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门销烟始自开，戒毒场所不会衰，吸毒吸得财散尽，家人离弃路人踹，骨瘦如柴行自倒，意志消沉站欲睡，若想弃前重美好，戒毒一定要做好。下面小编带給大家的是关于禁毒手抄报资料分享：

12月18日，清毒斗争席卷南京城，并波及沦陷区各大、中城市的广大青年学生。华东地区的镇江、扬州、徐州、常州、无锡、苏州、上海、杭州、芜湖、南通，华南的广州，华中的武汉三镇，华北的北平、天津，青年学生相继而起，横扫满天弥漫的毒雾。南京各校的青年学生更是再接再厉，在“首都学生清毒委员会”的领导下，乘风破浪，发动一击再击的多次战斗。其中成绩卓著的是搜查“白面大王”曹玉成的住宅和查抄大毒窟中央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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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历史：清毒巨浪滚滚向前

贩毒巨犯曹玉成人称“白面大王”，是南京市的一霸，他既是帮会里的大流氓，又是日寇宪特豢养的密探。他依仗日寇势力，与日本“宏济善堂”特货公司勾结，大量贩卖烟土、“海洛因”、“白面”等毒品，进行批量销售，大发横财。对敢于违抗他的人，就凭借敌特势力，加上“共产党”和“通新四军”等罪名，逮捕拷打，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但谁也不敢惹这个丰富路上出名的大毒枭。1944年一二月的寒假期间，“青救会”在中央大学宿舍组织了清毒运动“寒假工作团”，得悉曹的罪恶后，作出了查抄打击的行动计划，并联系模范女中办的“寒假生活营”，配合一致行动。查抄前，“寒假工作团”的厉恩虞派出王嘉猷等人前往侦察;“寒假生活营”则派出黄圭彬同学着鲜艳旗袍，化装成“摩登女郎”潜往曹宅。在摸清底细后，立即集合二百余名同学包围了曹家。开始曹以为有日本特务撑腰，谁也奈何他不得，装成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当从他家夹墙的暗室中搜出了大量的海洛因时，青年学生便一拥而上，把这个大毒枭捆绑起来，连同查获的毒品押到新街口，勒令他跪在孙中山先生铜像前，进行公审，国人皆喊该杀，当众焚烧了“海洛因”等毒品后，人山人海的学生和市民欢声雷动，将曹玉成押送交伪首都警察厅处理。汪伪政府慑于人民的压力与舆论，对曹犯下的滔天罪行，无法包庇;日本也因曹暴露了“宏济善堂”特货公司的丑事，正想把他当作替罪羊。1944年3月，曹玉成被判处死刑，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这一事件，轰动了南京城的各个阶层，特别是普通老百姓，真是人人叫好，个个称快。

突击大毒窟中央饭店。中央饭店是当时南京最豪华的饭店，是敌伪上层人员荒淫无耻的享乐场所，每天有无数敌伪官员出入其间吞云吐雾。“清毒会”得悉后，于1944年5月6日率领数百名青年学生前往突击搜查。学生队伍尚未赶到饭店，便惊散了吸毒的敌伪官员，狡猾的饭店经理江政卿见势不妙，也逃之夭夭。学生仍然冲入饭店，分层把守，逐层检查，终于查出私藏的鸦片烟土3000多两。在一家饭店中，竟收缴这样大量的毒品，也是清毒运动的一个重大胜利。

据有关史料介绍，学生清毒运动起来以后，汉奸内部发生剧烈争吵，在一次伪行政院会议上，周佛海集团中主管烟馆税收工作的内政部长梅思平，对林柏生大加指责说:“烟馆、烟行都是经过批准缴过国税的，政府有责任给予保障，你怎么鼓动学生去冲砸烟馆……下次再乱搅，我就下命令让警察来干涉。”林也知道把事情闹大了，他的本意只是想让学生上上街，游游行，喊喊戒烟口号，最多装样子砸几家烟馆，对 “CC集团”施加一点压力，分得一点好处，谁知竟闹成了轰轰烈烈的清毒运动，不但南京大闹，沦陷区各个城市也纷纷响应，闹到难以收拾的地步。但是，善于耍嘴皮子的林柏生，还是硬着头皮说:“这是青少年们自发地为社会除害，我不便阻止，你们说我在组织青年，惭愧得很，是青年组织我，不是我组织青年;是青年训练我，不是我训练青年;是青年领导我，不是我领导青年。青年们起来为社会扫除腐恶现象，那是他们的热血、热情和热力团结在一起，为了救国，为了救民，甘把热血洒在受了创伤的国土上。”(据周佛海集团核心人物罗君强的交待材料和汪伪行政院副秘书长巫兰溪的回忆)

林柏生这一番话倒是说出了南京青年学生清毒运动的实情。他永远不会知道，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广大青年中长期进行教育的结果。所以，抗战胜利后，审判汉奸林柏生时，林恬不知耻地往自己脸上贴金，说在学生清毒运动中他“功不可没”，是“林则徐第二”，这当然也只能成为历史的笑柄。

禁毒伟人：彪炳史册的功绩

40年代南京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清毒运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青年学生的斗争矛头，直指施行毒化政策的罪魁祸首——日本东条内阁和军部。种植、贩卖鸦片，是国际上公认的犯罪行为。日本政府干这种坏事，为了逃避罪责，一直是偷偷摸摸秘密地进行。他们暗地指派一日本浪人化名“李见夫”，拉拢中国败类盛文颐共同开设以经营毒品为主的“宏济善堂”特货公司。该公司名义上是一家民间公司，实际上是日本军部的毒化机构。青年学生开展清毒运动，揭开了“宏济善堂”的内幕，也把东条内阁从中攫取巨额经费揭露出来。一时舆论大哗，日本政府内部也骚动起来，东条内阁受到了国内外的反对与指斥。清毒运动开展后不久，日本国内就发生了“政潮风波”，即借以对东条大肆攻击，一些反对派国会议员列举种种事实，指责驻华日军贩卖毒品。此时在太平洋战场上遭到惨败的东条担心再引起中国占领区的大动乱，为了平息国内的舆论压力和减缓占领区中国人民的愤怒，东条叫大本营指导部部长篤发表一篇公开声明:“在华皇军绝不干预鸦片问题”，“宏济善堂”是中国人盛文颐主持的，“与皇军并无关系”。这一“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声明，欲盖弥彰，反而使人民进一步看清了事情的真相。1944年3月，东条又派他的亲信政信大佐，付予他很大权力，作为军部大员来华，对日军进行所谓“整肃军纪”，并着手结束“宏济善堂”一切活动和同意汪伪政府按学生要求禁毒。

青年学生的清毒运动，迫使汪伪政府假戏真演，不得不禁毒;日本在停办“宏济善堂”特货公司后，向汪伪政府表示放弃鸦片毒品经营，不再种植制造和输入毒品。这也是表面文章，暗里仍在干着偷运贩卖毒品的勾当，但终归不能像以前那样公开地干了，数量从此大幅度减少。汪伪档案史料证实，1944年3月以后，日本鸦片输入量减少60%以上。汪伪政权也迫于形势，接受青年学生提出的根绝鸦片毒品的要求，于 1944年3月正式颁布了禁烟条例，条例提出，禁止鸦片及一切毒品的种植、制造和贩卖;关闭所有制毒厂、所;各大、小城市开设之烟馆，一律闭歇;烟民办理登记，每月拨款一千万元作为南京、上海开设戒烟医院之经费，勒令烟民投戒，其余中小城市委托公、私医院兼办，从当年4月开始，限期三年禁绝，每年递减三分之一等。尽管这个条例由于汪伪政府的腐败，军警风纪水平的低下，不可能真正贯彻执行，青年学生提出的“根绝鸦片毒品”的要求是难以实现的，但历史证明，即使在敌占区，从此毒焰猖獗之势已大为收敛，社会上吸毒现象也明显减少，不再出现公卖毒品、公开吸毒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