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莉是近年来大红大紫的作家，小说接二连三的出，不少被拍成了电视剧。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推荐的池莉散文，供大家欣赏。

池莉散文推荐：武汉的夏天

武汉夏天的热，好像尽人皆知。到底有多热?热到什么程度?热得有多么难受?武汉人倒没有外地人表达得传神。

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问我：现在武汉的夏天热吧?我答：热。于光远先生说：热得怎样?我答：摄氏42度的高温连续几个星期。于光远先生笑着摇头，讲述了这么一段往事：1956年的夏天，于光远先生应邀去武汉作报告。武汉三镇，数武昌凉快一些，有偌大的东湖，有几十所大专院校，校园都搞绿化，因此武昌比汉口汉阳都要凉快。报告就安排在武昌讲。那个时候，大礼堂一般都没有空调设备，电扇也不多，吹出来的还是热风，所以报告就安排在室外进行。到了作报告的时候，于光远先生一看，是在东湖的游泳池里。于光远先生坐在游泳池边沿讲话，听报告的人黑压压一片，都站在游泳池里。听的人倒不错，唯独热坏了于光远先生一个人。于光远先生走遍天南海北，如今已八十多岁，所经历的最热也就是武汉的这一次了。

另一个朋友，北方人，大夏天不幸被派到武汉出公差。临行前害怕武汉的热，找到武汉人打听，去了武汉住哪里比较凉快?人告诉他如果是出公差住不起大饭店，最好就住长江边的招待所，江边总是比较凉快的。朋友来到武汉，果然就寻到长江边上的一家招待所住宿。到了晚上，又热又闷，人躺下不一刻，草席上就是一个人的印迹，汗水洇的。电扇打开，热风烫面，只好关掉，一夜辗转，痛苦难当。第二天的晚上，朋友困极累极，来到长江边上，只见江边坐满了乘凉的人，他也试着坐坐，不行，依然是热得要命，且还有蚊虫叮咬。万般无奈，朋友急中生智：到长江里头去睡。朋友寻来一段绳索，再连接上自己的皮带，一头系在江岸的铁锚上，一头套住自己的脖子，人就坐进江水里，在水面露出鼻孔呼吸，这样才迷迷糊糊地得以打几个盹。天亮之后，朋友不顾一切，仓促北逃。

从此，一提起武汉的夏天，有如谈虎，必然色变。他这一辈子，无论如何，是绝对不会在夏天来武汉的了。

池莉散文推荐：我当年的爱情

当年，也就是二十多年前，我们家家教很严，同时我家大人们已经是屡次“革命”和政治运动的惊弓之鸟，家运式微，生怕孩子们闯祸，约束是倍加严厉，平日连乱说乱动都不可以，“早恋”就是绝对禁止的了。

满24岁时，父亲来信宣布我可以开始考虑个人问题了。一下子我根本找不到感觉，似乎也没有什么能力和经验足以与男性进行交往和对他们有真实的判断。怎么办?学当时年轻姑娘们用流行的外在标准去找对象。其实也与现在一样，女孩子中间流行“高富帅”，大家都找家庭条件好、工作单位好、社会地位高的男生。对外形的要求是：“一米八盖，一米七五帅，一米六五用脚踹。”

我上班的医院，不断有人给我推荐各式人等。但是几乎没有完美的人，我一概谢绝。一晃，已经吃27岁的饭了，同学们也都进入结婚生子高峰，身边的好心人比我都着急。于是，当一个偶然机会把一个工科男展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马上接受了他。工科男高大英俊，本科，善运动，会打篮球，会游泳，父母都是革干。我父母很满意这些条件，拍板同意。父母一旦同意，我们的关系就可以向社会公开了。公开很重要，你公开，你就不流氓，没有生活作风问题。

就这样踏踏实实进入下一个阶段：动手准备男婚女嫁的物质。我很激情地花掉100元整买了一床湘绣缎子被面，那时候100元可是不吃不喝两个多月的工资啊，给他展示，他没啥反应。他借了我的小说读了，也没啥多说的。他经常来我们食堂吃饭，用我的饭票。我的饭票吃完了，工资很吃紧，他毫无意识。偶尔我们也去吃个餐馆，我抢单，他毫无意识;我再抢单两次，他竟习惯了;再吃完，人嘴巴一抹，先撤，候在外面，吸烟去了。我生了一场大病，住院的病房里连一双拖鞋都没有，首先买来拖鞋的，却是朋友。我不满了，愤怒了，质疑了。就在这个时候，我未来的丈夫，我未来孩子的父亲，突然出现了。

共同的写作爱好为我们提供了见面机会，并且在一个讲习班相处了几个月。见面第一眼就有电闪雷鸣之感。但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在于：我已有未婚夫;他已婚有孩，孩子尚在襁褓。巧的是，我对未婚夫强烈不满意，他也是对妻子有强烈不满意。可是，我们如果动一动念头，就会犯下“生活作风错误”。第一时间，就用了错误的方式来处理错误的问题：故意不说话，故意躲避对方，强行拉开距离。结果抽刀断水水更流：即便借众人说话时候搭个话，即便跟随大家一起散步，即便在食堂同坐一个饭桌吃饭，都倍感甜蜜和兴奋。

后来我无数次地回想，如果当年人们和社会，只要稍有一点点宽容度，只要容得下我和他，不是偷偷摸摸而是大大方方，公开坐下来，喝杯茶，交流与分析一下现状与利弊、道德与良心、家庭与责任等等，事情应该不会走向极端。遗憾的是，当时立刻有人向组织告密，跟踪盯梢，领导找谈话，党团组织要求坦白交代，单位以除名加以威胁，作家协会派专人专案整黑材料，居委会窥探与监视，家人一哭二闹三上吊，父母介入生气生病。直至法院起诉，警方诱捕，他以莫须有的罪名锒铛入狱。

有不明就里的记者以为抓到大新闻，真名实姓跟进报道，所用文字都极具侮辱性，社会舆论一片喧哗。一夜之间，我和他的大好前程被断送，优秀青年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不过同时，也有我们的朋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专打冤案的律师拍案而起主动接案，我忍泪含悲昼夜写冤情刻钢板油印材料，层层申诉，中院、人大乃至北京高院。那最初一刻发生的好感，仿佛一盏孤灯，微弱地温暖和照亮着持续了将近三年的官司，这场艰苦卓绝的官司最终打赢。

那一个夜晚，他剃着粗糙的犯人光头，站在一张简陋的行军床旁——这是他进监狱后被离婚剩下的唯一财产，深情地对我说：“嫁给我吧。”我还能够说什么?唯有泪雨滂沱。

池莉散文推荐：话语是一个美丽的陷阱

我对话语的警觉是在十几年前产生的。那是在我从医的第三年，也就是我医生生涯的最后一年，那个夏天伤寒病大流行。为了追踪传染源，我在整整一个酷热难当的夏天里，与所有的伤寒病人谈话，可是我仍然没有寻找到传染源。有一天我突然醒悟了，我发现找不到传染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所有病人的主诉都带着强烈的个人色彩。撒谎的人在人群中占的比例并不大，但是人们不用撒谎，他们的话语综合起来就是一个巨大的不真实，在这个不真实的话语疑团中，所有的语锋都指向多重岔路，结果是搜寻者必然误入陷阱。我弃医从文的主要原因当然是更喜欢文学，但是也不排除我对口头语言的厌烦和对书面语言的信赖。

更深的醒悟姗姗来迟，那已经是90年代中期。我在德国见到了一个久违的朋友。她是90年代初嫁给一个德国人的。她的故事当时很轰动。轰动的原因并不在于她嫁了一个老外，而是因为她一句德语都不懂，还有，她的长相比较难看。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老外的选择，我们就试图理解她的选择。但是她是一个寡言的女孩子，在我们几个好友的不懈追问下，她简单地告诉我们，她选择这个老外的原因就是因为她在中国嫁不到一个这么英俊这么文雅这么体贴的男人;而她此生的理想，就是想要一个体贴她的男人，想要一栋舒适的房屋和爬满青藤的小花园，所以，她宁可放弃话语。当时，我们都认为她的牺牲太大了太大了。我们都一致地认为她为自己难看的长相和接近于痴人说梦的理想付出了人生最惨痛的代价。转眼就是我再次见到她的90年代中期了。这一次她带给我的不再是轰动而是震惊。她依然没有变得漂亮，但她生育了两个非常漂亮的混血儿。我们坐在她家大花园的木椅上喝咖啡，青藤果真爬满了她的篱笆。花园的远处，她的小女儿在荡秋千，儿子则在很开心地与他老爸踢球;花园的近处，是她的油画画架。我的这位朋友，依然只能说最简单的德语，但是她的神态已经深刻改变，安详得如同在富裕安定的生活中过了三辈子一样。显然，她不仅没有付出人生最惨痛的代价，而且顺利地达到了她的理想。她深有体会地对我说：“说话不重要，最简单的对话足够管用。亲密的人之间，更重要的是眼睛，是表情和动作。你认为呢?”

我认为我朋友的人生体会是一种真理或者接近于一种真理。那一天，我回到我居住的饭店，坐在窗前，望着德国幽静的绿树成荫的居民区想了很久很久。我想：这个世界上最普遍的矛盾和麻烦难道不都是话语引起和造成的吗?一个人的话语只是在出口的一瞬间具有真实性。可这一瞬间眨眼就过去了。重复者和传播者使用的是自己的理解和语气，接受者则又有各自的理解背景。任何一种最细微的因素都能够改变话语的顺畅流通，使之产生多重意义。于是，我们的生活中便充满了絮叨，充满了解释，充满了流言和蜚语，充满了隔阂和攻击，也充满了谩骂和扯皮。想想多么无聊啊!

其实，在一个人的生活中，与你无缘的人，你与他说话再多也是废话。但凡与你有缘的人，你的存在就能惊醒他所有的感觉。你们不用说话。你们即便说话也是一堆泡沫，在阳光下，五颜六色，看起来很美丽，其实它仅仅是你们情感交流的衍生物，过去了也就消失了。发生了就永远不会消失的是拥抱，而诺言注定会随风而逝。没错，事情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