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离不开政治，政治在每个国家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等奖的初中政治论文，希望你们喜欢。

一等奖的初中政治论文篇一

中国政治发展路径浅析

摘要：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作为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一直得到广泛的关注，研究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Abstract：China serves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as different from the capitalist system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al development has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关键词：政治发展 政治发展与经济变革 中国道路

Key words：political development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change China road

一、政治发展理论的兴起背景和发展历程

政治发展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政治发展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的，广义的政治发展则是人类政治的一种确定不移的进步。作为狭义来理解政治发展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所伴随发生的政治领域的一些显著变化，比如制度化、一体化、政府效率的提高以及识字率等等。

政治发展这个概念最早是由麦克里迪斯提出的，他认为二战以后，新独立的国家面临政治体制的确立问题，应该从政治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政治发展(political development )作为政治学的一个范畴是60年代初首先在美国政治学界开始使用的。二战后广大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纷纷独立，这些国家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不仅决定着他们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而且也关系到西方国家的切身利益。即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的走向，和过去一样，将深刻地影响到主要发达国家的地位和政策。所以西方学者的热衷于对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独立后现代化趋势和进程的关注和研究，决非偶然。

60年代美国这方面大多数有影响的著作，其主流思想都是力图把新兴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和政治发展引向“西化”甚至“美国化”的轨道。西方政治发展研究在70年代把重点转向了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研究。但是到80年代研究重点重新回到向民主制过渡上。

二、政治发展的目标与政治参与

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和逻辑。有自己独特的目标和发展系统，并且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有极大的相关性。

(一)政治发展的目标

第一，政治一体化。政治一体化“涉及到权威的合理化，并以单一的、世俗的和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和种族的等等五化八门的政治权威。”权威的合理化也就是权力的集中化过程。因为“权威的分散与现代化是不相容的”，“现代化要求具有变革能力的权威”。

第二，政治制度化。“制度就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政治制度化代表着“社会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力量”。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都可根据其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四个方面来衡量。A.适应性与政治体系的功能有关。一个政治体系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越强，其制度化程度越高。反之，其适应性越弱，其制度化程度就越低。因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总是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动向，提出前所未有的任务，这就要求政治体系必须对环境保持足够灵敏的反应。B.复杂性与政治体系的结构有关。政治体系的结构分化程度越深，专业化程度越高，其发展程度越充分，它的制度化水平越高。C.自主性表示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度独立于其他社会团体和行为而生存的程度。在高度发达的政治体系中，政治组织享有的完整性是那些不发达的政治体制中的政治组织所不具备的。政治体系的自主性标志政治体系制衡机制的建立。D.内聚性。一个组织越团结，越具有内聚力，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相反，组织越不团结，其制度化程度就越低。政治体系的内聚性表征政治体系法制权威的建立。

第三，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的“中心程序是由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统治他们的领导人。”“公开、自由而公正的选举是民主的本质。”政治民主化意味着提高社会上所有集团参政的程度，政治参予的扩大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为推动经济发展，集权政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推进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同时可以放弃民主化的追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发展中国家迟早要走上民主化道路。民主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任务，现代世界的总趋势一直是民主政治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民主化是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趋势。

(二)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

一个政治体制稳定不稳定，依赖于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政治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是政治参与的发展超过了政治制度化的发展。如果要想保持政治稳定，当政治参与提高时，社会的政治制度化程度必须提高。“政治上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政治参与要求的扩大。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化方面的落后状态，会使对政治的要求很难通过合法的渠道得到表达，并在该政治体系内部得到缓解和集中。因此，政治参与的剧增就产生政治动乱。在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的关系上，亨廷顿明确用以下公式来表示：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

(三)经济变革与政治变革的关系

经济发展需要秩序。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集权政府可能比民主政府还有效。但是经济发展会促进政治民主化。世界上除少数几个像盛产石油的国家这样的富国之外，多数富裕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除极少数像印度这样的穷国之外，大多数穷国都是非民主国家。向民主化的过渡也常常十分集中地发生在那些达到中上收入水平的国家。经济改革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具有权威的政府，这意味着权威政府比民主政府能更好地推进经济改革，因为它们会更有能力抵制住公众的压力和既得利益对改革的反对。所以在经济变革与政治变革的顺序上，首先应是经济变革，其次是政治变革。这对于要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国家都意义重大。但是首先进行经济变革并不意味着无限期地延误政治变革，试图这样做的结果只能瓦解其政权的合法性。

三、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的多纬度考察

(一) 时间维度

如果仅仅从近代来说，中国的政治发展可以从1911年开始。之所以以这一时期为开端是因为这个时期中国开始走现代国家的道路。中国的传统社会走向消解，现代国家开始建立。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发展没有达到建立现代国家的目标，而且这时的政治发展采取了一种极端的做法，也就是彻底的抛弃中国文化，使中国的国家建制失去文化根基。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开始应该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二个历史时期。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任务是落后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达到民主的问题。这个时期的政治发展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发展上的意义是什么也就是在社会主义的逻辑下什么样的政治才是最好的政治。这主要是在同资本主义敌对的背景下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的思考。二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要理清人民民主和人民解放的关系。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对于民主贯彻的不好，以致于中国陷入灾难之中。政治发展的过程基本上中断。

第三个时期是1978年以后中国的政治发展。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整个轨迹是走向现代化。中国宪政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成长与中国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的成长相联系，与全球化的世界环境相联系。1978年以后的政治发展是一个积极的过程。

(二)空间维度

所谓的空间维度是把中国的政治发展放在世界政治环境中进行考察。

首先要认识东方落后国家的特性。也就是要对传统对政治现代化的影响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传统因素对现代化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东方的政治发展;二是与此同时，现代政治的发展不得不面对和重视传统的因素，不能轻易的加以抛弃。中国这一百年的政治发展都处于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对立中，中国政治的每一步发展都在否定传统政治，这样的一种态度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不利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借鉴欧洲的经验。对传统应该进行结构性的改造，而不是彻底的毁灭性否定。现代的政治发展一般都强调制度，制度决定论条件下现代国家可以否定传统社会的上层建筑甚至社会结构，但是这种制度不能否定人。这种改造可以改造人但不能改造“魂”，这样的一种改造必然打破社会结构自身的逻辑。这样就等于中断了历史。

二是要认识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性。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首要的任务是解决这么多人口的吃饭问题，这也是政治能力的首要体现。对于这样的社会，政治发展可以通过两条途径而获得：一是禁欲主义的，用强制的、配置的方式进行社会的稳定控制;二是人的欲求的自然满足，并且按照其自然增长而增长。中国选择走的是第二条道路，那么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发展。亨廷顿有过一个简单的公式：政治稳定=政治参与/政治动员，而中国面临的问题却复杂的多，中国的发展问题也与稳定相关联，那么在中国政治稳定=(政治参与/政治动员)+(经济发展/欲求增长)。这样的一个分析说明，中国保持政治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因此经济发展就成为最大的政治。通过这个公式也可以看出要保持中国的稳定，维持一种相对平衡的现状，中国的政治发展要持续，但是不能是急剧的，而只能是渐进式的发展方式。

(三)结构维度

所谓的结构维度是指政治发展是一个完成的体系，包括价值、组织和制度三个方面的发展。这几个方面中，关键的是制度建设。制度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是中国的制度成长遇到了价值、组织等方面的障碍。中国的价值层面上来说，还是侧重于对家族或者小范围的集体的认同，而缺少对国家的认同，认同体系的范围无法得到扩大，这样很多制度方面的建设就无法推进，这样的一种障碍与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有很大的关系。但如何处理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关系还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所以一种合理的价值体系的建设尚处于探索之中。组织方面，制度建设需要组织化完善的社会，但是中国的社会尚未实现转型，制度缺乏组织支撑。因此，中国的政治发展从结构上来说还不和谐，需要各个方面的推进，因此中国的政治发展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

(四)操作维度

在任何类型的政治发展中都存在国家、社会和政党的作用和地位问题。社会主要是侧重与民主自治和协调，国家侧重于制度建设而政党主要目标在于国家政权。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主要是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政党在这样的体制性框架下进行活动的。而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特殊性，中国的市民社会尚未形成或者说处于一种不成熟的状态，中国的法律体系是在执政党的带领下完善和发展的，中国执政党的地位是在建立国家的过程中确立的。因此中国的政治发展应该在社会和政党的推动下逐渐的进行积累以实现国家的成长。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政党的变革作为积累性的因素最后都反映在国家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上，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政党变革的推动作用也都是通过国家层面来实现的。所以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是社会和政党的发展，中国的政治发展应该走一条累计性的、渐进发展的道路而不应该通过破坏性的或者革命的方式来实现。

中国的政治发展所走的历程应该是从经济民主到社会民主再到政党民主最后实现国家民主也就是宪政民主.所谓的经济民主主要是指分权、市场经济以及产权制度建设，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已经向着经济民主前进了很大的步伐。社会民主总体上来说尚处于发育过程当中。政党民主有我国现实的道路。我国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确立有其特殊性，这样的地位的确立使中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缺少监督。因此，所谓的政党民主就是要限制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最后实现的是国家民主，也就是国家处于一种法律完备的状态，使国家的各项事务的运转不因为个人意志的改变而改变。

无论哪一个国家，也无论哪一个民族，或迟或早都要发展自己的政治文明。在这种全球性的发展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形成的将是一种全新的全球性的政治文明，它既不是哪一种地区性政治文明的扩散，也不是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模仿，而是各个地区性的政治文明共同做出的贡献。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都不能孤立地进行，都要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因此，“中国模式”必将具有良好的价值和广泛地存在空间。

参考文献：

【1】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

【2】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

【3】斯科特：《布莱克维尔政治社会学指南》，浙江人民。

【4】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

【5】亨廷顿：《现代化：理论与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

【6】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

一等奖的初中政治论文篇二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发端于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在萧公权、萨孟武等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中也都包含了政治哲学层面的研究，只是涉足不多且不深。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政治学被错误取消期间，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就失去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及意义，而附属于历史哲学层面的社会形态理论，主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选定思想家思想中体现阶级性及历史走向的部分议题为政治思想议题，其中就包含着政治哲学议题，譬如人性论及政治理想国等。随着政治学的恢复及初步发展，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渐次展开，但又总摆脱不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的阴影，从而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总是同各种各样涉及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的讨论混杂在一起，其研究方法则主要有文化哲学、历史哲学、哲学及历史学的方法。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现有研究成果体现两个基本研究思路：第一种研究思路较为看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普遍性特征，着力于发掘现代政治的传统政治哲学基础，论证现代政治的中国版本所必需的某些来自传统政治观念的支撑，竭尽全力论证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具有内在地转向现代政治哲学的可能性或已经有了某些现代政治哲学观念的雏形。第二种研究思路则较为看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特殊性特征，从思想与社会互动的角度，着力于分析其历史性的具体内涵及曾经产生过的社会影响，特别注意分析政治观念、范畴等在传统思想中的原始含义，即从原始的概念、范畴等的解释中整理出思想家阐明的原始思想事实，倾向于历史地具体地对待传统政治哲学的特殊性内容，其研究结果认为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就其历史内容而言并无趋向现代民主的趋势，在其已有的历史中也没有与现代民主和谐共存的经历，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也仍然较多地发生着阻滞民主发展的消极作用。

一、路径与特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范式

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有三种基本范式：

其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者从一般哲学的研究进入政治哲学的研究，比较注重概念和范畴等的解释和演绎，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框架，对中国传统哲学中政治意义明显的概念、范畴与命题等进行了初步梳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周桂钿教授。周桂钿教授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一书力图从范畴和命题的解释方面着手，研究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几对主要范畴或命题，其贡献及局限一如前述。通过研究，周桂钿教授提出了三点最基本的看法，即儒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政治哲学是儒家的中心，民本论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中心。周教授没有对政治哲学的概念及研究对象与方法等进行描述式的处理，而只是将传统哲学中政治性内容进行了罗列或排比，既没有回到思想现场进行思想事实发掘，也没有着力于概念、范畴、命题、判断及推理等的系统分析，结论虽缺乏政治哲学研究所要求的近乎苛刻的严谨与缜密，但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其二是结合中国社会近代化或现代化问题，主要从民族文化自尊和历史发展普遍法则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某些范畴进行了历史哲学的解释，其主要的代表是李存山。李存山等主要是通过民本与民主关系的讨论，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局部进行了重点探索，意在寻求中国政治民主的内在依据或源头活水，着力在中国古代寻求民主思想或民主思想的萌芽等。张岱年的《黄梨洲与中国古代民主思想》一文指出，“中国自殷商以来没有民主制度，但在学术史、思想史上也还是有民主思想的。……中国在先秦时代就已有了民主思想的萌芽。”四李存山认为黄宗羲思想是“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李存山的结论至少有两个基本的片面性。一、他的研究模式属于“六经注我”，既不太关注黄宗羲等人的原始思想问题，也没有触及到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纲领性概念，而过多地关注与同时期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比较，过多关注梁启超等人承认的黄宗羲思想对他们接受民主思想的所谓影响。二、他对现代民主的发生与传播机制缺少必要的了解，不仅置民主观念的悠久历史于不顾，而且还把民主看作任何民族都可以在某个阶段自然形成，从而确定中国的民主也可以在某个阶段通过思想家的努力，在没有任何民主思想资源及制度资源的情况下出现，断定民本可以自然而然地冲决君主制的束缚而走向民主。

其三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研究者从政治思想的研究中逐渐衍生出政治哲学研究，注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概念、范畴、命题和判断等的社会学或历史学解释，其主要代表是刘泽华。刘泽华继承了萧公权的研究传统，在政治观上率先突破僵化的阶级政治模式，能够“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就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要概念及范畴等进行了社会分析，并描述了主要概念之间的必然联系，揭示了重要政治判断的普遍社会影响力，其中对纲领性概念的关注使之更接近政治哲学探讨问题的方式。

国外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主要有三种范式：其一是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为代表的历史哲学式的研究，注重挖掘晚明以来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意义，力图将中国思想或社会的近代化看作是传统社会主要成分的内在延续，其研究风格和旨趣与李存山等比较接近，旨在寻求东亚现代化的内在依据。他认为李贽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重要过渡性人物，将近代思想在中国的展开描述为一定肯定人欲的过程，并整理出了一个从李贽到孙中山的近代思想的发展线索，再结合他视域中的明清之际以来反专制思想中的地方自治，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近代是可以在其文明的进程中内生。

其二是以牟宗三、杜维明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中国政治哲学研究，他们以儒家传统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化为题材，探讨了中国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意义，尝试将儒家传统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进行嫁接，提出了“返本开新”、“新外王”等理论，对于探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如何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具有重要借鉴价值。杜维明极力推崇现代民主而反对传统专制政治，认为儒家思想中确实存在着为君主专制服务的成分，主张继承儒家的同时还需继承批判儒家的五四传统，唯有如此，才能找出儒家思想中与现代民主相适应的普遍部分。杜维明认为宗教伦理层面的儒家学说具有超越历史的普遍性，不仅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民主的伦理基础，确保民主政治的中国属性，而且对其他文明如西方文明解决伦理危机也有重要意义。海外新儒家面对的是民主政治已经成功植入之后的民主政治与东方伦理的关系问题，并着力于寻找中国儒家伦理中能与民主政治相融通的部分，并且从有利于民主政治的方面发掘、解释和论证了儒家伦理的普遍意义。处理两者是否相融通的问

题远比处理发生学意义上的两者关系问题简单，而且也可以主要用逻辑分析的抽象分析方法，从儒家伦理中抽象出具有普世价值的观念成分也未尝不可，毕竟中国不可能完全西化，特别是在宗教层面，而儒家伦理中的宗教层面如确实在逻辑上与民主 政治相融通，那么在观念上把两者逻辑地 联系起来也不是绝对无益于 社会，起码在民主政治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可以让它更加民族化。其三是美国和西欧的海外汉学家，以现代化为主要问题，探讨了中国传统政治及政治 哲学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不良或不利影响，其主要代表是列文森。列文森注意到了传统政治 文化的形成受到了儒家、道家及法家等的影响，但他否认了儒家等传统政治观念能够顺利生出现代政治观念。

尽管上述范式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都极为相信自己研究的必要性及正确性，但各自得出的结论竟至于截然不同。这一方面是由于其研究方法及价值取向的迥异，特别是在中国民主如何发生及处理民本与民主的关系上，方法与价值取向对于结论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在没有民主 实践并没有民主思想资源的情况下，中国的民主思想如何独立开始其形成的过程，是个颇为关键的问题，窃以为从思想到思想的文本研究及抽象推理难以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特别是当我们全过程地追踪了“民主”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含义演变后，大概才能在民本与民主的关系上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另一方面，研究者关注点不同，双方在定性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为君主专制主义上并无太大分歧，在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批判及反对态度上也颇为接近，但一方关心的是民主在中国如何发生的历史发生学问题，以便进一步确认民主在中国 发展的观念条件，立足于反对现实的封建主义，而另一方则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基础上关注民主如何中国化的问题，关注民主扎根于中国本土所需要的本土观念基础等，并注意发掘传统政治文化中能够与民主融通的普遍内容，积极寻求中国思想的世界贡献。从国内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现状来看，关注民本与民主的关系，力图说明民主怎样产生的发生学的问题在研究中占有压倒性绝对优势，而海外的研究则或比较关注传统政治观念在现代的适应问题，如新儒家，或比较关注中国政治观念如何在应对西方的挑战中克服传统观念的影响而形成现代政治观念的问题。

民本与民主的关系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中心议题，而此中心议题的解决则必须以从政治哲学上清理传统民本思想中的核心性纲领性概念的具体内涵及其相互逻辑关系为前提，即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纲领性概念进行逻辑清理，把握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整体性的共同框架，已经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关键。

二、观念史方法：从政治思想史到政治观念史

观念史研究方法在国外的政治思想研究中已经得到有效 应用，以赛亚·伯林的政治思想研究采用观念史研究方法已经成了观念史研究 的方法典范，其以观念史方法研究政治思想的结论已经产生重大社会影响，并带动了更广大范围的观念史研究。早在1969年，昆廷·斯金纳就 发表《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一文，就观念史方法在政治思想研究中的应用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重要见解。他说：“观念史家的任务应是研究和诠释经典文本。撰写这种历史的价值在于：那些有关道德、政治、宗教及其他类型思想的经典文本以‘普遍观念’的形式包含着一种‘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智慧’。这样，我们可望直接从研读那些有着持久相关性的‘无时间性的成分’中获益。这就进一步向我们表明：接近那些文本的最佳途径是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每位作者就某一‘基本概念’以及道德、政治、宗教、社会生活中的‘永恒问题’都说了些什么。

也就是说，在阅读经典文本时，我们必须准备好将其视为‘似乎是出自一位当代人之手’。最为根本的是这样一种研究路径：仅仅专注于他们的论证，并考察他们在那些永恒的问题上告诉了我们什么。”他提醒研究者说：“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用以表达我们观念的术语的意涵有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这就使得那种有关著作家就某一观念的言论的描述可能会对理解文本的意涵产生误导。”观念史方法的应用基础就在于：一个文本或思想只有通过考察和分析它的历史语境才能得到理解，在这个语境中，作者所说的问题永远具有特定的历史针对性和意义。昆廷·斯金纳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的分析方法是典型的观念史方法。他尽量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首先论述我认为是他们最初 写作时所处的和所服务的社会的有关特性”。因为“政治生活本身为政治理论家提出了一些主要问题，使得某些观点看来成为问题，并使得相应的一些问题成为主要的辩论课题”。他还强调要“考虑一下构想出这些主要文本的知识 环境，即在此之前的著作和所继承的关于政治社会的假设，以及比较短暂的、同时代的对于社会和政治思想的贡献的来龙去脉”，因为“在任何特定时期可供使用的规范词汇的性质和限度也有助于决定选择出具体问题加以讨论的方式”。昆廷·斯金纳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颇为关注近代政治观念(如国家等)的发生、演变与形成，典范性地运用了观念史方法。“我从13世纪后期写起，一直写到16世纪末，……正是在这个时期逐渐具备了关于国家的可公认为近代的概念的主要因素”，“在这个时期，从‘维持他的国家’——其实这无非意味着支撑他个人的地位——的统治者的概念决定性地转变到了这样一种概念：单独存在着一种法定或法制的秩序，亦即国家的秩序，维持这种秩序乃是统治者的职责所在”，“国家的权力，而不是统治者的权力，开始被设想为政府的基础，从而使国家在独特的近代术语中得以概念化——国家被看作是它的疆域之内的法律和合法力量的唯一源泉，而且是它的公民效忠的唯一恰当目标”。

观念史研究方法在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中实际上已经有了某种开始，只是还没有产生自觉的方法意识。与注重从宏观叙事与通过比较定性研究的政治思想研究范式相比，刘泽华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研究比较接近观念史的研究方法。他“的立论来自归纳法，所有的材料都是从‘母本’中梳理出来的，而且在解释和运用时也都以‘母本’的完整性为前提。……绝不抓住一两句话，离开‘母本’体系，推导和演绎出现代性的政治观念或理论。”从这样的“母本”出发，研究者就会比较关心思想家向他自己提出的问题，就会比较关注思想家对自己急于想回答的问题给出的具体答案，而不太关心思想家对我们想要追问的问题的答案，从而就会在政治思想史的资料整理中发现思想家们 热点讨论的问题，并进而发现思想家们在提问及回答方面表现出来的相同或不同点。刘泽华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中把历代思想家阐述的统治理论作为自己分析研究的主要对象，以还原思想事实为前提，梳理不同时代、不同流派杰出思想者的权力理论，清理主要的问题与答案，分析了纲领性概念的文本涵义。《君主名号穹庐性的政治文化意义》、《臣民卑贱论》、《君尊臣卑：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大框架——析韩愈、柳宗元的表奏》、《帝王尊号的政治文化意义》、《天人合一与王权主义》、《王、道相对二分与合二为一》、《王、圣相对二分与合二为一》等文章，都是刘泽华先生运用回到思想现场的观念史方法，分析

传统中国纲领性 政治观念的代表性文章。虽然刘泽华先生没有明确提出观念史研究方法，但其研究的范式以观念为分析单位，注重结合观念 环境向观念提出的原始问题，尽量展现观念的原始涵义，却很符合观念史研究方法的基本精神。我在《民本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新论》中，曾结合黄宗羲思想研究的现状，分析了宏观叙事范式的方法论缺陷，提倡回归思想现场，进行观念的研究。“政治思想研究也要采取回到现场的独特视角，从政治思想提出或涉及的具体政治问题人手，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客观公正地描摹和评价政治思想的内容。”

与传统思想史研究从研究者的生存环境、知识背景及疑问出发不同，观念史研究方法突出了研究对象的生存环境、知识背景及疑问等，从而在范式上表现出三个最主要的特点：其一，观念史研究突出思想事实的原始涵义，采取回归现场的研究方法，还原思想家的 社会环境、话题及所提疑问，系统地叙说思想家的思想，还原思想家的思想逻辑，尽力摆脱研究者学科逻辑对研究对象的扰乱甚或重组。其二，观念史研究的关注单元是较为普遍的纲领性概念，其在历史上不仅经历了较为漫长的时段，而且还是思想家普遍接受的关于人、社会及世界的基本预设，这些预设的名词可能没有发生变化，但名词的内涵却随时代与学派而存在重大不同，历史地解释观念的涵义变迁是理解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路径，因此观念史研究能够避免思想史研究从概念到概念的局限性。其三，观念史研究注重将观念与社会 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但又不是简单地反映论，而是从社会客观向思想提出的问题及向思想提供的条件等来客观地分析观念的内容，强调社会条件对观念的根本制约，观念不会主动解决社会不想或没有追问的问题，观念内涵的变化也不会脱离原有知识话语的决定性影响。

三、观念的逻辑：中国传统政治 哲学的整体视角

观念史研究方法的运用，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关注单位变成了具有普遍影响的政治观念。观念史“所分析和揭示的……是往往不明言的、根深蒂固的和构成性的观念、概念和范畴的动机和隐蔽源头的来源和性质……我们利用这些观念、概念和范畴来安排世界，解释我们的大多数 经验，尤其是人类道德、美学及政治活动领域的经验，由此扩大我们的自我认识和我们对自己的创造性范围的自由的认识。”作为追求实现自己的历史创造主体，每个时代都是在一定观念的指导下进行活动的，因而每一个时代都有为数不少的普遍性的观念为人们提供社会活动的终极目的与普遍化形式的依据。

一个时代的预设性的政治观念总是针对着特定的根本政治问题展开的，它一般是追求对某一个根本政治问题的绝对答案，即给某个根本政治问题提供一个永恒有效的绝对解，以便提供合规律合目的的社会秩序及个人心态的普遍依据。这种预设性的政治概念一般都同时是某历史阶段思想 文化的纲领性概念。“任何一种成形态的思想文化都有一套纲领性的概念来表达和支撑，……那些正面的纲领性概念集中表达了真、善、美。”思想文化中的纲领性概念本质上只是万事万物合规律合目的的秩序排列的前提性预设，它既不能在经验中证实，也不能在经验中证伪，而只能甚至必需在经验中被优先接受，即纲领性概念是世界万物本体秩序的根本预设，而本体秩序的合规律合目的特征又要求预设的纲领性概念必须是一个关于世界的全称肯定判断。纲领性概念有两个基本政治功能，其一是纲领性概念的普遍性预设为政治世界提供必然的本体秩序，确认本体秩序的普遍形式;其二纲领性概念客观上总是站在有利于政治权威的位置，为政治权威及其对社会的控制提供必然理由，成为政治控制赖以实现的重要理论资源。

何兆武先生认为：“人文史……的全历程自始至终都是贯穿着人的目的的。……目的是历史中的人的因素，……物本身是不会创造历史的。……一切人文价值……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从科学里面推导出来的结论。它们是信念、是理想，而不是客观规定的事实和规律。……它们不属于科学实证的范围，是科学所不能证实或证伪的，却又是人生和人的历史所非有不可的东西。我们之需要它们，丝毫不亚于我们之需要科学。”政治作为人类创造历史以实现自身目的的有效手段，其 发展的轨迹及趋势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各个时代普遍流行的关于人类目的的制约，即人类怎样思考并定位自身的目的，政治就会努力实现某个目的，某个时代人们在目的方面的基本预设从根本上决定了政治的性质、形式、趋势及任务等。

观念史研究方法在政治思想中的 应用，即是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关于社会目的的基本预设上，重点考察某个文化背景下某个时代的普遍性目的预设，它们通常是一些以必然性概念、命题与判断等形式出现的观念共识。。观念史研究方法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应用，其实就是分析传统时代的观念共识中蕴含的确定普遍性内涵，并勾勒其内部构成部分的客观逻辑联系，整理在思想家们中流行的关于人的目的的预设。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必然性价值判断作为社会存在的目的预设，虽然大多是没有前提的绝对价值判断，适用于较长的历史时段，但其逻辑涵义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上却具有高度稳定性，而揭示必然性价值判断的逻辑涵义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 工作。观念史研究方法较为关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以必然性价值判断形式出现的必然观念，肯定观念在社会本体秩序的生成及维系方面的重要作用，并认为稳定的政治秩序建立在合目的合规律的本体社会秩序基础上，而本体社会秩序则根源于一套逻辑上自恰的必然性价值判断。这种逻辑上自恰的必然性价值判断还是一切政治判断及政治理想国追求的前提及最后归宿。“社会作为有机整体的维系者主要是观念，正是许多必然性的观念提供了社会持续存在的逻辑基础。……必然性观念不仅使人们普遍相信他们所处的社会的天然正当性，而且还会从必然性观念中延伸出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并通过观念的约束而产生普遍的行为标准。”“现实中的和谐社会都存在一套必然性的观念，这些观念由于彻底解决了人所以为人的许多根本性问题而成了某种不言而喻的绝对真理或先验命题。”

目的预设通常表现为必然性的价值命题，而价值命题的涵义变化就是价值思维的转型。作为目的预设的必然性价值观念的变化，乃是政治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可以作为衡量政治思想的时代属性的基本标准。“政治思想的本质、主题、主旨和发展趋向等均取决于其中的政治哲学，它由一系列具有必然性的范畴和命题构成，为政治社会设定了人们必须追求的必然政治目的和具有本体意义的普遍政治关系模式，是政治思想的骨架和灵魂……。”必然性命题作为社会存在的观念基础。它们对个体人、社会及政治的影响都不可回避地“具有必然性”，“它们一方面给人们提供了衡量社会公平与否的基本标准，另一方面又给于一切人以美好的希望，最重要的是这些观念不仅给了人们在历史老人面前的充分信心，而且也由此而获得了坚持和追求正义的必然理由，而正义也通过这些必然性观念具体地呈现给各个个体。”“任何一个成熟的社会都有一套这样的必然观念来系统地表达价值性判断，阐述社会的基本道义，将社会基本道义命题化，从而形成某

种形式的历史终结论。”“价值判断的必然性……在理论上和 实践上都树立了一套绝对的是非标准，并由此而逻辑地推演出了一个 社会及人的状态。西方 政治理论中人类个体及群体行为的当然元规则，就根源于一套逻辑上，自恰的必然性价值判断，而这套价值判断体现为本体社会秩序就是自然状态和自然法，而政治及群体都是本体社会秩序的载体，既根源于本体秩序，也体现并归宿于本体秩序，并须竭力维护和巩固本体社会秩序的当然义务。……一套逻辑自恰的必然性价值判断的逻辑组合，既是人及政治的起点、依据和标准，也是人及政治的目的性归宿。”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如果没有发生必然性价值判断的实质突破，就不会有真正现代的政治思想产生。

中国传统思想 文化的概念、范畴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 联系，梳理其逻辑联系可以整体性地了解传统思想文化体系。张立文先生在梳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概念、范畴等之间的逻辑关系上已经进行了很好的尝试，取得了积极的研究成果。他在初版于1981年的《朱熹思想研究》中反思 哲学史研究方法时指出：“近三十年来，对哲学家的思想，曾习惯地按其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伦 理学、历史观等方面，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虽是研究 工作的基础，是完全必要的，也取得了成绩，但停留在这个水平上是不够的。因为哲学家哲学体系的各个方面及其基本范畴之间，是紧密联系的，从而构成了一个整体。‘分门别类’的研究，往往于整个哲学体系内在的逻辑联系注意不够，而只有深入揭示某一哲学体系的内在逻辑结构或联系，才能如实地反映该哲学体系的本来面目。”张立文先生在《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中系统分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逻辑结构，示范性地使用了分析哲学体系内部逻辑结构的研究方法，并就分析哲学体系内部逻辑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观点。

他肯定了民族、时代或哲学家的理论思维体系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即范畴之间存在逻辑关联。“一个民族思想的、哲学的理论思维，一个时代的思潮或一个哲学家的理论思维体系，是由若干概念(范畴)来表达的，是由诸多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范畴间的逻辑序列或结合方式构成的。”张立文先生主张解析哲学体系的逻辑结构，要从哲学思想的实际涵义分析开始，注重思想事实的意义解析，而“不是从现成的原则、原理出发，也不承袭西方的分门别类，更不把中国哲学削足适履地去符合现成的原则、原理，而是从中国哲学的世纪出发，试图梳理和 总结出中国哲学固有的原则、原理、规律、方法。……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向中国哲学的内在世界探索，从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在一定社会 经济、政治、文化、思维结构条件下的结合方式和人类认识 发展史的角度，探索其逻辑结构的演变和发展，揭示中国哲学范畴横向联结和纵向承接关系，使哲学范畴的研究不停留在静态上，而在动态中上下求索。这种根植于中国哲学土壤上的哲学范畴逻辑结构的分析，可以在思维中再现范畴逻辑结构的具体形态，从而进一步揭示出中国哲学逻辑的结构。”“所谓中国哲学逻辑结构，是指中国哲学范畴的逻辑发展及诸范畴间的内在联系，是中国哲学在一定社会经济、政治、思维结构背景下所构筑的相对稳定的逻辑理论形态。”管同张立文先生研究的中国哲学一样，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当然也是由诸概念、范畴等构成的一个思想整体，这个整体同样也存在一个范畴的逻辑发展及诸范畴间的内在联系，并且也有一个在传统时代相对稳定的逻辑理论形态。

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也可以运用注重思想事实分析及概念、范畴之间逻辑联系梳理的逻辑分析方法，进行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逻辑演绎，再现作为整体思维框架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固有逻辑及其发展演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