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财政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相应的措施.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当前财政政策的特点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当前财政政策的特点

在凯恩斯经济思想的主要影响下建立起来的现代经济学理论普遍认为：对任何经济社会而言，保持充分就业状态的宏观经济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事情，政府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由于这一经济理论的政治影响，目前大多数国家政府实际上都在以各种不同形式推行着审慎的财政政策，并加以其它经济政策的配合。所以，在各国政府的财政活动过程里可以找到许多共同之处，被看作是现代政府财政政策的一般特点：

一 以稳定经济为基本目标的财政政策

现代经济生活中，虽然政府的财政活动有助于各种目标的实现，但政府的能力、财力毕竟是有限的，而且广泛干预经济生活是要付出越来越大的经济成本的。所以，多目标的财政政策在特定时期里实际上只能以实现有限重要目标为主。就战后大多数国家政府的财政活动实践来看，现代财政政策多以稳定宏观经济为基本目标--经常性地保持国民经济处于低且稳定的物价水平和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状态。充分就业是指这样的一种经济状态，在现行劳动市场确定的工资水平下，每个愿意工作的人都能够找到工作岗位。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作为政府经济目标的充分就业则是指维持经济社会的失业率不超过社会可能接受的水平。例如，60年代美国政府把不超过4%失业率的国内就业状况就看作为达到了充分就业目标，后来这个指标有所提高，80年代上升为5.5%。

一般情况下，宏观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常态，经济衰退与经济繁荣状态总会交替发生，引发诸如就业不足、通货膨胀、投资波动、外贸失衡等严重经济问题。那么，解决问题的可能办法之一就是要求政府审慎地交替使用扩张性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来对商业周期进行人为的补偿。其可行性已经在理论上得到证明。交替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紧缩性财政政策来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成为战后大多数国家政府财政政策的共同特点，与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有效干预这一客观事实相一致。尽管有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财政政策制定往往以单纯刺激经济增长为目标，不过，随着市场经济机制作用的深化，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的成长、壮大，稳定宏观经济也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政府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各国政府在推行“稳定政策”时所采用的具体措施、干预重点、介入时间可能是不同的，但是这种政策的作用机制却大体相同。

二 以开支调节为主的财政政策

稳定政策的实施，要求政府根据对变化的国民经济形势所做的判断，相应调节税收收入或财政开支以影响经济社会的总需求。然而，为达到宏观经济稳定的目标，政府是要变动税收，还是变动开支，或是同时变动税收与开支，这往往成为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有关理论的分析说明：实施以开支调节为主的稳定政策，其政策效果相对要好一些。

理论分析进一步发现，和政府开支变动相比，(除了一次性总付税外)税收变动对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行为一般会产生两类经济影响，即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收入效应是指税收引起人们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减少，在其它不变条件下，造成经济社会购买力相应减少;替代效应是指税收引起人们经济行为的改变，即人们为了减少税负担而改变在可供替代的经济行为之间的选择。替代效应通常会改变经济社会原有的相对价格体系，导致人们为了减轻税负担而相应地调整各自的经济决策。这种经济行为的调整普遍带有不同程度的盲目性，在大多情况下会造成社会经济福利的下降。

基于以上认识，在实施稳定政策时，各国政府通常会尽可能地保持税收政策相对不变以减少稳定政策本身对宏观经济过程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但是某些国家的实践又表明：在开支调整的同时，适当地对税率进行“微调”可以减少预算盈余(预算赤字)给政府财政活动带来的压力。一般情况下，人们可以从政府财政开支总量的变化、开支结构的变化大体上推断出现行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主要影响，包括对国民收入变动方向的影响、对国民收入变动规模的影响、对国民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以及对促进经济长期增长因素的特定影响等等。

三 与货币政策联合运用的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是说一国的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控制、调节和稳定货币供给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措施总和。货币政策手段主要有：法定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

可以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结合，能够增强政府稳定政策的实施效果：一则因为市场经济本质上是货币经济，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双重均衡决定着国民收入的具体水平，直接作用于产品市场的财政政策不能在没有货币政策配合下达到它的政策目标;二则因为长期里连续使用，或偏重使用任何一类政策都会导致这种政策的效果下降，“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政府政策过程里依然发生作用。经验说明，两种政策之不同程度的结合使用或是可以更为有效地实现政府追求的某些社会、经济目标，或是可以减少单一政策运用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某种负作用。

至于，在宏观经济稳定方面，政府应该以推行哪类政策为主，至少在理论上是一个长期存有争议的问题。在凯恩斯主义看来，稳定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而在货币主义看来，则应以货币政策为主，并且两种观点都能够作出符合逻辑的理论论证。事实上，这是一个因国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的政策选择问题，不可能找到唯一的选择标准。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适当的财政政策依赖于现行的货币政策;反过来说，执行货币政策的当局在计划自己行动方面，也必须考虑到财政政策。”实际上，各国政府在解决各类宏观经济问题时也都是同时动用两种政策。

四 以赤字管理为重要内容的财政政策

近几十年里，世界许多国家政府在使用审慎财政政策过程中往往出现其开支增长经常性地超过其收入增长现象，进而产生财政赤字规模不断扩大且长期难以得到有效控制的问题。所说的财政赤字(fiscal deficit)指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差额，通常按财政年度计算，会计上一般将这个差额用红字表示。就财政赤字对社会经济发展本身各种影响而言，在未对造成财政赤字的正常原因和非正常原因进行明确区分情况下，一般不能认为任何性质的财政赤字肯定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如果按照赤字形成的原因对赤字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理，就是在财政政策决策过程中，加强预算管理，特别是加强对财政赤字的管理，还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财政赤字的消极影响而发挥其积极作用的。这是许多国家政府自80年代以来在推行审慎财政政策时，往往要把财政赤字管理置于重要地位，并予以极大重视的根本原因。

在财政赤字的管理方面，除了强调控制赤字形成原因、注重赤字弥补方式的选择以外，更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周期性地调整赤字规模，和在必要时强行降低赤字规模。某些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在推行审慎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可以在相对安全的幅度内周期性地变动预算赤字，这一做法一般不会给国民经济、社会生活带来明显不利的影响。如果短期内消除巨额财政赤字缺乏现实的经济基础，那么按照规定的时间表(如3-5年)将预算赤字降低到某一适度的水平还是可以做到的。

当前财政政策三大特点

十年再“积极”

上海证券报：此次积极财政政策与十年前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背景、条件有何异同?

贾康：受自然灾害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由繁荣期开始进入相对低迷的调整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已呈逐季回落的态势，但全年经济增长率仍将达到9.5%左右，应该说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仍是好的。同时，支持我国经济较快增长的长期因素依然在起作用：工业化和城镇化仍处于长期性加速期，将会继续推动投资较快增长;我国资金和劳动力供给比较充裕，技术进步明显加快，装备制造、电子通信、机电产品等高技术含量的行业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城乡居民巨大的消费增长潜力有待激活与释放等等，这些将使中国经济仍能继续保持8%以上的增速，如果宏观政策把握得当，本轮经济周期完全可以避免深幅调整。

此次积极财政政策与十年前的框架、逻辑都很相似，都是在自己主动“软着陆”过程中受到外部冲击的叠加而发生过快下滑，有必要实施宏观政策转型，但与十年前那轮积极财政政策相比，这次积极财政政策是在上次经验的基础上出台的，这次选择的重点比上一次更丰富，现在一开始就把基础设施和产业升级、技术改造、创新、民生事项通盘做了考虑;还有我们的市场条件比那个时候更有所完善和发展，所以在把政府政策和市场机制兼容等各方面有更好的客观条件。

刘煜辉：两次政策出台的背景不太一样，这一轮遭遇的是结构性危机，而不是周期性危机;是一次全球性危机，而不是局部性危机;这一轮危机是最近十年全球经济模式的一种反思，美国只消费，中国只储蓄和投资，这样一种搭配的经济模式，造成全球经济越来越失衡，越来越严重，最后只能以一种危机的方式来调节，而且危机覆盖面广，冲击大，G3经济体整体衰退。而1997年是一个局部危机，G3相对很强，主要是东亚一些国家，特别是四小龙受到货币攻击以后发生危机。

另外，现在中国本身结构也不太一样，十年前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远远比不上现在，那时出口也就占GDP比重的20%多，但今天，出口占到我国GDP比重的40%，所以这次全球性的危机对中国的冲击远远大于上一次。但两次政府出台积极财政政策，都是希望通过政府的投资刺激对抗经济的下滑，政策的选择理念两者没有差异。

两者投向上也有差异，1997、1998年主要是搞基建，公路和机场，这次主体虽然也是基建，但还是涉及了诸多政府提供基础公共品的领域，包括环保、安居工程，也涉及农村基础设施的薄弱环节，包括乡村公路。1998年，当时政府发行4000-5000亿元的国债，带动了大概两万多亿元的投资规模，而这次是4万亿，规模远远超过上一次。

刘恒：1998年提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妥的货币政策，要解决的问题是经济不景气。这次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比1998年要大，但这些年中国经济中首先实体经济发展比较快，使得我们抵御风险的能力比过去强了很多，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现在关键的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对外依存度太高，西方国家一旦金融危机发生会导致经济发展失衡，所以对中国的订单会减少。今年下半年，尤其是最后两个月，包括明年上半年，应该说是我们经济发展最困难的时期。因此今年我们的积极财政政策，包括在年底以前启动1000多亿，启动很多大项目，其实主要是针对这段时期的。

拉动效应看投向

上海证券报：您预计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对GDP的拉动作用有多大?资金将来源于哪些方面?

贾康：按过去的经验，1998年那轮积极财政政策对GDP增长的贡献是每年1.5-2个百分点，这一轮按经验来说，也可能差不多。

四万亿的资金来源中，政府财政资金约1.1万亿以上，有必要的话可以大幅度提高发债规模和赤字规模，但会控制在安全区之内。

袁钢明：如果积极财政政策投向的完全是中央长期、大型等大项目，只可能使得经济增长下滑，因为这种项目是远期有效果，5-10年后才见效。如果全部上大规模的大项目，那经济增长就可能下降到6%。

如果把钱全部用在因资金链断裂及市场波动造成的正常生产中断的项目上面，或者有市场需求但企业积极性不高的项目上，比如把财政投资用在廉租房和双限房等保障性住房上面的补贴上，使房地产商得到一些适当的利润，愿意去开发，那起到的作用会非常明显和迅速。如果把这4万亿元投资全部用到社会保障性住房和能够马上见效的项目上，经济增长马上就可以回到10%，而且他的好处很多。

以上属于两个极端，但如果长远的大型项目占一半，见效快的项目占一半，经济增长大概可以到8%。

至于四万亿的资金来源肯定要包括三大块，一个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第二个是银行配套贷款，而且是强制性的，第三是民间的或者企业。

积极财政政策并不都是中央财政的投资，还需要两方面的支持，一是地方财政的支持，地方与中央一样，一是增加税收;二是发行地方债券，但现在中国还不允许地方发债券。

刘煜辉：4万亿的投入短期内效果能够显现出来的，因为GDP是不核算效率的。按三大需求的话，投资要看每个季度政府能投入多少，现在投资增长一向保持在27%，虽然私人投资在下降，房地产投资在萎缩，但政府投资强力压下去的话，投资这一块本身可能掉不下来，甚至还可能上去。特别是在建项目，投资短期内的拉动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

至于四万亿元的资金来源实际上就是两个，主要就是发债，因为现在增加税收是不可能了，本身减税就是4万亿里的一个部分，特别是对企业的减税，通过增值税转型，包括很有可能对个人所得税减免，提高个税的起征点，可能也会进入4万亿的计划，在政府收入下降的情况下，支出大量增加，那唯一的途径就是发债了。

现在赤字率还不到1%，发债还有一定的空间，国际红线是3%。但也有一个隐忧，就是中国的显性负债率虽然只有GDP的30%多一点，国际红线是60%，美国是85%，但中国有庞大的隐形负债。中国个人养老金，包括医疗保险，这些都有大量多年积累的空账户，这些加起来可能有2-3万亿;还有地方政府隐形债务，包括教育、医疗、卫生和环保等方面，中国目前在这些方面支出是比较少的。

刘恒：这次投资并没有说地方拿出多少，中央拿出多少，方案最后实施，还要靠各地方政府、企业以及民间、金融等的能量共同启动。通常情况之下，大家都认为4万亿是中央财政拿的，事实不是。其实财政投资在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导向性作用，用15%的资金就足以激活整个经济面。

到现在为止，虽然说下半年我国的财政收入开始下滑，但是并没有造成财政支付的困难，毕竟上半年和去年我们还有节余。因此4万亿需要政府支付部分的资金已经准备好了。再加上这两年我们可以在各个方面节约开支，由政府启动部分的资金，比如说4万亿的10%、30%应当说2年的财政支付应该没有什么困难的。问题在于那些带动资金，比如说我们的启动资金是20%，还有80%还要来源于民间的，可能要发债券、企业增发股票、金融发放贷款，这些可能造成哪些方面的影响，我认为还是需要研究的。

基建投资比例不宜过高

上海证券报：您怎么看待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投向?

袁钢明：这次积极财政政策与上次不一样的，但被宣传的一样了，都是搞大型项目建设。十条措施里，第一条就是保障性住房，第二条就是农村的设施，第三条才是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但目前焦点都在关注铁路，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这是误读。

目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很少，现在省级的或者国家级的高速公路已经建成，县级的道路特别差，都是靠农民自己修，或者当地企业摊派。比如我调研看到的农村修建道路需80万，国家出20万，剩下60万农民每家每户都要出，很多农村除了道路不好之外，还有很多公共设施都没解决，比如吃水，卫生、农村电视转播、学校建设等，农村都差得很远，只有极少数示范县里有几个示范村，差距太大了。

我认为，应该首先改善农民的公共福利，第二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特别是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再增加对农产品的补贴，这也应该算到积极财政政策里面。这直接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通过消费才能把市场拉动起来，才能起到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

刘煜辉：未来中国经济根本任务还是转型，一句话，从过去依靠外需、投资拉动，向消费主导的经济体转型，这是比短期拉动要大得多的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能够解除老百姓不敢消费的后顾之忧，会比简单的基建效果要好。

基建属于资本密集型的项目，本身不怎么吸收劳动力，难以直接转变为劳动报酬的提高及消费和购买力的提升。但政府投资带动计划是否成功，取决于政府投资下去建了工程以后，未来能否带动消费，把私人投资带动起来，这样，政府所谓拯救经济的政策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就很可能给政府财政造成很大负担，直接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增加未来通胀压力。但如果真正把社保、医疗、教育这些空账户，该欠的补上的话，老百姓敢花钱消费的话，私人投资也就起来了，那即便外需不来的话，内需也能接下来，这是我们都希望看到良性循环。

如果是政府做主导投资，实际上是把政府的财务杠杆率做高了，因为前面欠的债没还。假设未来G3经济体没有走出衰退，到那时候投资计划已经执行了，政府的储蓄也花光了，债务的杠杆率也提高了，内需又没起来，消费没起来，转型又没起色的话，中国的经济体是挺担忧的。

上海证券报：积极财政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最需要避免的问题是什么?

贾康：需要注意的方面很多，首先是规划和基于可行性研究的项目选择，这是最重要的。同时还要加强管理，涉及工程施工质量、监理制度、招投标制度、防止资金被挪用、追求绩效，做事前、事中、事后的绩效评估。

刘恒：执行过程中要注意避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污染，以及能源紧缺、原材料枯竭所导致的副作用。回过头来看，上一轮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些政策还是值得推敲的。比如说，在经济发展总量提高的同时，我们对结构问题的重视不是很够。这是一个老问题，一说到紧缩，大家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家都一刀切，一说启动经济，大家又一窝蜂地往上上。也不管什么结构问题，经济效益问题。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会造成很多负面影响。所以我们这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要避免这种情况的产生。

坦率地说，今明两年投资所上马的项目，是不是都是国民经济、民生所必需呢?是否都经过科学论证呢?我个人觉得到这方面的问题一定要警觉。比如说机场的重复建设、高速公路的盲目修建，都可能造成效益不佳、浪费的情况，目前这种现象在体制上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项目上马前，应论证项目上马的科学性，以及所产生经济效益和成本回收期，还有预计到所造成的环境影响，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等，这都是需要研究的。按常规看，这么短的时间内，拿出这些项目，如果马上上马，进入实施阶段，可能会存在问题。所以我们在防止经济过冷的情况下，一定不能头脑发热，一定要注意它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如果项目负面影响不能克服的话，还不如不上马。否则，4万亿投资下去所造成的损失，可能和我们预期到的增长效益一样惊人。

关注地方财政状况

上海证券报：即将实施的财政政策，是否会进一步恶化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贾康：全国财政收入这几年增加的情况还比较好，去年的增长幅度达33%左右，今年1-9月份增长幅度仍有25.8%，总体而言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回调，这也表明我们经济基本面对于财政收入的支撑力仍然存在。尽管当前国内外环境变化对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构成了较大的下行压力，但是，估计今年全年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仍将在20%左右，还是比较好的状态。

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财政只会有帮助，因为地方政府可以得到中央财力的支持，比如说，他们一些需要建设的项目，可以在中央的支持下加快建设，他们也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得到更多中央转贷的国债资金，对地方政府来说，是增加资金可用量的一个机会。

袁钢明：江苏、浙江这些地方有钱，可以自己干，但稍微贫困一点的省呢?现在一下子那么多省都提出了几千亿甚至上万亿的投资，而省级政府提出来的之后，主要是自己出钱，钱从哪来?地方会把项目报给中央，让中央拨钱、给政策，让它少缴税，多搞信贷，多搞资本市场，但中央不可能全部批，中央只能批一小部分。

现在地方财政非常困难，比中央财政状况紧张得多，因为现在咱们国家的财政分配是中央占大头，但地方承担了公共支出的大头。地方的很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都要靠商业化的方式解决，地方财政对于非赢利公共设施项目的筹资能力很弱。所以要让企业成为投资主体，而且是盈利性的主体，政府财政对于微利或亏损的企业投资项目在后面稍微支持一下就行了，现在经济已经严重下滑，经济这么困难，政府财政资金最好用在急处，好钢用在刀刃上，最好用在支持企业积极投资方面。

刘煜辉：积极财政政策肯定会恶化地方财政状况，中国一般是这样，4万亿的盘子里，中央大概拿25%左右，剩下的75%要信贷和地方政府来筹措。但在地方“土地财政”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如果房地产预期下降的厉害，地方依靠土地财政就很困难，特别是安居工程对房价肯定是个下拉的作用，房价下跌，地价就下跌，势必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收入，所以从计划的执行来说也有隐忧。现在不可能回到97、98年，那个时候银行都是国有，政府可以开一个贷款办公会议，就可以把贷款从银行拿出来，但现在银行都股份制了，地方政府会受到很大的制约。当然，银行也会参与投资，但银行有风险的考虑，不会一纸行政命令就会把钱拿出来。

不过，现在中央提出可以让地方政府考虑其他的融资方式，比如发债，所以如果真正遇到地方财政恶化的问题，中央肯定会加快中央和地方的财税体制改革，多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