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英雄主义

英雄主义是巴别尔所处那个时代苏联官方意识形态宣传中最频繁出现的革命话语之一。既然是官方的、革命的，它的完美性、凝固性特征就至为突出，往往闪烁着神圣耀眼的光环，不容许任何质疑与亵渎。正因此，当1924年巴别尔的骑兵军系列小说在《红色处女地》、《列夫》、《俄罗斯现代人》等杂志上发表后，即招来原第一骑兵军军长布琼尼的尖锐批评。他认为，巴别尔的骑兵军小说描写的不是骑兵军，而是马赫诺匪帮。他的艺术虚构是对骑兵英雄的污蔑诽谤，巴别尔是一名不折不扣的阶级敌人：“小说作者使用骑兵军这样响亮的名字，目的显然是要唬人，使读者们相信过时的谎言，即我们的革命是由一小撮匪徒和无耻的篡权者搞出来的……腐朽变质的旧知识分子是肮脏的和淫荡的，其代表人物库普林等跑到了街垒的另一边，而不知是出于胆怯还是偶然情况下留下的巴别尔，却向我们津津乐道地散布透过他暴虐和变质的棱镜折射出的陈旧不堪的呓语”。由于布琼尼批评的政治火药味异常浓厚，使得巴别尔的文学导师高尔基不得不为自己心爱的弟子辩护：“布琼尼本人不仅喜欢美化自己的战士与外表，而且还喜欢美化马匹。巴别尔美化了骑兵军战士的内心，而且在我看来，要比果戈理对扎波罗热人的美化更出色，更真实。人在很多方面还是野兽，而同时是人——在文化上——还是少年……”(火明1991：87)。虽然高尔基的辩护显得不是那么有力，但他还是能够最大程度地跳出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从更高更纯的文学的人性角度来评价《骑兵军》。而布琼尼与大多数庸众一样，以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用政治第一的标准评价文学作品。现实的可悲就在于，后者的力量强大、无情，所以即使有高尔基的辩护，也未能最终挽救巴别尔的生命，他于1940年被政治处决。

巴别尔在《骑兵军》中以新的艺术主题颠覆了读者期待中的战争英雄。在某种程度上，他的锐利无情之笔彻底瓦解了苏联官方话语中英雄主义的固有内涵，同时也为他带来了人生厄运。这种颠覆，并非以浅陋的赤裸裸的批判形式来完成，巴别尔的知识分子角色使他在审视作为自己身处其中并深深了解的骑兵军战士时，其人道主义的揭示与人性的解剖就绝不会是单一、片面的，否则就失去了文学应有的深度与诗意，就沦为政治宣传品，因而也就不可能获得高尔基等诸位大师的高度赞许，也不会在之后的岁月中征服西方文坛。

通过深度阅读，有理由相信，反讽与直观是巴别尔瓦解苏联官方英雄主义命题的秘密武器。在《骑兵军》短篇小说系列中，巴别尔的此种天才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反讽与直观的形式变幻多姿，其内蕴复杂深厚，完全越出了单纯文学技巧的范畴，正如韩少功所言，“大道无形，无文亦远，他已经不需要形式，或者说是没有形式的形式，浑然天成——这也许是文学史上的罕见特例。因为他血管里已经奔腾着世纪阵痛时期的高峰感受，随便洒出一两滴都能夺人魂魄。他不是一个作家，只是一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灵魂速记员和灵魂报告人，技巧与方法即使顾得上，也显得有些多余”(韩少功2009：67)。他的技巧与方法已经微不足道，相对于所要表达的东西，艺术的奇特与华丽退居次要地位，那些与我们期待迥然不同的英雄主义命题令读者心绪奔腾，激发起一种强烈的审美效应。

2 反讽

反讽在现代主义文学术语中几乎成为陈词滥调，对它的理解已经平庸化，而且在作家们的手中完全失去了原初创造时具有的艺术震撼力。巴别尔却是例外中的例外，他的反讽已经融于血液，他对英法文学的敏锐感觉与犹太传统的深厚积淀，再加上血火之中的洗礼，三者结合使他的反讽基本已脱离其表层意义，与文学主题合而为一。巴别尔富于小说天才，他的战斗生活是多变新鲜的，所以在对英雄主义的重新审视中，反讽手法运用得变化多端：或俏皮，或尖锐，或忧郁，仿若多声部的合奏，指向同一维度，而听者的体验却迁流变幻。

《我的第一只鹅》中，“我”为了融入哥萨克群体，在尊严上得到他们承认，采取一种极为可笑的行为来表现自我：“我回过头去，看到不远处，撂着一把别人的马刀。有只端庄的鹅正在院里一边踱着方步，一边安详地梳理着羽毛。我一个箭步窜上前去，把鹅踩倒在地，鹅头在我靴子下咔嚓一声碎了，里边东西直往外流。雪白的鹅颈横在粪便里，死鹅的翅膀还在扑棱”(伊萨克·巴别尔2004)。

马刀用来斩杀敌人，是随时准备挥舞于疆场的，而这里锋锐逼人的马刀与安详柔弱的鹅形成鲜明反差，此种貌似勇武的行为显得俏皮荒谬，宛如儿童的游戏。更荒谬的是，那群勇猛彪悍的哥萨克竟然认同了此种无聊的举动，而且接纳了柳托夫。同情与怜悯、人道与爱心在尚武血腥的战争中已荡然无存，英雄失去了扶弱济贫、嫉恶如仇的传统意义，以非常规的方式表现出来。然而，作者并未就此打住，当这群如狼似虎的军人消灭掉美味的鹅肉以后，作者又用了这样的笔触强化心理感受：‘‘夜晚用它苍茫的被单将我裹在提神醒脑的湿润之中，夜晚把它慈母的手掌按在我发烫的额头之上”。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战争中，对英雄主义的评判，缺少了耀眼的神圣光环，再也没有人道主义的繁琐内容，战士在血腥的现实中只承认血腥的法则。“我”在此境遇中不得不遵循这一法则，知识分子的天然本能又使“我”不能够心安理得，因为那毕竟不是“我”理想中的价值。

杀鹅毕竟是小儿游戏，杀人才是所谓英雄们的职责。在《圣瓦伦廷教堂》中，某师占领小城别列斯捷奇科后，作者给我们呈现了极具讽刺意味的一组画面：师部的文书们在天主教教士的家里抄写公文，悠闲地吃着黄瓜，勤务兵却打着鼾声。一个披头散发的老婆子一瘸一拐地走到“我”旁边，抱着“我”的皮靴伏在地上亲吻。一个士兵正与一名护士开着粗俗的玩笑。这里，革命的神圣意义在喜剧中被消解，英雄主义的面罩被拉下，随后被撕碎：

“在乌云密布的天空的背景下，有个身穿橙黄色袍子的大胡子，正赤着脚在奔跑，他的嘴撕裂了开采，淌着鲜血。这时我们的耳际似乎猛地想起嘶哑的嚎叫，只见仇恨正在追逐着这个穿长袍的人，而且追上了他。他伸出弯成了弧形的手臂，挡住扑面而来的打击，紫红色的鲜血从他手上汩汩地流出来。站在我身旁的一个哥萨克半大小子，见状一声剧叫，低下头，拔腿就逃，其实根本用不着逃，因为壁龛里的塑像不过是耶稣基督——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主的塑像中最寻常不过的一尊”(伊萨克·巴别尔2004：197)。

一名哥萨克士兵竟然面对着基督塑像撕裂了老人的转嘴，钉穿了老人的脚。显然，最后一句才是最有力的，等于批判了以上一系列的残暴行为。战士的勇力本应施之于疆场，此刻却施之于无助的犹太老人。作者在这里以耶稣与暴行相对，反讽意味异常浓厚，批判异常尖锐。有论者认为巴别尔没有公然的谴责，是巴别尔基于当时苏联的官方语境而采取的一种迂回策略。对此，笔者不能苟同。如果为了避开国家意识的纠缠，索性彻底隐藏才更加有效，而事实上他的所谓策略也未能使自己免于疾风暴雨似的攻击，最终死于非命。因此，可以找到的合理解释是，巴别尔本人钟情于这种艺术方式，正好是他表现自己观察所得与自己生命感悟的最佳形式。他的小说家身份、他的诗人气质，都不允许他采用别的露骨的更趋辛辣的政论似的形式。爱伦堡曾说，“巴别尔与从果戈理到高尔基的所有俄国伟大作家的相似之处是人道主义，努力捍卫人，保护人的欢乐、希望，短暂而一去不复返的生命”(爱伦堡1991：135)。他的战士情结和知识分子本色，不允许他把暴虐的士兵描绘成一个流氓恶棍，只能是把他们拉下英雄的神坛。

英雄主义的内涵必定有着征服一切的英勇气概。而巴别尔却告诉我们并非如此，有时他们的无助与悲凉令人窒息。《寡妇》一篇中反讽与忧郁交织在一起，产生了动人的艺术效果，英雄末路的悲凉意绪也笼罩在字里行间：身经百战的团长行将逝去，马车夫却强迫团长夫人到野地中纵欲求欢。更令人无法忍受的是团长注视着这一切：

“他们俩倒在繁茂的野草上，月亮慢腾腾地从乌云后边爬出来，停留在萨什卡赤裸的热膝盖上。”

“‘你们热乎去吧’，舍弗列夫嘟哝说，‘瞧!他在追赶十四师………

“列夫卡在树丛里发出恋恋宰率的声音，喘着粗气。雾蒙蒙的月亮在天空中漂泊，像是在行乞。远处的炮火声在空中回荡。针茅草在不安的大地上沙沙作响，八月的星星坠落到草丛中。”(伊萨克·巴别尔2004)

“你们热乎去吧”，“瞧!他在追赶十四师”，在男女交欢的尴尬境地猛然插入团长简短的自言自语，真是天才手笔。没有谩骂，没有愤懑，平静的口吻饱含黑色幽默，却让读者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对苟合男女的无声讽刺和团长深藏的痛苦与无奈。他连阻止马车夫与妻子通奸这样的小事也无能为力了。此刻，谁还能够感受到英雄的昔日威风。谁能不为英雄的末路而悲叹?之后，作者明确告诉我们，这个事件就发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就在这一瞬间，密集的炮弹多声部地飞泻到大地上”。紧张的战斗与肆意的肉欲之欢产生一种张力，我们在这种张力中真切感受到英雄作为凡人的卑琐无助。

3 直观

如果在反讽中还能或多或少流露出作者那种发自本能的人道主义情结，那么更多时候，他在表现这些英雄们时，只用最客观冷静的语言，为读者展现的往往是一个完全客观化的世界。巴别尔被称为自然主义作家，就在于他创作时最大限度地隐藏自己，像福楼拜那样，消失在叙述的背后。此时，巴别尔完全作为一个局外人、一个观察者，最大限度地把易于引起心灵震动的一些东西简洁明快地呈现出来，有时甚至是冷酷。正如他自己在日记中所述，“应该深入到战士的内心，我正在做，一切都令人震惊，这些有原则的野兽”(伊萨克·巴别尔2005：213)。巴别尔正是以一种巨大的天才强抑自身汹涌的激情，以一个隐蔽的客观叙述者记录下英雄们的另一面。他的直观艺术表现有两种叙述方式：一种是第三人称叙述，作者客观记录下人物的外在表现，通过某种极端的不协调显示意义;另一种是第一人称叙述，由主人公自己诉说、解释前后矛盾的行为，其内心世界和盘托出，作者没有一丝评判。

《普里绍帕》是《骑兵军》里的特殊一篇。通过千余字的篇幅，巴别尔塑造了一个另类英雄。普里绍帕作为英雄的变种，使你不得不重新反思伦理文化，甚至使读者怀疑起自身的道德认知力。在开篇，作者告诉我们，普里绍帕是一个人渣：“他是一个死乞白赖的滥小人，被清洗出共产党的党员，无忧无虑的梅毒患者，撒谎不打草稿的牛皮大王，日后只配收收破烂的家伙”。然而读者的第一阅读印象马上被接着而来的回忆所粉碎。在政治斗争中，普里绍帕的父母被邻居出卖，惨死于白军之手。死后家中被邻居洗劫一空。后来，普里绍帕回乡复仇，上演血腥的一幕。他身披黑斗篷，腰里挂着弯刀，挨家挨户搜寻他家的遗物，只要在某家发现她母亲的东西或者他父亲的烟袋锅，就把这家的老婆子钉死，把狗吊在水井的辘轳上，把粪便涂在圣像上。人杀得越来越多，仿佛原始的血亲复仇。“年轻的哥萨克散坐在野地上，数着数儿。数字不断扩大，整个村镇鸦雀无声。”血腥暴力，惨无人道!就在你的阅读心理即将崩溃之际，普里绍帕复仇结束后的表现又把你带入迷雾之中：

“他把自己反锁在屋里喝了两天两夜的酒，又是喝，又是哭，用军刀劈着桌子。”

“第三天夜里，村民们看到普里绍帕的农舍上冒出了烟。他被火烧伤了，衣服烧坏了，他晃悠悠地从牛栏里迁出母牛，将手枪塞进牛嘴，开枪把母牛毙了。火光熊熊，像是过复活节。普里绍帕解开马缰，跳上马鞍，割下自己的一绺头发，扔进火场，拍马绝尘而去。”

读者无法窥透他的内心，作者也不能，也许就连普里绍帕自己也无法测知心灵的深渊。这里，作者的第一印象绝非虚构，也非故作狡狯。好吹牛的患有梅毒的破烂货，这就是现在普里绍帕的精神状态，恐怕以后也是。然而谁又能把懦弱的废物和凶残的复仇者联系在一起呢?暴行之后的沉醉绝望又是一个层次，三重印象速描跌宕变幻，构筑起人物的立体肖像。这里，我们固有的道德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堕落小人与强悍军人、血腥复仇者与快意英雄、疯狂杀戮与失意悲愁不可思议地搅在一起，怎么才能够剔出里面的真正的英雄主义精髓呢?也许永远不行，永远纠缠不清，而在这一刻，官方意识形态中完美英雄主义的光环破灭了，读者被牵进普里绍帕的命运，同他一起醉酒失落，一起哭泣茫然。

在这一篇中，人物形象先是非英雄，一变而为血腥冷酷的英雄，再变而为多情多愁的英雄，几种质素统一于一人身上，复杂极了。完成这一过程，巴别尔没有语言上的大肆铺张，只在千字之中凝缩闪烁;也没有主观的议论提示，只有平静的叙述。他自己讲，“在歌德给艾克曼的一封信中，我偶然读到了短篇小说风格的定义，我感觉比任何其它定义都贴切自然……托尔斯泰以此来一分一秒的描写他身边发生的故事……但很显然我仅仅会以此来描写一天24小时中最有趣的五分钟”(亚·宙克沃斯基2004：79)。这既是他的冷静的直观方式、精心的选择、很重的用笔、粗硬的线条淹没了叙述者主观的情感意志，也重新诠释了英雄主义。

另一篇名作《盐》，则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展现了英雄们的另一个世界。叙述者“我”(巴尔马绍夫)坐在列车上，痛恨着那些搭车的私盐女贩子，认为她们破坏着革命的共同事业，挖革命的墙角。当一名怀抱小孩的妇女向“我”提出搭乘火车的恳求时，出于侧隐之心，“我”在征得战友们的同意后，让她上车，并阻止了战友们试图非礼的要求。

“每个哥萨克都被我这番充满真理的话烧得心头火辣辣的，安顿她坐下，争先恐后地说：‘妇人，您坐在角落里，向所有做娘的一样，好生给您孩子喂奶，谁也不会到角落里来碰您的，您将如愿地回到您丈夫身边，没人破坏您的贞操，我们相信您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您会好好的给我们抚育接班人，因为我们老的一天天老，年轻的却很少。我们不管是现役的，不管是超期服役的，日子都不好过，又是挨饿，又是挨冻。至于您，妇人，尽管放心地坐在这儿………

一夜过去，妇人平安度过了一夜，而搭车的别的姑娘却遭受“合理”的轮奸，“我”这时发现了这位抱孩子的妇人也是一位盐贩子，痛斥妇人的可耻行为：

“可是妇人，你看看哥萨克们，他们把你抬到了共和国劳动人民母亲的地位。你看看这两个始娘，她们现在还在那儿哭，一夜下来，她们遭了多少罪呀。你再看看在库班麦田里种麦的我们的妻子，她们守着活寡，耗尽了女人的力气，而她们的丈夫，也都过着光棍一样的日子，人性本恶，便身不由己地强暴落到她们生活中来的姑娘……可你，他们却没有碰一下，尽管你是个坏心肠的女人，操了你也活该。再看看俄罗斯，遍体鳞伤……”

“我”把她比作跳蚤、反革命，愤怒之下把她扔下了列车，看到她依然安然无恙，愤怒到极点。在哥萨克们的建议下，“于是我从壁上拿下那把忠心耿耿的枪，从劳动者的土地上，从共和国的面容上洗去了这个耻辱。”这篇小说中，巴尔马绍夫的前后行为反差非常之大，也非常真诚，他的逻辑是，对于抱小孩妇人的尊重是她们的特殊优待，对于年轻姑娘的轮奸行为也不存在道德方面的问题，尽管他也为她们的痛苦而痛苦。然而一旦发现妇人欺骗了他，他甚至愤怒到要与妇人同归于尽，非常态地表现了他对于革命事业的忠诚。革命的目的是要拯救全体的受苦的人民，那位妇人也是其中的一员，她贩私盐也是生活所迫，可是巴尔马绍夫和他的哥萨克兄弟们却不会如此理解，这些战士、英雄，他们的内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扭曲，战争使得他们的价值观已经变异。第一人称的叙述直截了当地突人到哥萨克战士的内心，作者虽然没有评论，却足以颠覆我们对于英雄战士内涵的狭隘认知。

实际上，把革命主义和英雄主义作为一极，犹太主义和知识分子作为另一极，就简化为官方的英雄主义价值观与人道主义的人文传统之间的冲突，巴特尔正是凭借深度反讽与冷漠直观的艺术形态实现这种对抗的。有论者指出，巴别尔是以对暴力的双重情绪——迷恋与抗拒来挥舞手中的文学之剑的，他对英雄主义的瓦解在抗拒中进行，而迷恋的情结却使得这种瓦解的方式表现得如此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