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

李泌稍加思索即对：“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

玄宗听后觉得答得别致，寓意深刻，连忙把李泌抱在怀里说：“因为你年纪还小，如果七岁封官，不利于才智的发展。”接着又嘱咐李泌的父母要用心教子，使其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后来，李泌确实不负众望，大展经纶，成为肃宗、代宗、德宗三个朝代实际上的宰相。

有关励志的历史故事：死要面子,坏了大事

崇祯十五年,基于对敌我形势的分析,皇太极给崇祯皇帝写了一封长信,信中,皇太极表示愿议和通好。

不料,这一议和情况被兵部尚书陈新甲的书童误传了出去,众大臣纷纷上书弹劾陈新甲私定议和条款。迫于压力,崇祯皇帝将责任全部推给陈新甲,责令其悔过,后又将其处死。

直到亡国的最后时刻,崇祯皇帝才意识到“策辽事者,不宜战而宜和也”,可惜已经于事无补、无法挽回败局了。

其实,明朝在与后金的军事对峙中,不是没有看到议和的好处,也曾多次主动议和,但又多次破坏议和,以至于不可收拾。这是一种奇怪的结局,也是多种因素汇集的必然归宿。

首先,明廷上下缺乏议和的大环境与气氛。明朝始终未给议和创造必要的条件,朝野上下一直坚定地认为后金是国贼凶寇,必欲翦除、扫荡之,议和者被斥为是“顿忘国贼”,“损威辱国”,“诅师养寇”的祸胎,将“酿无穷之衅”。

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主持议和的人无一不身负恶名:袁崇焕以“谋款通敌”之罪被磔;钱龙锡以“密谋主款”之罪长戍不赦;陈新甲与清议和之事暴露后立遭杀身之祸。这种攻击、反对议和的声浪持久不衰,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任何议和主张都难以畅行。

其次,明朝的政治家们在议和问题上大都存在不切实际的想法。他们以为议和是明朝对后金的施舍和恩赐,对方必须就范,始终放不下天朝大国那种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架子。

明朝首次与后金议和时,袁崇焕对后金使者的“恭敬和顺,三步一叩,如辽东受赏时,并书封称大人”,很是欣赏、陶醉,进而错误地认为这是皇太极兵力不济,乞求休战的表现,并想趁机“而制其死命,俾不得再逞,以休息天下”。

再次,明朝皇帝对议和暧昧迟疑、出尔反尔。天启皇帝曾赞扬袁崇焕“战守可恃,操纵合宜,深慰朕怀”,当袁崇焕被攻讦去职后却说:“袁崇焕谈款一节,所误不小。”崇祯帝则更为恶劣,他最初谴责“袁崇焕托付不效,专事欺隐”,继而信其“引敌胁和”,加罪名处以极刑之后,又“以复仇为志”,一味地反对与后金议和,并严禁臣子与后金的一切往来。

所以,尽管陈新甲与清的议和,完全是在崇祯帝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但议和之事泄露后,崇祯帝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马上换了一副面孔,以陈“戮辱我宗藩”的罪名将其诛杀。面子虽然保全了,但明、清议和的大门又一次关上了。而这扇大门另一边的皇太极,对议和还是抱有诚意的,他甚至已经初步划定了两国的边境线。

一次很有成效的议和,一次可以改写历史的救国良机,却因为崇祯皇帝死要面子而草草收场。明朝的皇帝这时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他将为自己的出尔反尔付出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