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经典散文

发布时间:2017-01-12 11:44

丰子恺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之一,早在二十年代他就出版了《艺术概论》《音乐入门》《西洋名画巡礼》《丰子恺文集》《丰子恺散文集》等著作。他一生出版的著作达一百八十多部。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丰子恺经典散文,供大家欣赏。

丰子恺经典散文

丰子恺经典散文:半篇莫干山游记

前天晚上,我九点钟就寝后,好像有什么求之不得似的只管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到了十二点钟模样,我假定已经睡过一夜,现在天亮了,正式地披衣下床,到案头来续写一篇将了未了的文稿。写到二点半钟,文稿居然写完了,但觉非常疲劳。就再假定已经度过一天,现在天夜了,再卸衣就寝。躺下身子就酣睡。

次日早晨还在酣睡的时候,听得耳边有人对我说话:“Z先生来了!Z先生来了!”是我姐的声音。我睡眼蒙胧地跳起身来,披衣下楼,来迎接Z先生。Z先生说:“扰你清梦!”我说:“本来早已起身了。昨天写完一篇文章,写到了后半夜,所以起得迟了。失迎失迎!”下面就是寒喧。他是昨夜到杭州的,免得夜间敲门,昨晚宿在旅馆里。今晨一早来看我,约我同到莫干山去访L先生。他知道我昨晚写完了一篇文稿,今天可以放心地玩,欢喜无量,兴高采烈地叫:“有缘!有缘!好像知道我今天要来的!”我也学他叫一遍:“有缘!有缘!好像知道你今天要来的!”

我们寒喧过,喝过茶,吃过粥,就预备出门。我提议:“你昨天到杭州已夜了。没有见过西湖,今天得先去望一望。”他说:“我是生长在杭州的,西湖看腻了。我们就到莫干山吧。“但是,赴莫干山的汽车几点钟开,你知道么?”“我不知道。横竖汽车站不远,我们撞去看。有缘,便搭了去;倘要下午开,我们再去玩西湖。”“也好,也好。”他提了带来的皮包,我空手,就出门了。

黄包车拉我们到汽车站。我们望见站内一个待车人也没有,只有一个站员从窗里探头出来,向我们慌张地问:“你们到哪里?”我说:“到莫干山,几点钟有车?”他不等我说完,用手指着卖票处乱叫:“赶快买票,就要开了。”我望见里面的站门口,赴莫干山的车子已在咕噜咕噜地响了。我有些茫然:原来我以为这几天莫干山车子总是下午开的,现在不过来问钟点而已,所以空手出门,连速写簿都不曾携带。但现在真是“缘”了,岂可错过?我便买票,匆匆地拉了Z先生上车。上了车,车子就向绿野中驶去。

坐定后,我们相视而笑。我知道他的话要来了。果然,他又兴高采烈地叫:“有缘!有缘!我们迟到一分钟就赶不上了!”我附和他:“多吃半碗粥就赶不上了!多撤一场尿就赶不上了!有缘!有缘!”车子声比我们的说话声更响,使我们不好多谈“有缘”,只能相视而笑。

开驶了约半点钟,忽然车头上“嗤”地一声响,车子就在无边的绿野中间的一条黄沙路上停下了。司机叫一声“葛娘!”跳下去看。乘客中有人低声地说:“毛病了!”司机和卖票人观察了车头之后,交互地连叫“葛娘!葛娘!”我们就知道车子的确有笔病了。许多乘客纷纷地起身下车,大家围集到车头边去看,同时问司机:“车子怎么了?”司机说:“车头底下的螺旋钉落脱了!”说着向车子后面的路上找了一会,然后负着手站在黄沙路旁,向绿野中眺望,样子像个“雅人”。乘客赶上去问他:“喂,究竟怎么了!车子还可以开否?”他回转头来,沉下了脸孔说:“开不动了!”乘客喧哗起来:“抛锚了!这怎么办呢?”有的人向四周的绿野环视一周,苦笑着叫:“今天要在这里便中饭了!”咕噜咕噜了一阵之后,有人把正在看风景的司机拉转来,用代表乘客的态度,向他正式质问善后办法:“喂!那么怎么办呢?”你可不可以修好它?难道把我们放生了?”另一个人就去拉司机的臂:“嗳你去修吧!你去修吧!总要给我们开走的。”但司机摇摇头,说:“螺旋钉落脱了,没有法子修的。等有来车时,托他们带信到厂里去派人来修吧。总不会叫你们来这里过夜的。”乘客们听见“过夜”两字,心知这抛锚非同小可,至少要耽搁几个钟头了,又是咕噜咕噜了一阵。然而司机只管向绿野看风景,他们也无可奈何他。于是大家懒洋洋地走散去。许多人一边踱,一边驾司机,用手指着他说:“他不会修的,他只会开开的,饭桶!”那“饭桶”最初由他们笑骂,后来远而避之,一步一步地走进路旁的绿荫中,或“矫首而遐观”,或“抚孤松而盘桓”,态度越悠闲了。

等着了回杭州的汽车,托他们带信到厂里,由厂里派机器司务来修,直到修好,重开,其间约有两小时之久。在这两小时间,荒郊的路上演出了恐怕是从来未有的热闹。各种服装的乘客──商人、工人、洋装客、摩登女郎、老太太、小孩、穿制服的学生、穿军装的兵,还有外国人,──在这抛了锚的公共汽车的四周低徊巡游,好像是各阶级派到民间来复兴农村的代表,最初大家站在车身旁边,好像群儿舍不得母亲似的。有的人把车头抚摩一下,叹一口气;有的人用脚在车轮上踢几下,骂它一声;有的人俯下身子来观察车头下面缺了螺旋钉的地方,又向别处检探,似乎想捡出一个螺旋钉来,立即配上,使它重新驶行。最好笑的是那个兵,他带着手枪雄愤地骂,似乎想拔出手枪来强迫车子走路。然而他似乎知道手枪耍不过螺旋钉,终于没有拔出来,只是骂了几声“妈的”。那公共汽车老大不才地站在路边,任人骂它“葛娘”或“妈的”,只是默然。好像自知有罪,被人辱及娘或妈也只得忍受了。它的外形还是照旧,尖尖的头,矮矮的四脚,庞然的大肚皮,外加簇新的黄外套,样子神气活现。然而为了内部缺少了小指头大的一只螺旋钉,竟暴卒在荒野中的路旁,任人辱骂!

乘客们骂过一会之后,似乎悟到了骂死尸是没用的。大家向四野走开去。有的赏风景,有的讲地势,有的从容地蹲在田间大便,一时间光景大变,似乎大家忘记了车子抛锚的事件,变成picnic(1)一群。我和Z先生原是来玩玩的,方事随缘,一向不觉得惘怅。我们望见两个时鬃的都会之客走到路边的朴陋的茅屋边,映成强烈的对照,便也走到茅屋旁边去参观。Z先生的话又来了:“这也是缘!这也是缘!不然,我们哪得参观这些茅屋的机会呢?”他就同闲坐在茅屋门口的老妇人攀谈起来。

丰子恺经典散文:旧上海

所谓旧上海,是指抗日战争以前的上海。那时上海除闸北和南市之外,都是租界。洋泾浜(爱多亚路,即今延安路)以北是英租界,以南是法租界,虹口一带是日租界。租界上有好几路电车,都是外国人办的。中国人办的只有南市一路,绕城墙走,叫做华商电车。租界上乘电车,要懂得窍门,否则就被弄得莫名其妙。卖票人要揩油,其方法是这样:

譬如你要乘五站路,上车时给卖票人五分钱,他收了钱,暂时不给你票。等到过了两站,才给你一张三分的票,关照你:“第三站上车!”初次乘电车的人就莫名其妙,心想:我明明是第一站上车的,你怎么说我第三站上车?原来他已经揩了两分钱的油。如果你向他论理,他就堂皇地说:“大家是中国人,不要让利权外溢呀!”他用此法揩油,眼睛不绝地望着车窗外,看有无查票人上来。因为一经查出,一分钱要罚一百分。他们称查票人为“赤佬”。赤佬也是中国人,但是忠于洋商的。他查出一卖票人揩油,立刻记录了他帽子上的号码,回厂去扣他的工资。有一乡亲初次到上海,有一天我陪她乘电车,买五分钱票子,只给两分钱的。正好一个赤佬上车,问这乡亲哪里上车的,她直说出来,卖票人向她眨眼睛。她又说:“你在眨眼睛!”赤佬听见了,就抄了卖票人帽上的号码。

那时候上海没有三轮车,只有黄包车。黄包车只能坐一人,由车夫拉着步行,和从前的抬轿相似。黄包车有“大英照会”和“小照会”两种。小照会的只能在中国地界行走,不得进租界。大英照会的则可在全上海自由通行。这种工人实在是最苦的。因为略犯交通规则,就要吃路警殴打。英租界的路警都是印度人,红布包头,人都喊他们“红头阿三”。法租界的都是安南人,头戴笠子。这些都是黄包车夫的对头,常常给黄包车夫吃“外国火腿”和“五枝雪茄烟”,就是踢一脚,一个耳光。外国人喝醉了酒开汽车,横冲直撞,不顾一切。最吃苦的是黄包车夫。因为他负担重,不易趋避,往往被汽车撞倒。我曾亲眼看见过外国人汽车撞杀黄包车夫,从此不敢在租界上坐黄包车。

旧上海社会生活之险恶,是到处闻名的。我没有到过上海之前,就听人说:上海“打呵欠割舌头”。就是说,你张开嘴巴来打个呵欠,舌头就被人割去。这是极言社会上坏人之多,非万分提高警惕不可。我曾经听人说:有一人在马路上走,看见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跌了一交,没人照管,哇哇地哭。此人良心很好,连忙扶他起来,替他揩眼泪,问他家在哪里,想送他回去。忽然一个女人走来,搂住孩子,在他手上一摸,说:“你的金百锁哪里去了!”就拉住那人,咬定是他偷的,定要他赔偿。……是否真有此事,不得而知。总之,人心之险恶可想而知。

扒手是上海的名产。电车中,马路上,到处可以看到“谨防扒手”的标语。住在乡下的人大意惯了,初到上海,往往被扒。我也有一次几乎被扒:我带了两个孩子,在霞飞路阿尔培路口(即今淮海中路陕西南路口)等电车,先向烟纸店兑一块钱,钱包里有一叠钞票露了白。电车到了,我把两个孩子先推上车,自己跟着上去,忽觉一只手伸入了我的衣袋里。我用手臂夹住这只手,那人就被我拖上车子。我连忙向车子里面走,坐了下来,不敢回头去看。电车一到站,此人立刻下车,我偷眼一看,但见其人满脸横肉,迅速地挤入人丛中,不见了。我这种对付办法,是老上海的人教我的:你碰到扒手,但求避免损失,切不可注意看他。否则,他以为你要捉他,定要请你“吃生活”,即跟住你,把你打一顿,或请你吃一刀。

我住在上海多年,只受过这一次虚惊,不曾损失。有一次,和一朋友坐黄包车在南京路上走,忽然弄堂里走出一个人来,把这朋友的铜盆帽抢走。这朋友喊停车捉贼,那贼早已不知去向了。这顶帽子是新买的,值好几块钱呢。又有一次,冬天,一个朋友从乡下出来,寄住在我们学校里。有一天晚上,他看戏回来,身上的皮袍子和丝绵袄都没有了,冻得要死。这叫做“剥猪猡”。那抢帽子叫做“抛顶宫”。

妓女是上海的又一名产。我不曾嫖过妓女,详情全然不知,但听说妓女有“长三”、“幺二”、“野鸡”等类。长三是高等的,野鸡是下等的。她们都集中在四马路一带。门口挂着玻璃灯,上面写着“林黛玉”、“薛宝钗”等字。野鸡则由鸨母伴着,到马路上来拉客。

四马路西藏路一带,傍晚时光,野鸡成群而出,站在马路旁边,物色行人。她们拉住了一个客人,拉进门去,定要他住宿;如果客人不肯住,只要摸出一块钱来送她,她就放你。这叫做“两脚进门,一块出袋”。

我想见识见识,有一天傍晚约了三四个朋友,成群结队,走到西藏路口,但见那些野鸡,油头粉面,奇装异服,向人撒娇卖俏,竟是一群魑魅魍魉,教人害怕。然而竟有那些逐臭之夫,愿意被拉进去度夜。这叫做“打野鸡”。有一次,我在四马路上走,耳边听见轻轻的声音:“阿拉姑娘自家身体,自家房子……”回头一看,是一个男子。我快步逃避,他也不追赶。据说这种男子叫做“王八”,是替妓女服务的,但不知是哪一种妓女。总之,四马路是妓女的世界。洁身自好的人,最好不要去。但到四马路青莲阁去吃茶看妓女,倒是安全的。

她们都有老鸨伴着,走上楼来,看见有女客陪着吃茶的,白她一眼,表示醋意;看见单身男子坐着吃茶,就去奉陪,同他说长道短,目的是拉生意。

上海的游戏场,又是一种乌烟瘴气的地方。当时上海有四个游戏场,大的两个:大世界、新世界;小的两个:花世界、小世界。大世界最为著名。出两角钱买一张门票,就可从正午玩到夜半。一进门就是“哈哈镜”,许多凹凸不平的镜子,照见人的身体,有时长得象丝瓜,有时扁得象螃蟹,有时头脚颠倒,有时左右分裂……没有一人不哈哈大笑。里面花样繁多:有京剧场、越剧场、沪剧场、评弹场……有放电影,变戏法,转大轮盘,坐飞船,摸彩,猜谜,还有各种饮食店,还有屋顶花园。总之,应有尽有。乡下出来的人,把游戏场看作桃源仙境。我曾经进去玩过几次,但是后来不敢再去了。为的是怕热手巾。这里面到处有拴着白围裙的人,手里托着一个大盘子,盘子里盛着许多绞紧的热手巾,逢人送一个,硬要他揩,揩过之后,收他一个铜板。有的人拿了这热手巾,先擤一下鼻涕,然后揩面孔,揩项颈,揩上身,然后挖开裤带来揩腰部,恨不得连屁股也揩到。他尽量地利用了这一个铜板。那人收回揩过的手巾,丢在一只桶里,用热水一冲,再绞起来,盛在盘子里,再去到处分送,换取铜板。

丰子恺经典散文:怀李叔同先生

他出身于富裕之家,他的父亲是天津有名的银行家。他是第五位姨太太所生。他父亲生他时,年已七十二岁。他坠地后就遭父丧,又逢家庭之变,青年时就陪着他的生母南迁上海。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奉母时,他是一个翩翩公子。当时上海文坛有著名的沪学会,李先生应沪学会征文,名字屡列第一。从此他就为沪上名人所器重,而交游日广,终以才子驰名于当时的上海。后来他母亲死了,他赴日本留学的时候,作一首《金缕曲》,词曰:“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年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哪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读这首词,可想见他当时豪气满胸,爱国热情炽盛。他出家时把过去的照片统统送我,我曾在照片中看见过当时在上海的他: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真是当时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这是最初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他立意要做翩翩公子,就彻底地做一个翩翩公子。

后来他到日本,看见明治维新的文化,就渴慕西洋文明。他立刻放弃了翩翩公子的态度,改做一个留学生。他入东京美术学校,同时又入音乐学校。这些学校都是模仿西洋的,所教的都是西洋画和西洋音乐。李先生在南洋公学时英文学得很好;到了日本,就买了许多西洋文学书。他出家时曾送我一部残缺的原本《莎士比亚全集》,他对我说:这书我从前细读过,有许多笔记在上面,虽然不全,也是纪念物。由此可想见他在日本时,对于西洋艺术全面进攻,绘画、音乐、文学、戏剧都研究。后来他在日本创办春柳剧社,纠集留学同志,并演当时西洋著名的悲剧《茶花女》(小仲马著)。他自己把腰束小,扮作茶花女,粉墨登场。这照片,他出家时也送给我,一向归我保藏;直到抗战时为兵火所毁。现在我还记得这照片:卷发,白的上衣,白的长裙拖着地面,腰身小到一把,两手举起托着后头,头向右歪侧,眉峰紧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伤命薄的神情。另外还有许多演剧的照片,不可胜记。这春柳剧社后来迁回中国,李先生就脱身而出,由另一班人去办,便是中国最初的话剧社。由此可以想见,李先生在日本时,是彻头彻尾的一个留学生。我见过他当时的照片: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夹在鼻梁上,竟活像一个西洋人。这是第二次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学一样,像一样。要做留学生,就彻底地做一个留学生。

他回国后,在上海太平洋报社当编辑。不久,就被南京高等师范请去教图画、音乐。后来又应杭州师范之聘,同时兼任两个学校的课,每月中半个月住南京,半个月住杭州。两校都请助教,他不在时由助教代课。我就是杭州师范的学生。这时候,李先生已由留学生变为教师。这一变,变得真彻底: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于仪表很讲究。虽然布衣,却很合身,常常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你可想见,他是扮过茶花女的,身材生得非常窈窕。穿了布衣,仍是一个美男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诗句原是描写西子的,但拿来形容我们的李先生的仪表,也很适用。今人侈谈生活艺术化,大都好奇立异,非艺术的。李先生的服装,才真可称为生活的艺术化。他一时代的服装,表出着一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各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判然不同,各时代的服装也判然不同。布衣布鞋的李先生,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时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认真。

我二年级时,图画归李先生教。他教我们木炭石膏模型写生。同学一向描惯临画,起初无从着手。四十余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描得像样的。后来他范画给我们看。画毕把范画贴在黑板上。同学们大都看着黑板临摹。只有我和少数同学,依他的方法从石膏模型写生。我对于写生,从这时候开始发生兴味。我到此时,恍然大悟:那些粉本原是别人看了实物而写生出来的。我们也应该直接从实物写生入手,何必临摹他人,依样画葫芦呢?于是我的画进步起来。此后李先生与我接近的机会更多。因为我常去请他教画,又教日本文,以后的李先生的生活,我所知道的较为详细。他本来常读性理的书,后来忽然信了道教,案头常常放着道藏。那时我还是一个毛头青年,谈不到宗教。李先生除绘事外,并不对我谈道。但我发见他的生活日渐收敛起来,仿佛一个人就要动身赴远方时的模样。他常把自己不用的东西送给我。他的朋友日本画家大野隆德、河合新藏、三宅克己等到西湖来写生时,他带了我去请他们吃一次饭,以后就把这些日本人交给我,叫我陪伴他们(我当时已能讲普通应酬的日本话)。他自己就关起房门来研究道学。有一天,他决定入大慈山去断食,我有课事,不能陪去,由校工闻玉陪去。数日之后,我去望他。见他躺在床上,面容消瘦,但精神很好,对我讲话,同平时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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