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多年的持续高增长速度,下面是由小编整理的有关经济政治论文，谢谢你的阅读。

有关经济政治论文篇一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摘要：构建综合指标评价体系，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1990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情况;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总体处于不断上升趋势;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主成分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11)04-0071-06

收稿日期：2011-03-10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9CJGZ68);山东省软科学计划项目“山东省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实证研究”(2011RKGB1017)

作者简介：朱启荣(1962-)，男，安徽巢湖人，山东经济学院国际贸易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与可持续发展。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增长十分迅速，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但是，我国经济基本上是一种“粗放型”增长方式，主要是依靠上新项目、铺新摊子、大量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实现经济的增长。这种增长方式虽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起到了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了投入大、产出少、附加值低、经济效益低下、资源消耗严重、生态环境恶化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为此，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变到以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1997年，党的“十五大”又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这些提法与要求对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一个较长的高速经济增长期。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新问题，党的“十七大”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为此，学术界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评价内容与评价指标等进行了研究。刘春宇和闫泽武[1]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自主创新、农业发展方式、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探讨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评价内容。崔立涛从经济增长质量、结构优化、科技投入、资源转化效率、环境影响、经济效率方面设计了评价经济发展方式类型的指标体系，并利用其构建的指标体系评价了浙江经济发展方式特点[2]。

现有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评价仅局限于我国个别省份的研究，至今尚没有人对近年来全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进行过评价;其次，已有研究构建的评价指标较少，而且又多集中于经济增长以及对资源与环境影响方面，而没有考虑改善民生等方面内容，因而，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丰富内涵;再次，缺少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本文将构建一套新的评价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标体系，对1990-2009年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情况进行分析，并对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政府管理部门制定相关政策，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理论与决策参考。

二、 构建评价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标体系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等方面定义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3]。据此，笔者从经济发展速度与稳定性、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发展对资源与环境影响、民生状况4个方面评价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情况。将经济发展速度与稳定性、经济结构优化视为“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它与“资源消耗与环境保护”、“民生状况”一起构成了评价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的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笔者构建了相应的二级与三级评价指标(见表1)。其具体安排是：“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一级指标包含“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平稳性”、“物价稳定性”、“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地区经济结构”与“收入分配结构”7个二级指标，这些二级指标均只有1个三级指标，它们是“经济增长指数”、“前后两年的经济增长率比值”、“CPI指数”、“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中部与西部地区GDP占全国GDP比重”、“收入分配基尼系数”7个三级指标。由于经济发展对资源与环境影响十分广泛，鉴于数据的可得性，笔者选择了“节约能源”和“污染物排放强度”作为“资源消耗与环境保护”的二级指标。其中，“节约能源”二级指标包含“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与“单位GDP能耗”2个三级指标，“环境保护”二级指标包含“单位GDP排放工业废气量”、“单位GDP排放废水量”与“单位GDP产生的固体废物”3个三级指标。“民生改善状况”一级指标包含“国民生活水平”、“国民享受教育程度”、“国民寿命”3个二级，其中，“国民生活水平”二级指标包含“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与“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2个三级指标;“国民享受教育程度”与“国民寿命”这2个二级指标均只有1个三级指标，它们分别是“国民人均受教育年数”与“国民人均寿命”。

三、 研究方法

(一)主成分分析法

从上文构建的评价经济发展方式水平的指标体系可以看出，该体系包含的评价指标较多，需要将这些众多指标的信息综合起来，得到一个综合指标，由此来反映被评价的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整体情况，然后，通过纵向的比较，可以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情况。综合指标评价方法普遍采用加权评估法，如常见的专家评分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等。由于各指标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因而，它们反映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重叠，主成分分析方法是一种通过降维技术，把多个具有一定相关性的指标约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统计分析方法，被广泛用于指标的合成[4]。该方法的优点是能够避免专家评分法、模糊综合评价法与层次分析法中评价者因知识结构、工作经验及个人偏好的差异影响[5]。因此，主成分分析方法是一种较理想分析方法。本文将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多个指标信息综合起来，得到一个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水平指数，由此来反映历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情况。

(二)分析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影响因素的方法

以科斯和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变迁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6，7]。索洛提出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新观点 ，揭示出技术进步的重要性[8]。新经济增长理论将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的定义扩展为人力资本投资，强调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9，10]。虽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着更丰富的内涵，但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方面，而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资源节约与环保等也有积极作用。因此，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助于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由此，笔者以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状况为自变量，以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数为因变量，建立线性方程(1)。利用该线性方程，检验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状况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的影响。

Z=α0+α1Y1+α2Y2+α3y3+εi(1)

等式(1)中，Z为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数，Y1、Y2和Y3分别代表制度变量、技术进步变量与人力资本状况变量，α0是截距参数，α2与α2是相关系数，εi为随机变量。

有关经济政治论文篇二

浅析中国经济与环境平衡的路径

【摘要】中国的经济腾飞是伴随着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失衡，而调整失衡需扭转居民意识，企业的发展模式和国家的环境政策，并在意识和机制的双重作用下才能起到有效作用。

【关键词】环境;经济;平衡路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经济腾飞。凭借GDP每年10%左右的增速，中国在2010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经济腾飞的同时，环境也以更快的速度恶化。工业的粗放增长造成空气和水质的污染，落后的农业特别是不合理地使用肥料也造成极为严重的土地污染。淮河水质恶化、生物灭绝、极端天气、沙尘暴肆虐、水土流失等环境问题凸显。人们创造了新的文明，却也在破坏存在了数千年的人与自然的秩序。目前所存在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相应地也不存在单一的解决途径，追求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注定只能是雾里看花。对于经济利益和环境友好追求的失衡必须得到扭转，而扭转是对居民的意识、企业的发展模式和国家的环境政策进行的扭转。经济社会中的参与者同时又都是环境治理的参与者，意识和机制的双重作用才能扭转这种平衡关系。

一、国际合作

地球因为动物的迁徙和大气、洋流的循环等途径，是一个整体。南美的热带雨林不仅是多种生物的家园，也影响着整个地球的温室气体的消化;北极冰山的融化不仅影响北欧和俄罗斯，它关乎每一个沿海城市的未来。所以环保需要世界范围内的交流。除了共享的地球环境作为外部压力之外，国家间对于环境治理的经验和效率不同也造就了国际合作的内生需求。如清洁发展机制，它是指一个发达国家通过用技术和资金投入的方式与一个发展中国家合作实施其温室气体减排的项目，其所实现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给提供技术和资金的发达国家缔约方用于履行其在《京都议定书》下的义务。中国的积极参与不仅能够有效地控制国内产业的碳排放量，更能够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二、环保产业

环境友好型企业能促进经济发展，更有助于环境的改观。政府应该多鼓励以经济利益为动力，兼顾环境的环保型产业发展，在这一点上作出更具意义的引导作用，同时对污染严重企业持慎重态度。我国东部的经济行为已为环境带来极大负面影响，在当今西部大开发的大战略背景下，环境相对脆弱的西部若重复东部发展之路，势必造成比东部更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且作为黄河、长江等水系的发源地，问题将被进一步放大。因此，环保产业的发展需要更加广泛和长远的考虑。

三、培育NGO

在美国，活跃着众多的NGO在社会中广泛地开展教育、环保等公益项目，是政府的“减阀器”和“稳定器”。这不仅填补了政府在社会某些方面的缺位，也通过精神动力的支撑完成了社会改造的部分任务，帮助NGO的参与者和接触者感受其奉献精神和责任。而中国普遍存在的资金和注册困难限制了众多的本地NGO的发展;中国NGO的受众多集中在大学生群体，不具备美国、欧洲等国家NGO的普遍性，中国NGO的规模和影响力明显偏小。因此，从政策引导到社会关注等方面，应该给予NGO，特别是热心环保事业的NGO更多的支持，使其能在中国社会充分发挥其应有效用。

四、提高政策执行力

中国曾提出“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口号。2010年，为完成指标，出现了工业拉闸、居民限电等为完成地方性节能指标的短期行为。不仅短期内影响了经济发展，长期来看更是对粗放经济的纵容，势必造成下一轮节能工作的难以开展。政策制定本意是实现经济对环境压力的释放，调正经济和环境的不平衡地位。但是，执行和监督不力等问题凸显，众多指标性政策终究只是口号。完成短期目标，不具备长期意义。“低碳经济”也不仅是对低碳的要求，更是实现经济目标的长期考虑。污水处理、太阳能系统等带来的不仅是低碳也是经济。政策应有长期的考虑，利用税收减免、政策绿灯等引导措施，积极推动长期有效性、实用性的绿色经济，并强化政策执行能力。

五、培育意识

意识影响行为，行为成就习惯，缺少主动性思想的行为是无力的。中国环境难题面临着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两方面的压力。为了实施居民生活和企业发展的环境改造需要更多环保意识的注入，中国的环境教育应从口号中解脱，放到教育系统中应有的位置。从小培养环保意识，在关注经济的同时，不乏对经济与环境关系的思考。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中国缺少正规的环境教育系统，现存环境教育分散且执行力差，缺少足够的社会关注度。虽然近年来公民环保意识已在提高，但意识转化成为行动力的效率较低，中国需要更多环保教育的支持。

六、健全机制

环境和经济失衡是系统性问题，社会机制的不健全则是系统性问题的原因，问题的解决途径必须改善整个系统才能产生积极效应。有效地监督机制可帮助建立起强大的执行力;社会参与机制也有利于居民意识和行动力的提升;环保合作机制则能缓解上下游地区间经济环境的矛盾。国家应该建立起更加有效的参与、监督系统和合作机制，同时利用适当的奖惩机制加以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