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茶道精神的关系
中国茶道思想融合了儒、佛诸家的精华而成,而儒家思想是主体。下面是小编精心为你整理的儒家与茶道精神的关系,一起来看看。
儒家与茶道精神的关系
一、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础
从春秋时孔子创立儒家学说,到西汉儒家经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再经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一群儒家理学大师的完善,不仅形成了相当严密的理论系统,而且成了宋代以后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思想与文化,深刻地渗透到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所以,无论你自觉,还是不自觉,都在无形地按照儒家规范来指导自己的为人处世原则。这一点,甚至于成为世界华人的一个共同特征了。
中国茶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离开儒家思想原则,不体现儒家文化,既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没有中国特色的。事实上,无论是在古人写的茶书中,还是在有据可考的古人茶事活动中,都具有鲜明的儒家思想文化特征。
最能体现儒家思想特点的第一部茶论,也许要数北宋皇帝赵徽宗所著的《大观茶论》了。开篇就明确提出:至若茶之为物,擅瓯越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至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这就一下子把茶事活动提升到高雅层次上去了,大有非高雅之士,不能欣赏茶的佳处之感。接下去,又得意洋洋地说,天下之士,励志清白,兢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销金,嗓英咀华,较筐筐之精,争鉴裁之别,虽下士于此时,不以蓄茶为羞,可谓盛世之清尚也。宋徽宗在这里虽然是通过茶事之雅兴,而来为自己的政绩歌功颂德。但也确是反映出了当时社会茶事之盛。正因茶事成为时尚,于是从制茶到冲泡品饮,甚至连茶具茶器都变得相当考究起来;这就把原来普通的茶事活动上升成了一种精神享受。
这一点,也是孔子所一贯提倡和向往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孔子那时茶事虽未兴,饮食已相当考究。,一精一细,就把饮食的档次提升了,不仅仅为了填饱肚子,而是从中寻找精神享受。在论述他的志向时,更是明确说“童子三、二人,栉乎风。沐乎浴”。而且认为这就是他理想的大同世界。追求这种摆脱了物质所累的悠闲生活境界,就是孔子的“道”。从这一点上来说,宋徽宗与孔子是一脉相承的。
二、儒家思想是一种入世的,积极有为的思想
这与道家的出世成仙,和佛教的弃世虚无有很大的不同。目前公认的最早茶诗,唐代卢仝《七碗茶诗》中,便非常明确地表现了卢仝心念苍生的儒家入世救世思想。“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纵观全诗,卢仝表面上是喝茶,而实质上是借茶来抒发自已的儒家精神抱负。事实上,卢仝本身也是由弃佛入儒的。
宋代茶风大盛,反映茶事活动的专著与文学作品也达到一个空前高度。除了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外。影响深远的茶书还有蔡襄的《茶录》,宋子安的《试茶录》熊藩的《宣和北苑茶录》等等,这此茶书的作者,无一不是精通儒学的学者。而在文学作品方面,当时的一流文学大师,苏东坡,欧阳修,柳宗元,黄庭坚,范仲淹,陆游等,几乎都有茶文茶诗传世。许多诗文都借茶表达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入世精神。如蔡襄的“愿乐池中波,化作人间雨”;陆游的“雪飞一片茶不忧”;等等。而苏东坡的讽喻散文《叶嘉传》,以人喻茶,以茶喻人,其所赞赏的那种刚劲清白,为天下苍生,宁可被侮被斥之险,“辄苦”皇上的精神,则特别令人寻味。
儒家入世精神的的另一方面,就是茶的世俗化。作为中国茶道基本载体的茶,本身就是非常世俗的。神农氏发现茶,原意是为了解毒救人。而后则成了与油盐柴米酱醋并列的开门七件事,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一种相当重要的角色。待人接物,解困去乏,消食减肥,保健休闲;等等。
中国第一部文人创作的反映市井生活名著《金瓶梅》,其中就有许多作为日常生活的茶事描写。西门庆勾引潘金莲,就是借喝茶为名,通过开小茶馆的王婆达到目的。而在《红楼梦》中,也有多处茶事活动的描写。妙玉的“三杯为品”论,甚至对今天的品茶活动都产生了影响。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三、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中庸
中庸既是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也是一个具体的为人处世行为准则。所谓中庸,按儒家创始人孔子自己的解释就是“不偏不倚”“执其两端而折之”。后来有许多学者也都作了更加详细的解释,但要旨均不离此。将其作为处世为人的指导原则,就是不要偏激,不要走极端。要公正,平和,谦恭,以理服人,以礼待人,留有余地;等等。
茶事活动要取得完满结果,关键在于把握准确的“度”。现在公认的中国最早茶书唐代陆羽《茶经》,虽说主要是对茶事的具体记录,没有明确涉及茶道,但也体现了许多严格把握茶事的“度”的观念。例如论采茶“有雨不采,睛有云不采”;论评茶“茶之否,存于口诀”;论煮茶“慎勿……使凉炎不匀”;论沸水,一沸不用,三沸太老,而取二沸恰恰相好,等等。而恰到好处的“度”,就是中庸的基本内涵之一。
所以,进行茶事活动时,首先,必须调节自己的精神状态,不能有偏激走极端,要心平气和,进退有节,待人有礼;其次,在具体活动中也要不偏不倚。例如制茶过程中,焙火,就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冲泡茶叶时,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冲泡时,也应按照同样的原则。无论置茶,注水,出汤,都要恰到好处。品饮时,要始保持着平和心态,毫米能体到乌龙茶的色香味妙处。当然,具体的量,具体的方法,可以因人而异。基本的中庸之度,却是一致的。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乌龙茶,也可以说是一种最能体现中庸思想的茶。
近年来,关于中国茶道精神内容的讨论相当热烈。其中说的最多的是所谓“和、敬、清、寂”。同时也根据这四字而演变出其他的四字,什么“和、敬、怡、真”,“和、敬、怡、平”,等等。然而考其四个字来源,其实是日本茶道的基本概念。不可否认,日本茶道源于中国,又发展的比较成熟,有许多值得学习之处。毕竟是在不同自然与文化环境的产物,与中国茶道精神有很大的不同。日本茶道的哲学基础,是日本化的佛教禅宗思想。所以,又有“茶禅合一”的说法,也有人将日本茶道称为“禅茶道”。由于日本茶道有一套严格的冲泡品饮程式,近年传入中国之后,产生极大的影响。以至于有些人竟不知所以地把它当作中国茶道了。这当然一种误区。日本佛教禅宗,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与中国本土的佛教禅宗,还是有很大区别。中国禅宗,是一种中国化的佛教,而这种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与承认儒家主流地位,与儒家思想同化的过程。离开了这一点,佛教在中国的扎根与发展,是不可思议的。中国佛教佛寺,在茶业发展中起着相当特殊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发展了一整套独特的佛教茶礼,出现所谓“自古名山多名寺,自古名寺多名茶”现象。但不管怎样,都不能取代和超越儒家的主流地位和影响。
有人说,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道法自然思想,源于道家创始人老子。老子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发展成中国传统宗教道教。而中国历代统治者,推行的都是“外儒内道”;在某一个历史时期,比如汉初、唐初,老子和道教也曾被推崇到极高的地位。正因此,道教思想在中国人的精神和日常生活中,同时也对茶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至于“天人合一”思想,是汉时儒家经学大师董仲舒提出来的,揉杂了许多阴阳五行谶讳迷信学说。但考其根源,还是源于道家思想。董仲舒以儒自据,力倡独尊儒术,但就这点思想来说,与孔子的原始儒家思想相去甚远。孔子不仅从“不语乱力怪神”,也很少论天。“不知人,焉知天”。
当然,这也许正是孔子以后的儒家学说特色,从董仲舒的经学起,到朱熹的理学,王阳明的心学,总是吸收揉合了包括道家在内的种种思想观念才发展起来。但不管怎样,道家也与佛教一样,始终都不能像儒家那样,成为占独立统治地位的理论学说。
而儒家思想和文化,情况就不同了。尽管在先秦创始时,经历过许多坎坷,但最终取得了在中国社会和正统主流地位。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中庸”,太伟大了。儒家有了“中庸,就成了包容性极大但又个性极强的学说体系。先是吸收道家、法家思想,后来又吸收佛教思想,但是不管怎样,基本的中庸核心没有变。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中国茶道的基本思想和方法。也许中国茶道不会有日本茶道那样严密的程式与规范,也不会以“茶道”名称出现,但无论如何,中庸思想都是茶事活动的基本指导思想。
儒家与茶道的关系
茶品与人品
古人认为,喝茶是雅事,所以,一起喝茶的人亦不能太俗。因而就有了品茶、品人、茶品、人品之说。在这一方面,古人是丝毫不会含糊的。
明人屠隆在《考盘余事》中说:“有佳茗而饮非其人,犹汲泉以灌蒿莱,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识其趣,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大焉。”
明人陆树声与徐渭都作有《煎茶七类》之文,二人把“人品”列在首位。陆树声说:“煎茶非漫浪,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徐渭也说:“煎茶虽微清小雅,然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
同时代的许次纾在他所著的《茶疏》“论客”一节中说:“宾朋杂沓,止堪交错觥筹;乍会泛交,仅须常品酬酢。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辨,脱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汲水点汤。”
陈继儒在其所著的《岩栖幽事》中则说:“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由此可见,品茶时的人数是有严格限制的,否则就落下了“施茶”的话柄。张源在《茶录》中亦有类似的说法:“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曰神,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入曰施。”
中庸、和谐与茶道
有人说,中国人性格象茶,总是清醒、理智的看待世界,不卑不亢,执着持久,强调人与人相助相依,在友好、和睦的气氛中共同进步。这话颇有些道理。
表面看,中国儒、道、佛各家都有自己的茶道流派,其形式与价值取向不尽相同。佛教在茶宴中伴以青灯孤寂,要在明心见性;道家茗饮寻求空灵虚静,避世超尘;儒家以茶励志,沟通人际关系,积极入世。无论意境和价值取向不都是很不相同吗?其实不然。这种表面的区别确实存在,但各家茶文化精神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即:和谐、平静,实际上是以儒家的中庸为提携。
在社会生活中,中国人主张有秩序,相携相依,多些友谊与理解。在与自然的关系中,主张天人合一,五行协调,向大自然索取,但不能无休无尽,破坏平衡。水火本来是对立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却可相容相济。儒家把这种思想引入中国茶道,主张在饮茶中沟通思想,创造和谐气氛,增进彼此的友情。饮茶可以更多的审已、自省,清清醒醒地看自己,也清清醒醒地看别人。各自内省的结果,是加强理解,过年过节,各单位举行“茶话会”,表示团结;有客来敬上一杯香茶,表示友好与尊重。常见酗酒斗欧的,却不见茶人喝茶打架,那怕品饮终日也不会抡起茶杯翻脸。这种和谐、友谊精神来源于茶道中的中庸思想。
在中国茶文化中,处处贯彻着和谐精神。宋人苏汉臣有《百子图》,一大群娃娃,一边调琴、赏花、欢笑嬉戏,一边拿了小茶壶、茶杯品茶,宛如中华民族大家庭,大孩子虽多并不去打架,而能和谐共处。至于直接以《同胞一气》命名的俗饮图,或把茶壶、茶杯称为“茶娘”、“茶子”,更直接表达了这种亲和态度。清代茶人陈鸣远,造了一把别致的茶壶,三个老树虬根,用一束腰结为一体,左分枝出壶嘴,右出枝为把手,三根与共,同含一壶水,同用一支盖,不仅立意鲜明,取“众人捧柴火焰高”、“十支筷子折不断”、“共饮一江水”等古意,而且造型自然、高雅、朴拙中透着美韵。此壶命名为“束柴三友壶”,主题一下子被点明。
中国历史上,无论煮茶法、点茶法、泡茶法,都讲究“精华均分”。好的东西,共同创造,也共同享受。从自然观念讲,饮茶环境要协和自然,程式、技巧等茶艺手段既要与自然环境协调,也要与人事、茶人个性相符。青灯古刹中,体会茶的苦寂;琴台书房里体会茶的雅韵;花间月下宜用点花茶之法;民间俗饮要有欢乐与亲情。
儒家茶道倡导和谐的人际关系,“在与自然的关系中,主张天人合一,五行协调,向大自然索取,但不能无休无尽,破坏平衡。水火本来是对立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却可相容相济。儒家把这种思想引入中国茶道,主张在饮茶中沟通思想,创造和谐气氛,增进彼此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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