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关于励志的名人故事都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的，那么关于励志的名人故事都有哪些呢?一起来看看吧。

关于励志的名人故事：智商是最不重要的素质

作者:施一公

我来讲讲研究生应该具备的素质。我先来说什么不重要：最不重要的素质就是你的IQ(智商)。无论什么学科，物理、工程、生物、文学，我认为最不重要的是IQ。我相信是这样。

那么，什么才是重要的?

第一，时间的付出。不要以为你可以耍小聪明，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有时候我很反感有些人说“我的成功完全是靠机遇”，这一定是瞎掰。我不信有任何一个成功的科学家没有过极大的付出。清华大学生物系系主任老蒲，在美国已是赫赫有名的终身讲席教授。他在美国时这样教导学生：“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最大的诀窍是刻苦，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我知道你们不能像我一样刻苦，但我要求你们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这意味着如果一天工作8小时的话，你要工作6天以上。你不要以为你早上8点去，晃晃悠悠做点实验，晚上8点离开就可以了。它只计算你具体做实验的时间，以及你真正去查阅和实验相关文献的时间，你的吃饭时间、查阅文献之后放松的一小时，都要去除。所以，一周工作50小时是非常大的工作量。如果你能做到，你满足了我的要求，你可以在实验室待下去;如果你不能，就离开实验室。”其实老蒲说的是大实话，是一个真正有良知的科学家说出的话。我想通过这个例子告诉大家，任何人不付出时间，就一定不会成功。

第二是方法论的改变。我的博士后导师是一位独树一帜的科学家，他只比我大一岁半，很年轻。我进入他的实验室之后，慢慢意识到，真正的批判性思维、真正的方法论是如何养成的。

我在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生的时候，老师讲，要读《自然》，读《科学》，要广泛阅读文献，知识面要宽广。我也是这样做的。到这位导师的实验室后，有一次《自然》杂志上有一篇领域内的前沿文章，我认真读了以后就去找导师讨论，可是导师说：“这篇文章我还没有读呢，读了以后再说吧。”过了一个月后我又读了一篇文章，又想跟他讨论，谁知导师脸一红说：“这篇文章我还没有读呢。”

后来有一次我大胆地问他，你读文章吗?他说他不读。我又问，不读文章如何养成科学素养?他说，科学素养的养成和科学史有关，和重大发现的数据源有关，与科学进展到最前沿的知识没有任何关系。最前沿的科学知识只是让你在做研究的时候知道，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你所处的境地是什么样的，你是否在做别人已经做过的东西，仅此而已。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多问为什么，不要简单地接受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你要挑战过去。

第三，建立批判性思维。除了方法论的改变，还包括挑战学术权威。我的博士生导师在33岁时已是正教授、系主任。他说他在晚上做梦的时候也在思考，他的每一天都充满思考。他经常说：“怀疑是科学发现的推动力。”

有一天我们开会，他看起来特别激动，说今天我给大家演示我的一个想法，希望大家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提出来。他开始写公式，满满一黑板的推演之后，一步步证明出热力学第二定律是错的。当时我们都震惊了。

后来，我在他写的公式里发现了三处错误，但我不敢提，再一想，那的确是错的，我哆哆嗦嗦地举起手，指出了一处错误。所有同学都说我错了，但是我们的小老板说：“我觉得一公讲得不错。”

在此之后，我们研究所的同事见到我便会主动跟我打招呼，这让我慢慢有了自信。这段公然鼓起勇气纠正系主任兼实验室导师的学术错误的经历，在我的科研路上给予我无限自信，至今对我仍有很大影响。

关于励志的名人故事：选择成为质数

作者:李静睿

今年奥斯卡大热的电影《模仿游戏》改编自安德鲁·霍奇斯所写的《艾伦·图灵传：如谜的解谜者》，一个数学家为另一个数学家所写的传记，两个人都是天才，两个人都是同性恋者。

看完电影之后好几天我没法从那种说不清是生理还是心理的不适中走出来，《模仿游戏》的片尾字幕上清清楚楚写着图灵对人类的贡献：“历史学家认为，英格玛密码的破解使二战至少缩短了两年，拯救了1400万人的生命。”但在战后不到十年，仅仅因为是同性恋者，图灵就被指控犯有“明显的猥亵和性颠倒行为”罪，而被迫接受化学阉割治疗，最后在屈辱和挫败中吞下浸透氰化物的毒苹果(由于苹果没有被化验，这一点事后没能完全确认)，年仅41岁。

在拥有大屠杀、大清洗和大饥荒的20世纪，图灵的死很难在残酷与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没有进毒气室洗澡，没有当众被斩首脑袋咕噜落地，没有吃过观音土饿成一张皮。不过是被注射了雌性激素，不过是影响了思考，长出了乳房。没有人要图灵死，但他只能一死。这个故事带给我最大的痛苦在于，它发生于20世纪后半叶的英国，一个我以为早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国家，一个一百年前约翰·密尔就写出《论自由》的国家。自1885年英国刑法修正案将男性间性行为定义为犯罪，至1967年，大约有4.9万名同性恋者依照英国法律被判有罪。这份冗长的名单中包括王尔德，他入狱两年，出狱当晚便前往法国，从此再没有回到故土。他的情人道格拉斯写过一首诗，名为《赞美羞耻》：“……我是羞耻，与爱同行……”

图灵喜欢王尔德。在二战中的一封信里，他引用了王尔德的诗：“人必毁灭他之所爱……懦夫献上轻轻一吻，勇者挥出锋利的剑!”图灵的剑就是如此，他以死亡换取尊严，在死亡中他表达了自己真正的内心：一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谁能说他不是一个勇敢的人?在众生昏迷了几十年后，一直到2009年英国首相布朗才对图灵案发表致歉声明，说“我们错了”。2013年，伊丽莎白女王为图灵赦免，以此对他前所未有的贡献表达敬意。

但这又怎样?图灵不见得需要来自权力的傲慢歉意。逮捕他的警察后来说过：“他是一个真正的异端……他真的相信他的行为无罪。”在被审讯的时候，图灵认真地向警察们指出，英国皇家委员会理应“将它(同性恋)合法化”，在给弟弟的信里，他也提到自己将要进行无罪辩护。在法庭上，和他一起在二战中为破解德军密码立下汗马功劳的休·亚历山大说，希望法庭释放图灵，因为他是英国国宝级科学家，曾获得大英帝国勋章。但我不认为图灵会喜欢这样的辩护，就像安德鲁·霍奇斯在图灵一百周年诞辰时所写的纪念文章中所言：“必须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才能被赦免身为同性恋者的罪孽吗?如果是这样，那多伟大才够资格?”我想图灵会说，我的无罪基于我理应无罪，而不是基于我的伟大。何况在当时，没有多少英国人意识到他们失去了一个怎样伟大的人，对他案件的报道远远多于对他死亡的关注，因为人们关心他人的私生活多过关心他人的命运。

如果认真读完《如谜的解谜者》，那种被电影敲打了两个半小时的痛苦会稍得缓解，因为图灵还有数学，这是他手中谁也夺不走的东西。被逮捕当天，他还在伦敦参加比率俱乐部的研讨会，并在会上大谈形态学，他稍后向出版社提交了关于黎曼函数计算的论文，并且计划在入狱之前解决曼彻斯特原型机实验的问题。图灵之所以在法庭提供的入狱和化学阉割两种惩罚方式中选择了后者，也是因为他想继续自己的工作。这一切正如霍奇斯在书中把图灵和奥威尔加以比较的那句话：“在他们的头颅中，都有那么几立方厘米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而且要不惜一切代价，抵御外部世界的入侵。”几年前有一本书叫《牛津迷案》，书中接连出现了那些人类数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毕达哥拉斯、费马、志村-山谷、最终证明费马大定理的怀尔斯、图灵。书中有个魔术师说，数学和魔法系出同根，很长时间内保守着同一个秘密。图灵选择一死，很大可能是因为他不能忍受化学阉割后自己创造能力的骤然减退，一如当不能使出Expelliarmus(除你武器咒)，孤独的哈利·波特就不再留恋麻瓜世界。

最近一期的《纽约客》有篇长文写数学家张益唐，他关于孪生素数的论文于2013年5月被《数学年刊》采纳，在数学界引起震动，但在此之前，没人知道他的名字，他已经年近60岁，一个对数学家来说几乎不可能再有任何成就的年龄。我对数学一无所知，但我在美国见过张益唐两次，我们有共同的好友，他就偶然被带到我们在纽约临时的家中。房间简陋，我去华人超市买了一大包洽洽香瓜子，一堆人不过是围着一张大木桌嗑了半天瓜子，喝20美元一两的铁观音。

见面前我偷偷搜索过他的名字，知道他博士毕业后多年找不到正式教职，最困窘的时候在赛百味打工，给中餐馆送外卖，写出那篇论文时他不过是一所不知名大学的临时讲师。但我们没有聊到这些，我们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肖邦，聊他如何在一个朋友家中的烧烤聚会时想到论文的关键思路。他跟我说，那篇论文有56页，全世界能顺畅看懂的人可能也就10个左右，语气平淡，却难掩骄傲。我努力从自己贫瘠的知识结构中搜寻出菲尔兹奖，问他：“你有可能得这个奖吗?”他说：“哦，不行，我太老了，菲尔兹奖只给40岁以下的数学家。”后来我回了国，我断续看到关于他的新闻：正式成为教授，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数理科学组院士，获得柯尔数论奖和麦克阿瑟天才奖。我为他高兴，却好像也不觉得这些荣誉有多么了不起。我见到的那个张益唐老师，并不是靠它们构筑自己的生命，宗教大法官和《小夜曲》带给他的力量，也许会大于麦克阿瑟天才奖。我想到那个中午，纽约正值初夏，我们走一条长长的下坡路去吃台湾菜，经过那些开满粉红花朵的树，在喝猪肝汤的间隙，他跟我说，自己一直过得挺好。我相信他的话，虽然孤独的质数只能被一和自身整除，但他们另有一个完整宇宙，万事万物不过围绕着他们醉心于创造的灵魂。福楼拜在信中说过一句话：“承受人生的唯一方式是沉溺于文学，如同无休止的纵欲。”就是如此，有些质数沉溺于文学，有些质数沉溺于数论，对于他们来说，试图创造的人生本就是一场快乐的无休止纵欲。

凡·高曾反复画过自己生活的小镇阿尔勒，如今它早因他获得盛名。然而当年他在那里收获的只是驱逐，没有爱，没有尊重，孩子们在街头追逐他，用石头打他，在潦倒不堪的一生中，他只卖出了一幅画。有一次，父亲问他，万一永远都画不好怎么办?他说：“我只能冒险。”我多次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