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是国之大事,关系国家的兴衰成败和民族的振兴发展。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国家安全教育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国家安全教育的论文范文一：浅析国家安全思想的哲理内涵论析

论文关键词：国家安全;西方政治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

论文摘要：在国际政治中，安全是一个基本的概念，也是一种基本的价值。国家安全思想是国际政治理论的重要内容。西方政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各自对“安全”思想内涵的理解不同。科学认识“安全”思想是研究国家安全的理论前提和基础。

十多年前，当东西方冷战结束，世界战略格局重组时，许多人曾预言，人类社会正在从非理性的对抗走向建设性的对话，从无休止的冲突走向互利性的合作，世界可能比以前相对安全。国际形势总体上趋于缓和，一度成为各国政治家和学者的共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同时，中国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和国际合作，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中国总的安全环境是好的。然而，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现实无情地昭示人们:国际形势空前复杂，人类社会很不安宁。中国的内外安全环境也已发生了新的变化，安全需求和压力在加大。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人了新的时期，新旧矛盾交错而复杂。中国加人WTO，既要参与又要改造不公正不合理的旧经济体制。中国经济要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贸易战。美国等西方国家继续对我进行“分化”、“西化”，进行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9·11”昭示恐怖主义危害上升，新世纪“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因此，在新的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重视国家安全研究，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全面应对新世纪的新挑战。

在国际政治中，安全是一个基本的概念，也是一种基本的价值。现实主义理论代表人物阿诺德·沃尔弗斯很早就提出，安全“是一种价值”，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起点”和“落点”。安全思想和国家安全思想在历史上的出现，相对于“安全”及“国家安全”概念，要早得多。早在中国古代重要历史文献《易经》中，就包含着安全的思想，其“泰卦”中的“泰”字，就有通达、安全之意。《易经》中还有这样的说法:“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尚书》也有类似的提法:“思则有备，有备而无患也。”

我们甚至可以说，有了人类就有了安全思想，有了国家就有了国家安全思想。所以说，国家安全思想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扩展的。国家安全思想又是一个相对的“文化”范畴，西方政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对“安全”思想的理解有很大差异。也就是说，不同的国家或国家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国家安全会有不同的认识，会追求不同的安全目标，采取不同的安全手段。

一、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国家安全思想

从词源上讲，“安全”一词来源于英语中的“确定”( sure)和法语的(suf)。在牛津大词典中，其定义为“拥有或足以提供信心，保障和确定的状态”。以此观之，免于安全之困就是拥有发现事物可预见性与认识客观事实的知识和信心。

在现代西方语系，特别是在英语语系中，安全的词汇有两个，分别是Security和Safety，含义都是免于恐惧担心和危险等的状态或感觉，即免于怀疑和不确定。在法语中，表示“安全”含义的也有两个词，即Security和surety，分别表示“感觉”和“状态”。综合来看，“安全”在西方语系中，也表达了两层含义，一种是主观感觉，一种是客观状态，即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动词“使安全”( to secure)最初也是用来描述人的，后来被用于国家。

现代意义上侧重于国家军事和外交含义的“安全”一词，只是到了18世纪末才被广泛地使用。当时理性主义和启蒙主义盛行，在霍布斯、卢梭和孟德斯鸿等人看来，个人出于寻求安全和自由的目的，通过契约结成国家来保障自身的安全与自由。

西方政治思想中，安全思想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是指个体的生命，心灵、躯体及其(主要就人类而言)外在所有物不受任何力量、特别是暴力的侵犯和损害。西方安全思想最早可追溯于作为西方政治思想之本的自然法(Natural Law)观念中，自然法是一切法律的依据，它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之上的。

国际法之父格老秀斯认为:“自然法的根本原则:一是各有其所有，二是各偿其所负。”还认为:“‘他人之物，不得妄取;误取他人之物者，应该以原物和原物所生之收益归还物主，有约必践，有害必偿，有罪必罚’等等，都是自然法”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不存在最高权威时，人处于“纯粹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 )”中，自然状态是这样一个王国，在这个王国中，人们只被强烈的自然情感所控制。

由于自然状态中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每个个体都会与其他人发生冲突，正如处于“自然运动”中的其他类型的自然体之间的冲突一样。由于这些原因，自然状态中的生活的确是“贫穷、鳗龋、残忍以及短寿”的，对权力进行角逐的斗争也是根本性的。因此，霍布斯形容这种自然状态是充满暴力和战争的无政府状态，是一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a war, as is of every man, against every man)”。所以，霍布斯最后认为:虽然有多种自然法的原则存在，如果没有某种权威使人们必须遵守它，自然法不过形同虚实，人们仍会互相冲突，安全仍不能得到保障。

因此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为了和平与安全的需要，在理性的启迪下，人们便订立契约，各人都放弃了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交给某人或某个集体，让他或他们拥有权威和力量来管理社会……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在这里，霍布斯指明国家创建的目的是在于维护和平与安全。

此后，洛克对格劳秀斯的自然法观念，进行了深刻的个人主义改造，也对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进行了攻击，洛克把自然状态看作是“和平、美好意愿、互助以及保存”这样一种状态，并认为，自然权利本质上有三种:生存权、自由权及财产权。洛克断言，人自己的财产权和尊重他人财产的责任同时存在，人的这些权利和责任的产生并不是利维坦所决定的。但是，生存和自由的权利不可能被证明，因为它们是显而易见的公理。由此，安全可以得到它最明确、最简洁也最基本的哲理界定:个人安全即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权利无虞侵害和剥夺，只要其实际行使不侵犯其他个人同等的当然权利;国家安全依照个人/国家之比拟，即国家安享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选择国内生活方式的自由，只要它同时尊重其他国家同等的当然权利;国际安全即在国家普遍安全的前提下，国际社会处于类似洛克式“自然状态”的那种和平、有秩序和较有道德的无政府状态。

英国学者曼戈尔德(Peter Mangold)在《国家安全与国际关系》一书中指出，从词源上讲，“国家安全”是个美国概念，尽管在第四任美国总统麦迪逊( J·Madison )的著作中可找到有关的思想，但它的出现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据他考证，“国家安全”的现代用法最早出现在美国报纸专栏作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1943年的著作《美国外交政策》( US Foreign Policy)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个提法才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常用的标准概念，成了取代诸如军事事务、外交政策、外交事务等较陈旧词汇的新提法。“安全”一词从指称个人的福利，转移到了国家的专利，个人反倒成了它的手段。国家利益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从罗斯福新政时指国民福利，发展到了冷战时期专指国家安全。

阿诺德·沃尔弗斯对安全作了这样的解释，他认为:“安全，在客观的意义上，表明对所获得价值不存在威胁，在主观的意义上，表明不存在这样的价值会受到攻击的恐惧。”也就是说，安全(security)通常是指没有危险，免于恐惧。安全指以下三种状态:一是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二是主观上不产生恐惧，三是后果上不蒙受损失，反之，都是一种不安全。具体到国家安全领域，安全就是指国家不存在威胁，免于恐惧，国家利益不受损失。

国家安全包括国家内部安全和国家外部安全。传统的国家安全概念主要是指国家的生存不受威胁。就国家外部安全而言，主要是指不存在军事威胁和军事人侵。可以说，战后至今在西方政治思想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视权力为国际政治本质的现实主义理论，是地地道道的国家安全观，即现实主义的均势安全观。现实主义的均势安全观，连同自由主义的制度安全观、建构主义的安全共同体观，是目前在西方国际政治领域主要存在着的三种安全理论。

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解体，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原来被冷战掩盖的各种矛盾日益凸现出来，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日趋复杂化、多样化。针对冷战后安全领域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非传统安全”和“新安全”的概念，以示区别于冷战时代的“传统安全”概念。“非传统安全”和“新安全”等概念的提出和思想的发展，大大丰富了国家安全思想的哲理内涵。这些概念涉及的很多问题尚无定论，甚至是学术界根本未仔细讨论过的，有待进一步探索与完善。

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阐述国家安全思想，但在他们的著作中却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国家安全思想内涵，如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社会主义问题认识等理论中，都包含着重大的安全意义;列宁在亲自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更是在多方面的理论论述中阐述了有关国家安全的思想，如国家理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理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新经济政策”理论等。

中国几代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中国面临的不同的国内外环境适时提出了不同的国家安全观。安全观是特定国家对自身所面临客观状况的主观认识，具体来说就是“国家对自身所处的安全环境和所面临的安全问题的感受，并基于自己的历史经验和文化思维分析结果所得出的主观看法。”

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所形成的关于维护国家安全的思想也是极为丰富的。他在冷战愈演愈烈东西方争夺最激烈的时期，强调我们的国家安全主要是政治上的生存安全。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是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形势相对缓和，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由此提出我们的国家安全是以重视经济发展为主的综合安全观。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可归纳为国家利益、经济发展、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国际和平等五个相互关联、逐步递进的逻辑层次，即维护国家安全必须立足于国家利益，要以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为固本之源，要努力维护政治安全、实现国内稳定，要提升军事力量、大力反对霸权干涉、维护国际和平。

冷战结束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世界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我国国内状况的实际出发，在继承前人关于维护国家安全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在“七一”讲话、杜尚别讲话、十六大报告等各个场合的论述，逐渐形成了“合作协调中的共同安全观”，即中国政府的新安全观。中国政府的新安全观，在安全主体上是主权安全，在安全内容上是综合安全，在安全途径上是合作安全;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和平的、合作的、普遍的安全观;它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中国政府的新安全观，是对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思想，主要是指国家(民族)层次上的安全，安全的基础是共同的安全利益、相互信任和经济发展。只有在双边以及多边的层次上不断推进平等对话，以平等协商的方式消除紧张局势，促进共同繁荣和稳定，才是解决安全问题的基本方法。中国政府的新安全观，强化了政治理想主义认识，代表了未来人类发展方向的崭新观念。而安全必须是各国的普遍安全。

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有享受安全的平等权利。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得不到安全，整个世界也就不可能安宁。这种安全思想，既不同于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念，又与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国家安全观有着本质的区别。新安全观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将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有机结合起来，既突破了传统的安全观，具有涵盖领域广、涉猎内容多的非传统安全的“综合安全”特征，又突出了主权安全在我国国家总体安全中的特殊地位，是既适应世界潮流又符合我国复杂环境现实的大安全观念，显示出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对全球化背景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既有着足够的重视，又绝不被西方的安全议题和价值取向牵着鼻子走的鲜明立场。

它不仅突出了经济安全在国家总体安全中的战略地位，而且还将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有机地结合起来，同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为基本内容的冷战思维针一锋相对。因此，它又是和平的、合作的安全观念。这种国家安全观念的实施，不仅有利于提高我国国家安全的整体水平，也必将有助于扩大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安全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结论

综上所述，西方政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各自对“安全”思想内涵的理解不同。科学认识“安全”思想是我们研究国家安全的理论前提和基础。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国家安全思想，不可避免的会带有西方的价值观。其中的一些内容，诸如推行人权高于主权、过分强调个人安全而忽视国家作用、利用个人安全来推广西方价值观和民主制度等，这对中国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所以，不能一味的按照西方发达国家所提倡的那样，抛开国家安全的作用，空谈“全人类共同安全”、“共同价值观”、“共同体”等，那样只会为西方发达国家以“人道主义”为借口，推行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创造机会和条件，最终会危害我国的国家安全。当然，以牺牲个人安全来换取国家安全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

因为在后冷战时代，由于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和兴起，与各种传统安全问题和矛盾交织在一起，往往造成个人安全与国家安全的不完全统一;在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并行不悖的处理好两种安全的矛盾，也是我们必须加以重视和慎重考虑的。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政府倡导的“新安全观”，正是在对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国家安全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思想进行有机综合的基础上的一种新型国家安全思想，某种程度上说是对西方安全思想的超越。这种新安全观，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个人安全与国家安全的矛盾，使二者在良睦的轨道上并行不悖，健康发展，有望成为国际新安全观的典范。21世纪的中国，将在新安全观的指导下，顺利构建安居乐业、国泰民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国家安全教育的论文范文二：关于韩非子国家安全思想探析

论文摘要：韩非子是先秦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和作品都给后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通过阅读韩非子的著述文章以及品味他的主要观点，从“安全”的涵义入手来界定“国家安全”的定义，通过对韩非子著作的研读，从中挖掘和梳理出其国家安全思想。政治安全方面，韩非子从“要在中央”的中央集权制和“权、术、势”的权术思想论述;法制安全方面主要从韩非子最为突出的“以法为本”的法制思想方面阐述;文化安全方面韩非子一直强调“以法为教”的教育理念;军事社稷安全方面韩非子则是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强调国家物质实力的重要性。

本文主要从以上几个方面来阐述韩非子的国家安全思想，从而对于中国的国际安全政策有两点启示：一是中国应该主要依赖于自身的国防军事建设来维护自己的和平环境;二是中国应推动国际安全制度和规范的建立，促进世界普遍和平的实现。

论文关键词：安全;国家安全;韩非子;法治

先秦时期我国社会政治思想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争艳的景象，这一时期也逐渐形成和沉淀出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精华，其中尤以儒墨道法四大流派影响甚大。在诸子百家中的法家学派的韩非子又因为博采众长，成为先秦诸子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的思想托起了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并影响了数千年的中国封建政治。

在前人研究韩非子的一些文献中，多是从法学的视角和层面来研究韩非子的思想的，比如对韩非子的“法”、“术”、“势”的思想体系，韩非子法学思想的研究等等，少有从政治学角度对其国家安全观进行研究的。鉴于此，笔者通过对韩非子文章的研读，试图从政治学的角度从不同层面对其政治思想特别是国家安全方面的思想进行研究，从中对我国当下的国内国际安全方面也有一定的启发和意义。

一、安全的涵义及对文中“国家安全”的界定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探讨安全问题首先应当弄清楚安全概念及在文章中的界定，这样我们才有了研究安全问题的基点和出发点。在古代汉语中，并没有安全一词，但安字却在许多场合下表达着现代汉语中安全的意义，表达了人们通常理解的安全这一概念。安全作为现代汉语的一个基本词语，在各种现代汉语辞书有着基本相同的解释。《现代汉语词典》对安字的第四个释义是：“平安、安全”。《辞海》对安字的第一个释义就是“安全”，并在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含义上举了《国策·齐策六》的一句话作为例证：“今国已定，而社稷已安矣。”

我们知道国家安全一词属于现代汉语的范畴，先秦并无此说法，但是国家安全的思想却是由来已久。其实，中国古代的王朝安危问题，亦涉及国家间的问题。虽然先秦国家的概念与现代国家的概念有一定的差别，但古今国际政治具有共通性。由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共主国、诸侯国和少数民族政权构成的国家行为体，它们已经具备了领土、人口、军队等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及拥有部分的对内与对外权限，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国家的本质属性。

在春秋战国这一四分五裂的动荡时期，各国所要解决的就是王朝存亡，国家安危的重大政治问题。当然，这里所讲的安全，与现代国家安全是有很大差异的，在此就不比较古今国家安全的异同。总之，先秦文化区域下的国家安全观指的就是先秦国际政治行为体之间为了弥补自身实力的不足，通过结盟获得更多的国家权力，实现该时期国际体系中力量结构的重新分化组合，以有效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一种国际政治理念。

二、从政治、法律、文化、军事和社稷安全方面分析韩非子的国家安全思想

(一)韩非子的政治安全思想

在政治主权极不稳定的先秦，韩非子极为敏锐地观察到了一个事实：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矛盾、斗争促使君主更加集权、专制，因此，极力鼓吹君主专制主义理论，促进了战国时期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发展。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韩非子极力推崇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对整个封建王朝有着深远的影响。

迎合了当时统治者的心理也有利于统治阶层的统治。这一制度措施对政治稳定起到了巨大作用，适合当时的动荡局势，有利的保障了国家的政治安全。在权术方面，熔法、术、势三者于一炉，权势不可借人，君主恃势不恃信，主有术而御臣，使术走向智谋状态。韩非的这些政治权术思想，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二)韩非子的法制安全思想

韩非子的法制思想是其思想体系中最突出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他认为国家安全和强大的出路就在于法制。他说：“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所以他不断强化法的公开性、公正性、统一性、稳定性、权威性，走法治之道。韩非子的法制思想对当时的秦国安内有很大的帮助，从制度层面上使国家机器具备了法律依据，更为重要的是给世人及早的灌输了法制理念，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深远。他不但强调国家实力是根本，甚至认为外交无助于国家强大。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1、以法律统一社会，强调法律的规范性。法可以作为规范社会的统一标准。韩非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2、用法律强制社会，维护法律的权威性。法家以赏刑为推行法治的二柄，主张刑多赏少，轻罪重罚。韩非说:“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韩非的“法”在名义上是赏罚并举，实际在运用过程中就是刑，即“杀戮禁诛谓之法”，“刑”成了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它只能由君主垄断。

(三)韩非子的文化安全思想

韩非子在文化方面强调“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韩非子反对和批判“私学成群”的儒家教育，主张和提倡“听吏从教”的法家教育，“废先生之教”，培养智法之士和耿介之士。“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生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提出了著名的法家教育纲领。所谓“无书简之文”、“无先王之语”，实质就是要废除、清算古代奴隶制的文化典籍和道德说教，特别是儒家所尊崇的礼、乐、诗、书和仁、义、孝、悌这一套东西，并从而实现韩非子的以法为教”的主张，其核心主张为“以法治国”。韩非子认为文化教育对一个国家的稳定发展和君主的统治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对国民进行教化，最终都是为统治阶级更好的统治服务的，也是为君主统治的国家稳定发展服务的。

(四)韩非子的军事社稷安全思想

韩非子在国家社稷军事安全方面的思想表现为“重农固本，强兵备战”。韩非子说“富国以农，距敌恃卒”，争于气力之世，明君必“务力”，“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养成“耕战有益之民”，以利驱人：耕者富，战者贵。韩非子非常重视人为在农业中的作用。韩非是一个“务力”的政治思想家，他反复奉劝君主要“明君务力”。

韩非认为，致力于土地的人就富有，致力于战场的人就强盛，不堵塞富强之道就可以称王。富靠农耕，强靠战事，只有耕战才能使国家富强，富强既是国家务力的结果又是国家务力的表现。无疑韩非子在社稷和军事安全方面的认识和思想对其国家的发展稳定有极大的力促作用。同时，韩非子是现实的物质决定论者，他认为人是自私的，因此争夺是不可避免的，国家只有强大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所以，相对实力是国家兴衰和国家间关系的决定性因素。韩非子对于社会冲突起因和国家间关系的认识都是物质主义的。

对于事关国家安危的战争问题，韩非子则不问战争的目的是否正义，而只关心战争胜负。他说：“战而胜，则国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虽有后复，莫大于此，万世之利奚患不至?战而不胜，则国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万世之利?”韩非子是那个时期最为独特和坚定的物质决定论者，从近代的国际关系学理层面来定位，韩非子堪称是先秦时期的现实主义大师了。

通过对《韩非子》五十五篇的研读，其中涉及国家安危存亡的句子繁多，并且已形成系统性的认识，从前文中韩非子在政治、法制、文化、社稷和军事安全方面的思想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在当时特定的时期和历史环境下，韩非子所服务的秦国的国家安全思想就是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下，对内安内，发展经济军事达到富国强兵，对外兼并其他诸侯国，以实现统一六国。其实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是如何把一个国家治理好。这些都是相辅相成，一脉相通的。

可以简单的认为治理好了国家就能实现国家安全了。当然治理国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在研读韩非子的思想时，总结出了其关于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治国方略。治国方略是治理国家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治理国家中的具有战略性的指导原则和全盘性的计划、方针、政策和策略。韩非的治国方略主要可以概括为：“循天守道、因情而治、赏罚依法、治吏引纲、务力耕战”。治国方略体现的不仅仅是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其实更映射出了其在国家安全维护方面的认识和措施方法。

三、启示和结语

本文从政治学角度出发，尝试用国际政治的视野来解读先秦时期那段最为动荡时期韩非子的国家安全思想。从中我们深刻理解了国家安全问题的致命性和在国际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对韩非子著述中的政治安全、法制安全、文化安全和军事社稷安全的分析，我们对韩非子的国家安全思想有了系统的认识，同时，韩非子的国家安全思想对于当今中国的国家和国际安全政策也有一定的启示：

(一)中国应该主要依赖于自身的国防军事建设来维护自己的和平环境。在和平观念还不能成为所有国家对外安全政策出发点时，在国际制度和规范还不能有效避免战争发生的条件下，中国只能以增强国防能力维护自己的和平环境。

(二)中国应推动国际安全制度和规范的建立，促进世界普遍和平的实现。国家安全问题从古至今都是我们政治学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国家安全问题也是伴随着国家的存在而始终存在的一个永久性的问题。我们对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不应该也不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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