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作为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对其他阶段的文学形式有所继承,并在继承基础上有了自身的发展,总的来说,当代文学的发展状态良好。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当代文学论文发表，供大家参考。

当代文学论文发表范文一：媒介变迁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关系

摘要：

媒介作为外部生存背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渗透和影响是不能回避的，现代文学的自身塑造和构建首先即是从报章开始。媒介既是物质的，也是文化的、精神的，在作为载体和中介之外，有其主体性，传递讯息的同时也在努力塑造并呈现自身形象。由此，它的形态及变迁关涉到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接受之调整变通。报章、广播、影视及网络等大众传媒的相继兴起，于文学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语境和共生现象，在媒介的冲击和推力下，需要对文学的存在加以深度思考。

关键词：媒介;形态;现当代文学;关系

“大众传媒在建构国民意识、制造时尚、影响思想潮流的同时，也在建造我们的‘现代文学’”[1]103，媒介作为外部生存背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渗透和影响是不能回避的，现代文学的自身塑造和构建首先即是从报章开始，“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媒介既是物质的，也是文化的、精神的，“现代传媒(媒介)具有物质形态和非物质的文化形态”[2]73，在作为载体和中介之外，本身就带有信息，有其主体性，传递讯息的同时也在努力塑造并呈现自身形象，由此，它的形态及其变迁关涉到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接受之调整变通。报章、广播、影视以及当下最具关注度的“数字化”新媒介———网络等大众传媒的相继兴起，于文学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语境和共生现象，构成了现当代文学存在的“场”。媒介以其特有的强大冲击和推力促使着文学观念、内容、形式及文学生产/传播方式、作家身份和读者/受众心态等的改变，因此，对现当代文学的存在状态(整体风貌与未来走向等)需要加以关注和探讨。

一、报章印刷与新文学构建

晚清与“五四”前后，民族先觉者们为寻求社会变革而触动文化并带来文化机制的变化，文学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最坚实有力的组成部分，并促成新文学与中国文学传统的断裂。在网络和广播、影视缺席的时代，报刊杂志处在最前沿，是文学作品传播的重要媒介形式，它们催生、哺育了新文学，并在一定程度与意义上决定了新文学后来的发展/走向。文学观念的变革与文体叙述的创新、写作者文化“身份”特征的改变等都离不开报章、书籍等现代出版业的繁荣。如文学观念变革的先驱者梁启超的“新文体”成就即与报刊密不可分，“没有大众传媒的发达也就没有梁启超”[3]17;另外，杂志和报纸副刊导致了职业作家和自由撰稿人的出现，“将作家从小作坊式的、自产自销的历史写作状态下解放出来，使他本人和其作品进入到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空间’之中”[4]3;还有，如陈平原先生所说，从明清版刻到近代报章，这一转折，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牵涉到传播形式、写作技能、接受者的心态、写作者的趣味等，实是关系重大。传统文人的著述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而现代作家的创作是“朝甫脱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天下矣”，文学生产及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报章对文学内容和形式亦有着重大影响，如报刊连载小说促使着作家调整笔墨以适应其特征，鲁迅的短篇杂文即为适应副刊需要而写成，小说从“说———听”转为“写———读”模式等等，使得读书人耳目一新的当时，既兴奋，也不无惶惑。“五四”一代的新文学后来借助《中国新文学大系》(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编纂完成了其自我经典化(总结与定位)，而此编辑设想无疑是现代编辑出版史上的一个成功的典型。从以上论述中可窥见报章媒介对现代中国文学进程的深刻影响：“可以这么说，现代(新)文学之所以不同于古典文学，有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方面的差异，但归根到底，现代文学与大众传媒的结盟，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1]103，而由此产生的文学活动特征一直被保留着，在当今印刷媒介世界里内涵基本没有变化。

二、冲击与合作：电子媒介与新文学传统

报章印刷媒介带来的是一种本源意义上的新质文学，是一个文学新纪元的开辟，而以广播、影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的兴起对此新文学传统构成了一种挑战，大众视听消遣方式代替了个人化文本阅读，使得文学的传播又发生了一场革命。“新的媒体(介)催生新的文学，每一次媒体(介)的革命都会引发文学的革命。同时，现代传媒也成为社会发展的文化中心，对社会的文化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既是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也是对社会的影响，特别是媒体(介)的商业化特征和政治化特征……”[2]159-160，广播、影视媒介的出现带来社会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变化，使文学开始与时尚/流行文化联系起来，并且逐渐娱乐化、商业化，文学的叙述方式、表现形式、接受观念等也随之调整和改变。声色震撼、感官冲击大有取代传统的阅读习惯之势：广播的直播让人感觉到与现实世界的“有距离的同步”，把静态无声的文字变成动态有声的语言来传播，带给读者以全新的“阅读”体验;而影视(尤其是电视，它更多占据日常闲暇时间)则是使文学图像化、商业化意味越来越浓厚，当然也改变了读者的趣味，使文学接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直观画面和身临其境感的喜爱与对快感和轻松娱乐文学的消费追求，取代了曾经的文学文本阅读的美感及愉悦，摒弃了深度思考。对此，很多熟悉或习惯纸质文学形式的文学研究者发出了意义复杂的叹惋———“文学终结论”，电子媒介的兴起引起他们对于纸质读物命运的担忧，对于文学命运转折的悲观，同时也在承认电子媒介对文学的巨大影响和改造。但实质应是“每种媒介都既有优点也有缺陷，所以……呈现出多种媒介并存的局面。……因此，说在电子媒介兴起之后，……并不意味着文学的真正‘死亡’，而是边缘化”[5]61，即印刷文学的中心地位遭到消解，需要调整文学叙述/艺术传达方式，寻找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的最佳结合点来应对紧逼的挑战;而且不可否认的是人类有着崇尚高雅和深刻的需要，不会止于浮光掠影式的感官满足，寻求生的意义和价值源于人的本性，文学恰是对生命/人性的洞察与领悟，即符合了这种需要。文学本身并不拒绝/排斥新的电子媒介，“在纸质书籍阅读已经大量减少、出版业萎缩、电子出版业超过传统出版业的前提下，电子媒介不失为一种有效的传播优秀作品的方式”[5]63，如何更好地借助运用它们并保持文学内在的艺术独立性/深刻性不为新媒介所“奴役”才是必须深思的重大问题。文学与影视的结合早在上世纪初就已出现，如作家田汉、欧阳予倩、洪深、张恨水、张爱玲等或参与电影创作，或对电影进行理论上的评论;后来一些经典作品如《伤逝》《林家铺子》《围城》等等被搬上荧幕，由此形成的人气聚集效应带来了纸质图书的再度热销，语言文字的独特魅力被重新欣赏;新近的如《白鹿原》《红高粱》《平凡的世界》等作品的影视改编和广播台有声阅读也使得很多受众在表层的视听图像艺术欣赏之后，选择重回文本感思作品的表意丰富性和艺术独特性。另外，有些作品则是通过影视播出后才为大多数人所知晓，比如六六的《蜗居》和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等;还有如韩寒、郭敬明、明晓溪、饶雪漫等人，更是借助影视使自己的作品“梅开二度”，由此带来印刷图书的畅销大卖，而这些也催生了影视文学。可以说，文学艺术是广播和影视艺术形式的基础，即文字语言绝不可缺席被取代，同时，电子媒介也大大拓展了文学的生存空间。虽然其中存在消极方面的影响，如影视改编与作品原意的大不相符;影视炒作现象使原作品的内涵意义夸大或缩小等等，但这些都不能掩蔽电子媒介对文学的强大整合作用。

三、契机与危机：网络与现当代文学

当下最具关注度的“数字化”新媒介———网络媒介的兴起，让文学走向了大众狂欢，众声喧哗。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智能手机等通讯工具的逐渐普及带来了“网络文学”这一文坛新现象，“这些依附于数字化技术的新媒介作品，对文学的嬗变形成了强大的推力，也对文学传统的历史赓续造成了新的变奏”[6]143，给当代中国文学带来一种新的冲击，也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相对于报章印刷、广播影视等来说，网络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媒介，它几乎囊括了前几种媒介的一切表现形式，可同时传递文字、声音、图像、动画等信息，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实时性、交互式、全球性等特点。其对社会文化生态的影响范围之广泛、变革之剧烈、渗透之全方位是前几次媒介革命所不及的。文学的存在方式自然就会大量转向“数字化生存”，几乎全部的原印刷文学作品(国内外)都被数字化复制储存在网络资源库中，网络原创文学更是难以数计，“读/刷屏”多于读书，纸与笔逊位于网络技术，使得文学的创作、阅读和传播方式以至作者身份、读者接受等又一次从媒介本体上发生重大转型与改变。关于网络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现已有很多评论，综合观之，主要集中在网络之于文学转型的“启蒙”和“消解”双重角色上：借助网络的大众化叙事，对既有的文学体制、文学旧观念和传统的作家文化身份等进行了革新颠覆，文学刊物和报纸编辑的权威性被消解，突破了原有的文学惯例/成规，推进了文学写作/阅读自由度的同时，也带来消极和异化的一面，比如网络媒介的技术化对于文学性的消解，“自娱以娱人”的文学观念转变导致非艺术化问题越来越严重;网络写手大都是隐匿真名的，在虚拟的身份中，消解了作家该有的“责任焦虑”，导致主体承担感的淡化，致使网络文学的作品意义缺失;数字化复制及拼贴技术使得网络文学成为一种易碎的没有重量的存在，带来的是文学经典的隐退与文学信仰的消褪，“……数字媒介写作重发表不重发现、重表达不重原创，它用机械复制与技术拼贴消弭了原创与仿拟的界限”[6]153，带来文学身份危机。另外，网络文学的虚拟真实带来的只是数字化媒介之间的交往，虽然在公共网络上，每个写手都能够恣意用文字尽情狂欢或者与受众互动喧哗，但实质上都是“孤独的人们在排解孤独”而已，离开了网络，一切只是虚空，没有厚实感，所以，大多网络写手还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印刷成纸质图书出版，等等，这些显示出网络媒介的缺陷暗弱。但不能因此把网络媒介看成文学的对立物，它是新的文学契机，重点在于如何利用好网络的技术优势在数字化语境中提升文学。

四、结语

以上荦荦大端地分析了几种媒介形态与文学的关系，当下是印刷、电子、网络媒介多元并存的格局，它们各有自己的优势与缺陷，互补共存着，在矛盾中整合，文学的存在状态也由此丰富多彩。当然，其中存在着显在的文学“忧虑”———在媒介技术本身带给文学的挤压冲击之外，还有“任何媒体都不可能是自足的存在，它必然处于多重体制之中，……体制的制约是外来的、强制的，而自己的思想、立场与利益的驱动则是内在的、自发的;……它们都要通过媒体对文学产生影响”[7]137-138，即媒介是由人来决定如何运用它的，“体制”与“市场化”也同时通过媒介规约着文学，尤其是商业化的功利主义，带来文学生态环境的恶化，借用程光炜先生的说法，即“媒介焦虑”，“一方面，大众媒介极大地改变了作家的文化身份和文学的生产方式，带给人们强烈的参与意识和登场的欲望;另一方面，就在这一过程中，媒介也在谋杀现当代文学的‘诗性’”[4]4，进入“功利化”或“解构”的运作怪圈，这些都是必须正视面对的文学困境。所以，在通过媒介视角更为原生态地看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真实存在面貌后，如何理性对待媒介与文学的关系，如何在媒介语境下保存/增强文学的生命力，坚守文学性，重构/开辟文学新境界等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如果让媒介技术和商业化等外在力量牵着文学走，那么“文学消亡论”就不只是悲观的叹息了，需要来自传媒机构、作家、批评家、读者大众等的共同反思与努力。

参考文献：

[1]陈平原.文学的周边[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2]周海波.传媒时代的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3]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中国现代文学史：1997-2000：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程光炜.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多样观察•代序[M]//程光炜.大众媒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夏秀.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J].山东社会科学，2009(5).

[6]欧阳友权.数字媒介与中国文学的转型[J].中国社会科学，2007(1).

[7]赵炎秋.媒介与媒体：传媒的两种涵义及其区分[J].湖南社会科学，2009(5).

当代文学论文发表范文二：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困境及策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诉求尤显迫切。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全面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提升和增强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其对外传播对构建中国当代新形象、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意义重大。在这一传播进程中，文学译介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必由之路。因此很有必要对中国当代文学目前的译介状况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反思，通过对影响译介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可以针对性地提出建议，寻求恰当的文学译介出路。

一、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译介状况

文学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举办了多种文学研讨活动。2006年中国作家协会启动“中国当代文学对外译介工程”，准备依托海外优秀翻译人员和出版机构，利用3年的时间把中国作家的百余部优秀文学作品译介到海外，增强和拓展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2010年中国作协又一次举办了“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来自英、美、日、韩、法、德等十几个国家的汉学家、中国作家及译者齐聚一堂，就“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途径”“文学翻译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等主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讨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已经成为一份实实在在的努力。据作协的统计，迄今为止，被译介到海外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已达1000余部，被译介的作家200余人。[1]例如从1981年起中国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发行《熊猫丛书》，先后译介并出版了诸如铁凝、贾平凹、梁晓声、张洁、韩少功、张贤亮、池莉等作家的近200部作品。虽然后来因为资金及翻译人才缺失等原因，中国文学出版社停办，但在2009年，国家外文局下属的外文出版社在适当的契机对当时几近停版的《熊猫丛书》重新编辑整理，相继翻译并出版了40余部当代文学作品，译介工作在历经磨难之后又一次展露生机。《熊猫丛书》几乎涵盖了中国所有近当代作家的优秀作品，成为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重要阵地，在海外影响重大，成为各个国家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学时的必备读物，很多国家把它视为了解中国的一个途径。作协对中国当代文学外译的语种及出版时期也进行了统计。作协创作研究部的李朝全对搜集到的870余部译作的语种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发现涉及的语言多达25种。其中日译本262部，英译本166部，德译本56部，法译本244部，荷兰译本30部，占据译本语种的大部分份额。[2]同时，李朝全对20世纪50年代后出版的文学译本进行了统计，得出的结论是50年代出版49部，60年代出版32部，70年代出版28部，80年代147部，90年代230部，进入新世纪以来约390部。[3]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对外翻译小说迎来了繁荣景象。

二、中国当代文学译介困境

实际上，如今每年都有近千种中国文学译作在国外发行和出版，但与文化软实力的建设需求相比，其产生的国际影响并不让人乐观。中国当代文学要想在世界文坛占据重要地位，仍然任重道远，特别是译介方面存在的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1.当代文学作品译入译出失衡

随着对外交流与合作的深化，大量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通过译介被引进国门，其新颖的创作思想、别具一格的创作手法使国内读者耳目一新，对新时期人们解放思想、推动社会变革作用重大。同“译入”的发展态势相比，中国文学的“译出”情况则显得黯然失色。根据美国史密斯大学的汉学家桑禀华教授的统计数据，2009年，美国翻译出版的文学图书有348种，其中仅有8种来自中国文学作品，占美国的外国文学作品出版数量的4%。2011年亚马逊北美店图书销售排行榜显示：国内著名作家毕飞宇的小说《青衣》排在第288502位，《玉米》第325242位;“先锋文学”作家余华的《活着》排在第206596位。在北美名列10万位之后的排名，其图书销量及影响极为暗淡，难以进入大众视野。这些统计数据直观地反映出：来自中国内地的文学作品，在海外传播中呈现出一少二低三无名的态势。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译入与译出数量明显不平衡。近年来中国图书出版界为改变这一状况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实施，虽然成绩显著，但是对外推广资助的项目中文学类作品的比例和种类却很少，文学类作品译入与译出失衡的状况仍没有根本扭转。

2.优秀的文学翻译人才匮乏

译者翻译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原作的表现水准。莫言作品的译者葛浩文先生被誉为“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其译文地道流畅，充分融合了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审美情趣，同时又非常注重对作品所处的文化、社会及历史背景的准确把握，他对莫言荣获诺贝尔奖功不可没。然而目前国内极度缺乏中译外的高端翻译人才，据业内人士估计，国内具有中译外定稿水平的高级专家数量现今仅有一二百人，人才的匮乏直接导致了译文质量低劣，特别是近年来粗制滥造现象不断呈现，对中国文学的跨文化传播及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建设都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3.出版发行渠道不畅

出版发行渠道的不畅是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最大阻碍。长期以来由于文化差异、社会及历史等因素形成的障碍，造成西方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阅读经验欠缺，消极的认知和判断长期存在。多数中国当代文学的译本在国外被归于学术化、专业化、边缘化的小众行列，只通过学术出版机构出版发行。例如当代女作家王安忆的《长恨歌》(TheSongofEverlastingSorrow:ANovelofShanghai)、朱文的《我爱美元》(ILoveDollars)、陈染的《私人生活》(APrivateLife)、韩少功的《马桥词典》(ADictionaryofMaqiao)等作品，都是通过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市场反应不容乐观。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汉学家罗福林观察到一个明显的现象：很少有国外的主流出版机构涉及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及推广，而由美国学术出版机构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在商业市场上基本没有销路。[7]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学译作若想在海外占据一席之地，市场影响因素始终是无法回避的重要环节。此外，中国文学还面临对外推广机制的定位问题。英国汉学家杜博妮认为，中国只关注出版商、编辑、审查员、学者之类专业读者对文学译本的可接受性，对实际读者的阅读及审美需求则重视不足。这种决策性的失误使译本在海外的传播变成一种硬性推销，难以在目标读者中流通和接受，中国输出的文学作品难免在大众市场上遭受冷遇。

三、中国当代文学海外译介的措施建议

创建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良好氛围。在认知形态上，要意识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是走出去，而不是送出去。在推广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时，不仅要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同时要关注跨文化传递的诠释方式和西方的文化准则，使中国文学具有适于接纳的阅读品质。在语言环境上，全面普及汉语教育，消除西方对中国文化的隔膜与偏见，让汉语教育与文学和文化的传播结合起来，形成合力，提升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只有跨越语言和文化的藩篱，推进“汉语热”的传播，西方在阅读、理解和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时，才不会产生误读和歪曲。培养高水平的文学翻译人才。海外的汉学家及译者虽然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面对日益频繁的中外沟通与交流，培养高水平的译者队伍已成为重中之重。中国的本土译者应能够以主动的姿态从事高水平的译介活动，加强与海外译者群体的合作。政府和民间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举行形式多样的交流、培训、研讨、互访、联合培养等活动，加强中外译者之间的相互学习、借鉴和切磋。例如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年来先后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英国文学翻译中心等机构开展合作;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与企鹅出版集团联合举办中英文学翻译研讨班，邀请海内外著名汉学家、作家及译者互动交流，通过具体的案例讲解提高翻译水平的方法和手段。这样的交流和研讨可以有效培养本土高水平翻译人才。畅通文学传播渠道，拓展多元化的文化接受方式。实际上，为了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和推广措施，但仍需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同时采取措施促进作家、译者、版权代理商、出版机构之间的交流，特别要同海外主流出版机构建立联系，充分利用其图书销售网络，走联合出版的道路，实现良性合作。也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设立海外出版发行基地，拓展对外出版和销售的渠道。另外，积极调动各种媒介手段，发挥广播、网络、电影、电视等新技术平台的助推作用，凭借多种媒介形式的宣传及传播效应，营造多样化的文化接受环境，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产生积极效应。例如中国当代作家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在1987年被张艺谋导演改编并拍摄成电影《红高粱》，该片赢得了极高的国际声誉，莫言的文学作品随之也引起了国际视野的广泛关注。由此可见，媒介手段对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宣传和推广作用重大，成为文学传播的助推先锋。

四、结语

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已引起举世瞩目，西方社会近年来对中国的社会现状、发展变化、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和了解欲望。让西方通过中国的当代文学作品看到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是当代文学的历史使命，这不仅需要我们认清和分析我国文学译介的现状和问题，而且需要我们在如何培养高水平的译者队伍、与海外出版发行机构合作以及利用多种媒体手段促进当代文学有效传播方面积极探索有效途径，认真思考和总结，只有这样中国当代文学才能真正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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