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英国人逐渐从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和国运衰落造成的失落感中走出来，对社会问题、历史问题、两性问题、民族和种族问题的思索也趋于冷静，这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英国的政治论文，仅供参考!

关于英国的政治论文篇一

英国文学浅议

查尔斯·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艺术上以妙趣横生的幽默、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以及现实主义描写与浪漫主义气氛的有机结合著称。马克思把他和萨克雷等称誉为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 狄更斯特别擅长描写生活在英国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生活遭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英国复杂的社会现实，为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作品至今依然盛行，对英国文学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主要作品有《匹克威克外传》 《雾都孤儿》《老古玩店》《艰难时世》《我们共同的朋友》等。狄更斯在作品中深刻地暴露了英国各个社会阶层的生活实况，掀起了真正的文学革命。在他以前的英国文学中，普通人民是没有地位的;狄更斯虽不是第一个改变这种现象，却对这种现象做了有效地改变。他把贫民窟、小客栈、贫民收容所、债务监狱等等悲惨的生活景象写入了文学作品，而且对那些穷人，那些正直的劳动者，给予最大的同情。另外一方面，他以讽刺的笔法，对新兴的工厂主、银行家等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政治”和“党派活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现象，资产阶级法律的非人道本质，都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

《雾都孤儿》是狄更斯的第一部社会批判小说，在世界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作品以雾都伦敦为背景，主要讲述了孤儿奥立弗苦难的生活，奥立弗本是一个有钱人家的私生子，他的母亲因为没有得到关爱，一个人饱受煎熬，在生下奥立弗后就辞世了。奥立弗来到这世间，和别的孩子不一样，没有父母的疼爱，处处被嘲笑，在济贫院过着痛苦的生活。九岁时，他又被送进棺材店当学徒，因受不了店主对他的虐待而逃往伦敦，却上了小偷的当。奥立弗受尽了折磨，直到遇上了好心人，才结束了痛苦的生涯。通过奥利弗流浪和求生的经历，带出了形形色色的周围人物，从侧面反映了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以及作者对“快乐英格兰”的向往。小说描写了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的斗争，赞扬了人们天性中的正直和善良，也揭露抨击了当时英国慈善机构的虚伪和治安警察的专横。同时，作品又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充满着人道主义情怀。犹如一场背景时时更迭的戏剧，将人性的本质表现的淋漓尽致。

小说的主人公奥利弗·退斯特，是一名生在济贫院的孤儿，忍饥挨饿，备受欺凌，但他始终保持着一颗善良的心。奥利弗、南希、罗斯小姐都是善良的代表，他们都出生于苦难之中，在黑暗和充满罪恶的世界中成长，但在他们的心中始终保持着一片纯洁的天地，一颗善良的心，种种磨难并不能使他们堕落或彻底堕落，反而更显示出他们出污泥而不染的光彩夺目的晶莹品质。而犹太人费金被塑造成邪恶的化身，丑陋、肮脏、阴险、毒辣的匪首。从外貌塑造来看:费金“反社会，毒害儿童身心健康，‘魔鬼般凶恶的脸完全皱成一团’，‘无牙的牙床上显露出二三颗更像狗牙或鼠牙的牙齿’以及‘眼歪嘴斜的奸笑’、咬着苍白的嘴唇发出的‘一阵罪恶的冷笑’等等描写比比皆是”。 费金利用流浪儿们为自己敛财，一旦失去利用价值,便冷酷地抛弃他们。在文本中，费金手段毒辣阴险，为了保存自己，他不惜牺牲为他卖命的小孩子们(小扒手)的性命。最后，邪不胜正，正义的力量战胜了邪恶，虽然南希最后遇难，但正是她的死所召唤出来的惊天动地的社会正义力量，正是她在冥冥中的在天之灵，注定了邪恶势力的代表——费金团伙的灭顶之灾。因此在小说中，南希的精神得到了升华，奥利弗则得到了典型意义上的善报。而恶人的代表——费金、蒙克斯、邦布尔、塞克斯无不一一落得个悲惨的下场。

个性化的语言是狄更斯在人物塑造上运用得十分出色的一种手段。书中的流氓，盗贼，妓女的语言都切合其身份，还使用了行业的黑话。狄更斯对写作语言进行加工、提炼和选择，避免使用污秽、下流的话语。另外狄更斯的语言中充满了讥讽的韵味，仿佛一个人的表情中带着辛酸的笑，让人读完之后不禁无奈的一声叹息。在书中狄更斯成功地刻画了一连串人物，如教区干事班布尔，贼头儿犹太老头和慈善学校的学生诺亚，破屋大盗蒙克斯等等。没有一个不刻画得栩栩如生，形象逼真。狄更斯小说最大的特点，在内容上是以人道主义的观点为出发点，揭露资产阶级损人利已的丑恶灵魂，反映被压迫人民的悲惨命运，赞美劳动者的优秀品质。狄更斯的作品一向讴歌劳动者的朴实真诚，鞭挞有钱人的自私冷酷。在艺术风格上，常用讽刺、幽默、夸张的手法塑造人物形象，人物人性突出、形象鲜明。

在小说里，奥利弗、罗斯小姐包括南希都是善良的代表。像奥利佛这样出淤泥而不染，始终不背叛自己道德的孤儿是不多见的奥利佛巧遇好心绅创人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在当时的社会毕竟显得离奇。他们出生于苦难之中，在黑暗和充满罪恶的世界中成长，但在他们的心中始终保持着一片纯洁的天地，始终有着一颗善良的心，种种磨难并没有使他们堕落，反而更显示出了他们坚强、圣洁、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品质。例如，罗斯小姐虽是资产阶级，确是美与爱的化身。首先，她对极度贫困的奥利弗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和怜悯，对其给予无微不至的帮助和关怀甚至当做自己的家人。在面对身为切贼，又是别人情妇的南希时，她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轻蔑与敌视，反而对其进行劝导和教诲。还有奥利弗孤儿院的朋友狄克，他虽然身份低微，却对自己的伙伴真心祝福，在他逃难的时候给他鼓励和勇气，正是由于狄克的帮助，奥利弗在面对以后的磨难时始终没有选择放弃。而被认为本书中人物塑造最成功的南希，是以贼窝中赛克斯的情妇即小说反面人物形象登场的，但是她却是贼窝中的与众不同，时常帮着奥利弗说话，即使中间是她再度将奥利弗捉回贼窟，最终还是她冒着生命危险向罗斯小姐说出了真相，也是她还给了奥利弗本应拥有的一切。奥利弗虽是一个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孩子，曾经被抓去当窃贼，但在他的身边一直有这些本性善良的人再给予他帮助和关爱，所以他没有泯灭掉人性的善良，经历了种种磨难后始终保持着一颗纯洁、善良和宽容的心。

狄更斯塑造这些人物形象的寓意是明显的:苦难是美德的试金石，历经磨难而痴心不改的人必将最终拥有幸福的生活。美与丑，善与恶，与人的阶级性质和地位高低无关。邪恶在博爱的光辉下愈显黑暗，博爱在邪恶的阴暗下愈显神圣。最后，邪不胜正，正义的力量战胜了邪恶，虽然南希最后死了，但正因为她的死才召唤出惊天动地的社会正义力量，正是她的死，注定了邪恶势力的代表——费金团伙的灭顶之灾。在故事的最后，奥利弗得到了父亲留给他的遗产之后，还将一半分给了曾经想陷害自己的哥哥赛克斯，正是他身边的这些人给予的博爱，使得这个孤儿在与黑暗邪恶斗争的时候没有退缩，虽然前路黑暗，却心灵之灯长明。

这部作品细腻地描绘和深刻地揭示了人性中的善良、爱、仁慈、邪恶、欺诈、妒嫉和仇恨等诸多方面及其相互矛盾性。奥立佛生下来便是一个孤儿，没人疼爱，为了生存，不得不在恶势力的教唆下去做坏事，但他没有泯灭人性的正直与善良，最终在身边的好心人的帮助下迎来了幸福生活。这部作品向我们讲述的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更是一个深刻的哲理和教诲：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要保持一颗善良的心，善待身边的人和事，这个世界才会沐浴在爱的温暖里。善之花与恶之花在人性的奇葩中齐开齐放，使读者在了解人生百态的同时，澄澈心灵，努力使自己的人生绽放善的花朵。这是一部好作品才能带给我们的深思与启示。人间呼唤关爱，人间最重要的亦是关爱。因为关爱，我们向素不相识的人献出了爱心，帮助他们度过人生难关;因为关爱，人与人之间亲如兄弟，心灵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因为关爱，家家户户没有距离，亲如一家，邻里互助，叫那高高的围墙打破，让那紧闭的铁门打开;因为关爱，我们的社会无时不刻地处处流淌爱心灌注的暖流，处处沐浴着爱心滋润的阳光，收获着爱心播种的希望。就像这部小说最末那句话所说的那样：“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对其他人表现出的同情与善良就像上帝对一切生灵所表现得一样。”

关于英国的政治论文篇二

近30年英国文学发展态势

[摘要]近30年来，英国人逐渐从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和国运衰落造成的失落感中走出来，对社会问题、历史问题、两性问题、民族和种族问题的思索也趋于冷静，对某些习以为常的理念进行了解构或再思索，在近30年的英国文学中则表现为四大态势，即对历史的回顾;对殖民、民族、种族等问题的反思;时女性问题的关注;对当今现实问题的探索。

[关键词]英国文学态势;殖民;两性

[中图分类号]I561.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0)04-0124-05

近30年来，英国人逐渐从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中走出来，对各种社会和历史问题的思索趋于冷静;同时英国的国际地位也从一战之前的世界霸主降为二战后的美国的追随者，对此英国人或多或少有些失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人的这种失落感逐渐转化为对以往历史的回忆和冷静的思索以及对以往某些习以为常的理念的解构。在文学上，近30年的英国文学则表现为四大态势：一是对历史的回顾;二是对殖民、民族、种族等问题的反思;三是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四是对当今现实问题的认识。

一、对历史的回顾

二战之后，英国失去了原来的世界霸主地位，这是许多英国人都不愿接受的现实，因此，“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历史。”他们努力地去调整自己，去找寻自己国家在与欧洲诸国的关系中的位置，尤其是在与欧洲关系日趋微妙的近二三十年，如何去找寻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地位，在许多英国人看来，这是一个只有历史才能够提供参照的问题。因此。近30年来，历史文学在英国十分繁荣，历史小说、历史传记等作品吸引了大量读者，为民众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这类文学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当属A.S.拜亚特(A.s.Byatt)的《书踪迷情》(Possession：A Romance，1990)。这部小说通过20世纪末英国现代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诗人与其情人之间关系的探索和研究，着重展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两性关系、社会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的人心中产生的不同的认识和评价以及对他们产生的不同的影响，最终向读者暗示历史是人构建的历史。也在不断地塑造人。是人“占有”了历史，还是历史“占有”了人?这是小说提出的最令人沉思的问题。

在表现历史题材方面另一位出色的人物是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他的创作主要在历史小说和历史传记两个方面。近年他的历史小说包括《霍克斯莫尔》(Hawksmore，1985)、《切特顿》(Chatterton，1987)、《迪医生的房子》(House of Doctor Dee，1993)和《弥尔顿在美国》(Mil-ton in America，1990)，其历史传记包括关于狄更斯、布莱克、莫尔等人的传记，分别在1990年、1995年和1998年出版，在2000年他出版了一部记述伦敦生活历史的传记。他的历史小说与传统的历史小说有很大不同，它们主要关注的是现在而不是过去，也就是说，作者关注的是现代人对历史的“占有”。即对历史经验的吸纳。他的历史传记与传统的历史传记也不同，其中使用了大量小说手法，加人了作者个人的想像成分，并且着重表现的是历史如何与我们现代生活的关系以及与现代的不同。

当然，任何人都逃脱不了历史的框架作用。认识历史就是认识自己，发现历史就是发现自己，历史可以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树立一面镜子。这个主题在罗丝·特莱梅恩(Rose Tremain)的历史小说《复辟》(Restoration，1989)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复辟》主要是关于查理二世统治时期的历史，它主要描述了罗伯特·麦里维尔(Robert Merivel)命运的兴衰，着重表现的是麦里维尔从自己的荣辱兴衰中，尤其是他从自己被逐出宫廷后的艰难旅程中所产生的感悟和自我发现，可以说他被逐后的旅程就是他的自我发现的历程，而他的命运、他的感悟和自我发现都为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人提供了一面借鉴的镜子，有利于他们在失落之后找回自己，有利于他们对唯物主义和犬儒主义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从而为将来选择一条更为现实的道路。

当然，历史更为一个民族提供了一面借鉴之镜。英国在近几十年失去了自己在欧陆的领导地位，在与欧洲各国的关系中，英国人心中一直存在着一种不确定感，一直无法确定自己国家的民族身份和地位。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北爱尔兰诗人西马斯-希尼(Seamus Heaney)在其诗歌中就表达了这种民族情怀。希尼是北爱尔兰人，但他自认为是爱尔兰人。他从一个边缘人的角度，对爱尔兰民族与英国人的关系和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深刻思索。他近些年的诗作包括《山楂灯》(The Haw Lantern，1987)、《酒精水准仪》(The spirit Level，1996)和《电灯》(Electric Lights，2001)。另外，希尼总是带有双重民族身份，一方面他是一个英国人，身上带有英国人的特质，对英国在欧洲的地位充满关切;同时他又是个爱尔兰人，他的诗作充满了爱尔兰的泥土气息，并且这种气息总能与英国人的绅士风度相得益彰，而且他同时还能在这种和谐的氛围中表达他对爱尔兰与英国的复杂关系的严肃思索。他翻译的《贝奥伍夫》就是他对爱尔兰与英国的矛盾冲突的一种较为直接的表现，因为《贝奥伍夫》本身既是英国的民族史诗，又是北欧文化的沉淀。

历史是今人的一面镜子，但这面镜子不是一个客体，而是由主体的意识所构造的。人们讲述历史方式的不同恰恰折射出人们的意识形态的不同;同时，人们对历史的讲述又受前人对历史讲述模式的制约。文本是具有历史性的，历史是带有文本性的，对一种历史文本的讲述和解读总是要受其讲述者和解读者所处的历史、政治、宗教、语言、文化、种族、职业等语境的影响，同时，文学作品和其他非文学文本之间有复杂的“话语交流”，作家(或讲述者)同社会和历史、主体与客体之间是一种相互塑造关系。正如新历史主义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所言：“艺术作品不是历史经验在上而留下印记的被动的外表，而是历史经验形成和再形成的创造性动因之一。”因此，从历史的讲述方式和所传达的信息两方面而言，历史制约了我们的思维，又被我们的思维所制约。这一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在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的《湿地》(Waterland，1983)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一位中年历史教师正面临着一种困境：历史不能再用传统的教学方式教下去了，他转而向他的学生讲述他个人的生活，就像他向他的学生讲述历史故事一样。在历史课上，他讲述的内容就如同他的个人生活一样，充斥着破碎、苦难和悲剧，但一个故事总是有人为强加的对偶然事件的联接，例如因果关系，对观众情绪的安抚等。这位老师同时也知道，作为一个中年英国人，总有一些事情属于过去，受历史

的制约，他自己所构建的叙述未免过于偏狭。但是，作为一个讲述者，他似乎无他路可走。作为一个英国作家，斯威夫特清楚地意识到，他无法完全摆脱旧的看待问题的视角，又无法摆脱已广为人们接受的讲述故事的方法。在斯威夫特的小说中，历史、现在的关系以及看待历史和现实的视角问题一直是关注的焦点，历史对我们的占有和我们对历史的占有总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二、对殖民、民族、种族问题的反思

英国近二三十年文学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局外人”文学的兴起。从广义上讲，在英语文学界美国文学才是主流文学。英国文学是非主流文学。在近二三十年，英国还没有一个作家能够跻身于所谓引领主流的地位;但从狭义上讲，在英国文学内部而言，如果说还有一些作家能够从某种意义上引领主流的话，那么这些作家往往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非主流的”、“局外人(outsiders)的”，他们往往具有独特的民族或种族背景，往往是威尔士人、苏格兰人或爱尔兰人、或具有非洲、亚洲或其他异族血统的人。这些作家由于其独特的背景和身份，对殖民问题、种族问题和民族问题有着与英国本土作家迥然不同的视角。这类作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赛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他的《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发表于1981年，发表后立刻引起关注，读者马上意识到这部作品与以前的文本相比有许多全新之处。《午夜之子》是一部关于印度独立后的历史的小说，这种历史与书中叙述者的个人历史偶合。叙述者撒里姆·西纳(Salaem si-nai)出生于印度独立日的第一个小时，他的叙述与传统的西方小说有许多“背道而驰”的地方。西方小说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一旦植根于不同的文化(比如该小说中的印度)，要么会蜕变为对西方小说苍白无力的机械模仿，要么会演变成一种全然不同的形式。《午夜之子》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它使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讲述了一个怪异、杂乱的故事，里面充斥着怪异的人物和诡异的事件;它打破了传统的线性时间观，打破了传统的逻辑思维。拉什迪的叙事方法别具一格，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的分裂和分化相一致的是其叙事风格也重在不连续性、非逻辑性和诡异性，反映在语言里则是充分展示印度英语和英国英语的差异。从本质上讲，《午夜之子》属于两种传统，既属于印度文学传统，也属于英国文学传统，既反思了印度历史，也从形式、结构、题材上折射出了西方历史。这种特色恰好反映了后殖民主义者的关于文化商讨的理论：“异质文化的碰撞，并不是对殖民地文化的绝对否弃，而是将对立或矛盾的成分同时予以表述的历史过程，即一个非常复杂的持续不断的商讨过程，”从而形成了一个“非此非彼”的状态。

拉什迪的另一部作品《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发表于1988年，是一部涉及伊斯兰教敏感话题的小说，由于其政治内容，在伊斯兰世界被列为禁书，作者的人身安全也因此遭到了恐吓，迫使他东躲西藏了好多年。但在西方，读者对《午夜之子》和《撒旦诗篇》的态度则截然不同，他们既对其中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感兴趣，更对小说中借助小说的结构反映人们梳理经验的方式倍感新奇，因为拉什迪使西方读者从这种方式中突然意识到在西方社会他们建构的某些价值观和准则的本质在东方人眼中是多么怪诞。

另外两位印度裔小说家维克莱姆·塞西(Vikram Seth)和阿兰德汉蒂·罗伊(Arundhati Roy)在近10年也引起了英国人的很大关注。前者的《金童》(A Suitable Boy，1993)和后者的《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1997)主要表现的都是印度生活，但同时也为西方读者提供了一个审视英国生活和英国小说艺术的独特的视角。

在殖民、民族、种族问题上，英国黑人作家和英国亚裔作家可谓是两支生力军。卡里尔·菲利普斯(Caryl Phillips)出生在印度西部，自幼年就生活在英国，他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作了一系列关于殖民问题的小说，其中包括《最后的旅途》(TheFinalPassage，1985)、《独立之邦》(A State of In-dependence，1986)、《剑桥》(Cambridge，1991)以及《血之本色》(The Nature of Blood，1997)，这些小说均对殖民问题及殖民遗留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另一位亚裔作家汉尼夫·库瑞什(Hanif KurEishi)(其父是巴基斯坦人，其母是英国人)则更多地触及了英国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由于文化杂交问题而形成的代沟问题。库瑞什的作品包括电视剧《年少轻狂》(My Beautiful Laundrette，1985被改编成电影)、《我疯狂的儿子》(MySon，theFanatic，1998)、《郊野佛陀》(The Buddha of Suburbia，1990)、《黑色唱片》(The Black Album，1995)及《亲密无间》(Intimacy，1998)。非洲裔作家布奇·埃梅切塔(Buchi Emecheta)出生于尼日利亚，20岁移居伦敦，她的小说，例如《衮多伦》(Gwendolen，1989)、《做母亲的快乐》(The Joys of Motherhood，1979)等，更多地关注的是黑人妇女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在婚姻、母性、女性权利等问题上的困惑和牺牲精神。

另外，新世纪新出现的两位新人也值得关注，一位是《皓齿：一部小说》(W/the Teeth：A Novel，2000)的作者莎娣·史密斯(Zadie Smith)，另一位是《红砖胡同：一部小说》(Brick LancI A Novel，2003)的作者莫尼卡·阿里(Monica A11)。前者的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牙买加人，她在小说中展现了穆斯林、英国、牙买加文化中的三代人，在爱情、家庭、亲情、友谊、战争等方面的文化冲突、文化协商和文化杂交;后者在其小说中通过一位在18岁通过婚姻移民到英国的孟加拉乡村姑娘娜芝恩(Nazheen)在婚姻、家庭、爱情等方面的困惑、探索和发现，反映了孟加拉本土文化和英国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和杂糅。

尽管菲利普斯、库瑞什和埃梅切塔以及史密斯、阿里的小说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反映了一种社会和文化传统与另一种社会和文化传统相碰撞时所产生的复杂关系。

二、对女性问题的关注

近30年的英国文学是“局外人”的文学，从民族的角度而言，是少数民族裔作家的崛起;从性别的角度而言，就是女性作家群体的壮大。当然，作为文学大潮的一部分，这些女性作家除了关注女性问题以外，也对民族问题、历史问题给予了应有的重视。

随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性别批评的兴盛，近30年的英国文坛对女性的关注也越来越深入。女性作家们将关注的焦点从女性的政治、社会地位逐渐转移到对母性、性别、身

体甚至叙述方式等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上，大胆地对女性的私密心理、女性的身体、女性同性恋、母性、女性叙述方式等进行表现和探索。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小说家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简妮特·温特森(Jeannette Winter-80n)、戏剧作家卡瑞·邱琪儿(Caryl Churchill)和诗人斯黛薇·史密丝(Stevie Smith)。

近30年女性主义的热潮深刻地影响了英国小说界，英国女性作家的许多作品中都充满女性对社会、对家庭、对文学等问题的独特见解。安吉拉·卡特尽管英年早逝，但仍属于多产作家。她不仅创作小说、电影剧本，还撰写了大量新闻报道和评论。她较出色的作品包括《新夏娃的激情》(ThePassion of New Eve，1977)、《智慧之子们》(Wise Children，1987)和《杂技团之夜》(Nights at the Circus，1984)等。她的小说从形式到内容均对男权传统提出了挑战，以带有颠覆性的游戏风格和戏剧性见长。《马戏团之夜》是她的第八部小说，主题是对男权传统中的传统叙述和传统性别观的颠覆。小说主要是关于杂技表演艺术家菲弗斯(Fevers)和新闻记者威尔塞尔(Wulser)之间的故事。威尔塞尔一直在试图解构关于菲弗斯的生活的传闻，但在卡特充满调侃和奇思妙想的笔下，无法逃脱男权思维定势的威尔塞尔的一切努力均告失败。他没能解构菲弗斯的传闻，他的传统的男权叙事方式以及对世界的男权思维定势均被解构。实际上，卡特颠覆了男性传统对性的问题、人的行为问题甚至是人物的动机等问题的看法，使这些问题变得无法用男权传统的话语和思想来定义和分析。

另一位女性作家简妮特·温特森对女性问题表现出了同样的关切。她的小说从男权的视角来看充满了反叛精神。她较重要的小说包括《橘子不是惟一的水果》(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s，1985)和《写在躯体上》(Written On The Body，1999)。其中颇具争议的小说《橘子不是惟一的水果》讲述了一个女孩的心理成长历程。这个女孩由一个信仰福音主义的妇女所收养，自幼被浓厚的宗教氛围所包围，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女孩到十几岁时却决定离家出走，决心过一种女同性恋的生活。她这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不是因为她的情感被男权宗教权威的说教所压抑、扭曲而成一种非正常的性欲望，而是因为那些狂热的宗教信仰者本身的偏执激发了这个女青年的反叛精神，她的同性恋倾向只不过是一种反传统的方式而已。因此，在温特森笔下，同性恋不是不正常的性取向，而是一种对男权社会文化的正常反叛。这与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的关于母性和性行为方式均是政治的产物的观点不谋而合。。

《写在躯体上》是温特森的另一力作，其实验色彩更浓。它对性别(gender)和性(sexuality)的建构提出挑战，小说的讲述者的性别是模糊的，因此他(她)与他(她)的几个情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不确定的，或许是同性恋，或许是异性恋，或许是男同性恋，或许是女同性恋。这样，作者似乎在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性别在恋爱中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只有没有性别的躯体才是重要的;性别角色不再是制约性的，异性恋也不再是强制性的了，异性/同性恋的对抗不应再有“自然的”和“怪异的”标签，而均应当以人性天然的感觉、感情和欲望为基础。这样，作者就彻底打破了传统社会在性别、性行为等方面人为设置的一些界线。

女性主义文学近30年在英国戏剧界也同样有一定影响，其领袖人物当属卡瑞·邱琪儿。她的《顶尖女子》(topGirls，1982)可谓是风靡西方戏剧界，1987她发表的《大把大把的钱》(Serious Money)对撒切尔夫人当政时期的社会现象进行了讽刺，取得了不小反响。《顶尖女子》将女性问题放在历史的宏大视野中去考察，作者将历史上的女性，如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温顺妻子的典型帕深特·格里瑟尔达(Patient Griselda)，放在当代女性日常生活的背景中，使她们与当代女性形成一种非同寻常的对话，从而探讨历史长河中女性所受的压迫和女性为自己的地位所进行的斗争。邱琪儿认为，当代女性的地位与男性依旧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源于千百年来人们习以为常的性别意识。正如剧中人物路易丝(Louise)所认识到的那样：路易丝在职介所工作了20年，一直从事中层管理工作，她周围的男青年一个个地升迁，但从没有人注意过她，她工作出色别人习以为常，她出了差错无人觉察，人人都认为她的工作无可挑剔，也应该无可挑剔，但永远与升迁无关，她的处境恰恰是历史上所有女性的地位：她们应该扮演男性社会分配给她们的角色，应该永远无可挑剔，但她们的无可挑剔的工作应该是为男性服务的，她们的地位永远低于男性，永远被剥夺了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机会。路易丝渴望升迁的愿望实际上是20世纪后半叶女性渴望受到社会承认、渴望取得内在意义上的和外在意义上的平等的表现。可以说，邱琪儿的《顶尖女子》不仅表现了对历史的深刻认识，而且也表现了她渴望建构社会秩序的愿望。

近30年英国诗歌界女性主义的声音也不弱，其中较为强劲的有斯黛薇·史密丝和卡洛尔·安·达菲(Carol Ann Duffy)。史密丝于1975年出版的《诗集》(Collected Poems)表现了女性的性焦虑和对基督教的复杂矛盾的心情。这些诗歌在形式上看似正统、典雅，但内容上却属于女性独有的诗歌传统，表达的是女性独有的、隐秘的、压抑的、在男权社会看来有伤风化的情怀，可以说是诗人在用一种令人入迷的隐秘暗示对男权社会约定俗成的利益的突破。达菲于1994年出版了一部《诗选》(Selected Poems)，该诗选以戏剧独白的手法写成。其内容有点让当时男权社会文化熏陶出来的人感到不安。她善于用简单、平常、世俗的字眼和细节来传达感官感觉，甚至是某种性恐慌。在其中一首诗“暖热她的珍珠”中，诗人借描摹一个侍女替她的女主人暖热珍珠(好让女主人戴上舒服点)的心理活动，传达出了一种近似女性同性恋的情怀。在这首诗中，侍女对女主人似乎有一种同性恋的恋情。她“流人”到珍珠的体温使人联想到性活动的细节，而绕在她脖颈上的女主人的项链在她心中是“链子(rope)”，这似乎暗示她对女主人的同性恋与死亡紧密相联。侍女为女主人“甘心劳作”，一厢情愿地暗恋于她，但女主人却似乎对她只是视为仆役，并无任何情感可言，女仆在此境地下，一方面因爱得不到任何回应，另一方面恐怕她自己也清楚这种爱本身的出路也注定与死亡相遇，因此，她最后的结局也只能是：她用体温暖热的项链只能是套在她自己脖颈上的锁链，她的同性恋的爱情也只能成为她心中的死神。

可以看出，诗歌界的女性声音在大胆地袒露女性的私密地带的同时带有很浓重的反男权文化的色彩。

四、对现实问题的冷静思索

英国近30年的文学虽然更多地关注民族、文化问题、女性问题和历史问题，但它并未忽略现实问题。实际上，英国近30年文坛上也不乏针砭时弊的作品。在小说界。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的《金钱》(Money，1984)和《伦敦旷野》(London Fields，1989)两部小说均对撒切尔夫人时代的社会现状给予了猛烈抨击。两部作品均讽刺了现实中的荒原人物，他们热中于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却把文化和情感当成多余的无用之物。艾米斯用现实的眼光，而不是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当今的英美现状，表达其中的冷酷和无奈。尽管有些批评家批评艾米斯所关注的问题并未逃出他父亲金斯雷·艾米斯(Kingsley Amis)的范式，但他对现实的关注却是难得的。

在戏剧界，对现实的关注在近30年似乎更为强烈。在英国国运正走下坡路的岁月里，一些剧作家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承担起审视国家现状的重担。大卫·黑尔(DavidHare)的《谁为我伴》(Plenty，1978)、《自语的法官》(Murmu。ring Judges，1991)和大卫·埃德加(David Edgar)的《那个夏天》(That Summer，1987)均反映了当时的某些特殊社会问题，如《那个夏天》反映的是1984—1985年英国的大罢工，同时从广阔的视角而言，也反映了上世纪下半叶英国社会体制的弊端。爱德加·邦德(Edgar Bond)的《李尔》(Lear，1971)则通过对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的重写，影射当时的英国社会比李尔王所处的那个尔虞我诈的社会更加残酷。如果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贝凯特(Samuel Becket)展示了20世纪现代社会的荒诞的话，那么邦德则努力告诫我们当今英国社会的可怕的、毫无意义的残酷。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一批战后作家，如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伊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哈罗尔德·品特(Harold Pintor)及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仍笔耕不辍，传达他们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对文坛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们的创作并不局限在一个方面，而是涉及到历史、民族、性别及社会等多个层面。莱辛的最新小说《浮世畸零人》(Ben。in the World，2000)和《裂缝》(The cb)，2007)、默多克的《大海，大海》(The Sea，The Sea，1978)及戈尔丁的《可见的黑暗》(Darkness Vissible，1979)和《启蒙之旅》(Rites of Passage，1980)等均可称得上是当代杰作，由于国内对默多克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戈尔丁的研究不少，故在此谨简评一下莱辛和品特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创作。

1950年莱辛发表第一部小说《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后，一直笔耕不辍，成为英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并在20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52年至1969年，莱辛陆续发表系列小说《暴力的孩子们》(The Children of vio-lence)。发表于1962年的小说《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被公认为她的代表作。上个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莱辛开始向神秘领域探索，创作了《八号行星代表的产生》等一系列所谓“内心空间小说”，同时推出了《简·萨默斯日记》(The Dmries of Jane Someu，1984)、《好恐怖分子》(The GoodTerrorist，1985)等重要作品。1994年起，莱辛陆续推出她的自传《在我的皮肤底下》(Under My Skin，1994)和小说《重坠爱河》(Love，Again。1996)。后者是她步入晚年以后的代表作，标志着她的写作已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1999年，美国出版了她的最新小说《玛拉与丹尼》(Mara and Dana)。新世纪初，她一连出版多部小说，包括《浮世畸零人》、《最甜美的梦》，《祖母们》(The Grandmoth-ers，2003)。2007年年初，她出版了长篇小说《裂缝》。这部小说再度以科幻的形式出现，借罗马帝国濒死的历史学者之口，讲述人类起源的神话，并借此探讨两性关系。

她的小说内容涉及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共产主义以及男女之间的关系和地位。她在小说中善于刻划边缘人的角色，借此传达一个重要信息：一个人的言行举止若是异于常人，往往会被家庭和社会排除。她的创作生涯并非向主流价值观靠拢，而是呈现出另类的价值观，从而探讨边缘人的生命。虽然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她对当代心理学及伊斯兰神秘主义思想的兴趣在作品中时有体现，但她仍然关注重大的社会问题。她的许多作品都可以定义为“女性文学”，但并没有局限于感性的情感题材，而是将这种体裁纳入到更广阔的社会、种族、历史和文化的框架之内。

哈罗尔德·品特的作品风格比较奇特，笔下角色常常有些精神不正常，充满各种奇思怪想。他的作品深刻地触及人物内心，往往突出人与人在生活中，尤其是家庭生活中的那种精神层面的矛盾，例如人与人之间的妒忌、猜忌等。这些东西在当时很少有人会关注，更少有人会把它们写在自己的作品里。他的作品实验性较强，既具有荒诞派戏剧的特色。又不乏自己的独特个性。

他的作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作品受心理现实主义的影响。第二阶段的作品则以情感冲突为基调。第三阶段则主要以政治关注为特色。到目前为止。品特已经写下了32部戏剧和24部电影剧本，另有不少诗歌和散文。品特被评论界誉为萧伯纳之后英国最重要的剧作家。虽然他近期的作品主要是改编自他人作品的影视剧本。但他针砭时弊的精神一直透过影视深入人心，社会影响非常大。他早期的作品《看房者》(The Caretaker，1959)、《生日晚会》(The BirthdayParty，1957)、《归家》(The Homecoming，1964)、《背叛》(Betrayal，1978)等代表了当代西方戏剧的最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