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为2017年宏观调控做出定性，即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关于2017年我国财政政策的相关文章，希望对你有帮助!!!

2017年我国财政政策

赤字率在3%左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为2017年宏观调控做出定性，即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

赤字率和M2增速分别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最重要的量化指标。虽然量化指标尚未提出，但市场关注颇多。本专题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及广泛采访，前瞻2017年宏观调控的量化指标。

中债资信评估公司表示，2017年赤字率可能不会进一步提高，中央出于债务风险防控考虑，可能仍然是3%。地方政府分配到的新增债券规模会有所增加，但增长规模相对有限。

2017宏调量化指标猜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为2017年宏观调控做出定性，即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

赤字率和M2增速分别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最重要的量化指标。虽然量化指标尚未提出，但市场关注颇多。本专题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及广泛采访，前瞻2017年宏观调控的量化指标。

2016年，地方债放量发行规模超6万亿，包括1.18万亿新增债券和4.87万亿存量置换债券。

2017年地方新增债券，取决于2017年赤字率安排，以及中央和地方赤字规模分配。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出于风险考虑，2017年赤字率恐不会突破3%，分配上可能会向地方倾斜。不过，具体赤字安排，还有待2017年3月份全国两会审议通过。

按照财政部三年左右窗口期，锁定的15.4万亿地方存量债将陆续置换为政府债券。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指出，2017年将加大存量置换工作。据了解，原定于2018年8月份结束的债务置换工作，将在2017年加快推进，地方实际需要置换额度可能不会超过2016年的5万亿。加上新增债券，2017年的地方债发债规模或仍约6万亿。

2016年9月份以来，中央收紧地方债管理信号不断。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也指出，2017年要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确保财政可持续。

有西部省会城市地方城投公司负责人表示，他们预计2017年政府债务资金管理将趋紧，目前正在积极应对，包括提前准备偿债资金、投资所需资金，更多采用合规PPP模式融资等。

赤字率或仍为3%左右

2016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示，2017年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

不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并没有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或阶段性提高2017年赤字率。

我国赤字率从2015年的2.3%提到2016年的3%，赤字规模达到2.18万亿，同比增加5600亿元。3%赤字率是欧盟为规范成员国财政行为的一个标准，业内人士表示3%并非“红线”，国际上不少发达国家实际已经突破3%的标准。

即便2017年维持3%的赤字率，随着GDP规模的增加，赤字规模也将增加。

中央明确2017年将继续加大减税力度，若赤字率维持3%，财政收支方面是否能平衡?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泽彩表示，中央和地方将通过科学、合理安排收入预算，强化财政资金使用绩效监管、加大盘活存量资金力度等措施，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有效缓解困难地区财政支出压力。另外，随着“三去一降一补”政策效应的显现，经济活力进一步显现，一些新业态等领域将带来现实收入的增加。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业内人士表示，盘活存量、减税降费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等在明年也被寄予厚望。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赵庆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端发力有两个方向：其一，在促进创新方面，未来增长动力在于创新;其二，民生方面，在基础设施投资上，应多放开对民间资本投资。政府将所节约的资金用于二次分配，投向教育、医疗和养老等补贴方面。

在财政资金运用上，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明年的重点除传统扶贫方面外，要想方设法用“四两拨千斤”的逻辑去帮助相关领域投资增加。比如，在基础设施投资上能否有一些创新。“财政上拨一块钱，或用财政资金来担保，就能拉动四块钱、五块钱，甚至带动更多资金进入，光靠财政资金去投资是远远不够的，财政应起到杠杆、放大和担保作用。”

而对于财政存量资金和沉淀资金的使用，专家认为，有些财政资金使用缓慢，主要是因财政资金有严格规定，“打酱油的钱不能打醋。”因此，要让它灵活使用变得更有效一些，让基层有更多发言权。如果看不清某个村、某个县或某个地方到底需要“酱油”还是“醋”，就要把财政决定权下沉一些，这样的效果或会更好。

另外，在减税降费方面，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连平认为，2017年减税应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首要任务。今年1月至11月财政收入增长5.7%，低于经济增速。在经济缓中趋稳、经营效益下滑背景下，当前企业税费负担较重，制约经营发展。在今年全面推开营改增降低企业税负的基础上，明年要继续大力实施减税降费政策。

连平建议，可适当降低工商业增值税税率，推进各项税制改革，对部分新兴产业、转型升级较好的企业定向提供税费优惠。降费空间较大，比如继续降低社会保障费用，清理兼并名目繁杂的收费项目，减轻企业负担。短期来看，减税降费将直接减少财政收入，但从中长期看，能激发企业经营活力，提升经营效益，扩大征税基础，有助财政收入可持续增长。

财政货币政策有所调整

2017年中国要对财政与货币政策进行调整，看清中国货币政策不具备大规模扩张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财政政策则将继续以“积极”为主的基调。

“2016年的宏观经济运行，是自2011年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以来，终于有可能出现阶段性探底的一年。自一季度开始，连续三个季度GDP报出6.7%的增长率，第四季度很有可能还是6.7%左右，一个年度‘小平台’的表现可谓多年来绝无仅有的。”1月7日，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深圳举行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2017年会上表示(演讲全文实录附后)。

这个研究院是2013年注册成立的一家新型民间智库，民生银行(9.020, 0.01, 0.11%)董事长洪崎担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贾康担任院长。2016 年 11 月 5 日，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改选，洪崎继续担任理事长，贾康出任名誉院长及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第一届副理事长、华软资本董事长王广宇出任第二任院长。

作为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的领军学者之一，贾康近年来就中国宏观经济、财税改革等做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很多引起学界和决策重视的研究成果。贾康认为，按照较粗线条的判断，2017年中国经济有望完成较为明显的探底，然后应当力求实现经济企稳，以对接一个时间越长越好的中高速增长期，比如6.5%至7%，或6.5%左右，或7%左右。在这一平台期，中国经济应当具备结构优化、发展方式向集约化加快转变等新特征。

他认为，在这种条件之下要对财政与货币政策进行调整，首先应看清中国货币政策不具备大规模扩张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现实的把握应是“稳健中性”。财政政策方面将继续以“积极”为主的基调，这将首先体现为赤字率还要处于较高水平，如有必要也可以在2016年3%的基础上适度上调。

外界注意到，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强调，2017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2016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新年致辞中明确表示，2017年将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调节好货币闸门，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贾康2017年1月7日的演讲，事实上是对央行货币政策基调的再次呼应。

贾康同时表明，2017年应当进一步减税降费。继营改增之后，2017年中国财政将继续减税，可有作为的空间主要存在于增值税税率的减并和适度调低上，同时，降费方面值得作为的空间十分值得重视，各类收费、政府性基金，社保、住房公积金等都具备一定的调整降低空间，这样做对规范政府收入秩序，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会有莫大的好处，应当成为重要的政策选项。

而关于税费减降，政商学界一直有不同计算口径和争议。特别是2016年以福耀玻璃(18.350, 0.01, 0.05%)董事长曹德旺为代表的企业家们对企业税负的公开议论，更令2017年税费降减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许多人希望中国转变以间接税为主的企业税收体系。

对此，前国税总局副局长、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许善达曾向《财经》记者表示，不能简单地要求中国将企业间接税一步变成直接税，除了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多数欧洲国家以及日本，事实上间接税都占越来越大的比重。

在1月7日的年会上，贾康还提出，2017年中国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使之更加符合供给侧改革的需要。在长期的政策选择方面，为了让中国经济继续实现企稳，关键是使处于平台期的中国经济具备结构优化、发展方式向集约化加快转变的“升级版”特征。应结合各地、各部门、各行业的具体情况，以理性的定制化的“供给管理”方案突出重点，统筹协调。

在具体的改革方面，贾康表示应聚焦三大重点：

首先，稳中求进两侧发力，在宏观调控中对接经济探底企稳。从目标来看，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仍将“稳字当头”，6.5%左右仍是“铁底”。

其次，深化供给侧改革中，以制度供给为龙头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版”。在此方面，2016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元年，主要切入点是启动了“三去一降一补”工作，“虽已取得明显进展与成绩，但也存在主要使用行政介入方法的局限性，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不够，易出现违背经济规律的偏差，有必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兴利除弊。”贾康指出。

第三，保护产权完善法治，“问题导向”下对接基础性制度建设求长治久安。针对近期民营经济国内投资明显下滑的问题，贾康认为虽然原因多重，但在产权保护方面，与在错综复杂局面下市场主体的方向感不明确，安全感不充分、希望感不扎实有内在的关联。

“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更进一步给出了保护产权，完善法制的权威指导。其中所表述的‘加快编纂民法典’将会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树立一座里程碑。”贾康称。

附：贾康在2017年1月7日深圳年会的发言实录：

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形成了对我国2017年度经济发展和相关重大事项的重要指导意见。贯彻中央决策层的会议精神，需抓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牢牢把握创新发展“第一动力”，结合各地、各部门、各行业的具体情况，以理性的定制化的“供给管理”方案突出重点，统筹协调。

一、稳中求进，需求与供给两侧发力

从目标上看，2017年经济增长仍然将实行“稳字当头”的区间管理，6.5%左右仍然是“稳增长”考虑中的“铁底”，物价指数应当控制在3%左右，就业目标(城镇新增就业岗位)也仍然将在1000万以上。当然，更重要的是把握好实现目标的政策举措。总体而言，应当从需求与供给两侧发力，特别是狠抓供给侧优化结构的针对性措施，因为这是决策上慎重判断后认定的矛盾的主要方面。

稳中求进是2017年经济工作的主基调。要实现2017年6.5%左右的增长，仍然要从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的结构性动力系统入手，释放需求、助力稳增长，因为在并不有利的国际形势下，需求侧仍然是调动投资和消费潜力的重要抓手。投资方面，以政府为主的投资仍然会成为稳增长的主要推力，但在投资方向、方式上，必须做进一步的优化改进，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尽管还存在困难与问题，但有望、也必须是未来政府介入投资领域的主要创新重点。消费方面，近年来增长势头值得期待，但为进一步提振消费，国家需要在市场环境、消费引导等方面做不少工作。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2017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具体而言，应看清我国货币政策不具备大规模扩张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现实的把握应是“稳健中性”。财政政策方面将继续以“积极”为主的基调，相关要领首先体现为赤字率还要处理为较高水平，如有必要也可以在2016年3%的基础上适度上调;其次是减税降费，继营改增之后，2017年财政仍然将继续减税，可有作为的空间主要存在于增值税税率的减并和适度调低上，同时“降费”方面可以作为的空间则十分值得重视，各类收费、政府性基金、社保、住房公积金等都具备一定的调整降低空间，而且这样做对规范政府收入秩序、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会有莫大的好处，应当成为重要的政策选项。再次，则是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使之更加符合供给侧改革的需要。

人们以往谈论很多的“三驾马车”动力框架局限于需求侧，是没有完成对于动力体系的完整认知和把握的，必须把其结构化逻辑传导、延伸至供给侧，抓好更为全面、复杂的结构优化支持的动力体系转型、升级，这在宏观政策调控中将更多表现为以财政政策为主发力，突出重点地调结构、惠民生、护生态、防风险，增强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和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增长质量。要看到2016年的宏观经济运行，是2011年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以来终于体现出有可能对接阶段性探底的一年，自一季度开始，连续三个季度龙头指标GDP报出6.7%的增长率，第四季度很有可能还是6.7%左右，一个年度“小平台”的表现为多年来绝无仅有。结合自2015年下半年以来各项主要经济指标演变中亮点纷呈的观察分析，我们认为可以谨慎乐观地提出一个粗线条预测判断：在2011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下行中，有望于2017年完成较明显的探底。紧跟着我们应当力求实现经济的企稳，以对接一个时间越长越好的中高速(6.5%-7%，或6.5%左右，或7%左右)的增长平台，关键是要使这一平台期的中国经济具备结构优化、发展方式向集约化加快转变的“升级版”特征。

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市场作用

2016年可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元年，主要切入点是启动了“三去一降一补”工作，2017年需要抓紧时机深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必要指出，在“三去一降一补”工作中，虽已取得明显进展与成绩，但也存在主要使用行政介入方法的局限性，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不够，易出现违背经济规律的偏差，很有必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兴利除弊。“三去一降一补”关系到市场出清程度，各方面都认识到其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本轮大体出清后，结构优化取向的长效机制能否如愿构建起来，要素能不能自由流动、以及在经济循环中的要素重组能否进入以有效制度供给为支撑的良性状态，这才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根本与长远的核心问题之所在。

为此，一方面，在继续深入进行“三去一降一补”的同时，要抓紧实施、推动一批关系到市场经济体制基石建设的重大改革，如国企改革、土地改革、金融改革、财税改革、住房制度改革、行政架构改革、司法改革等，以为那些从落后过剩行业内动态释放出来的要素创造自由流动、优化重组的环境和条件。因为经济增长过程的实质就是要素不断寻求得到更高回报的过程，要使经济更好增长，就必须要为要素寻求最大回报创造更加自由、灵活的制度条件与公平竞争机会。

另一方面，结合当前世界产业结构的变化与我国经济增长的阶段特征，优化配置的要素必将较多地集聚在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各类新经济行业上，可以说新经济的发育发展程度，是衡量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程度的主要标志。因此，2017年应当想方设法，为各类新经济的成长扫清障碍、创造更好的条件，以把握住新技术革命的先机，为中国经济长远的健康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为在新技术革命大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大踏步地跟上时代，切实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打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升级版”，我们必须在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历届全会形成的大政方针和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指导下，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发展动力的转型升级，以创新发展为第一动力，带出协调、绿色、开放发展新局面，有效化解国民经济中的深层结构矛盾，达到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有效提升和落实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享发展。

质量和效率、效益的提升，直观地看密切关联于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而中国的突出问题是只有成功地实行了提供有效制度供给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实质性地推进了制度创新，才能充分激发、释放市场主体、科研人员和管理者的潜力、活力，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空间。所以要狠抓“制度供给”这个“纲举目张”的关键要素，取得这一“最大红利”。

2017年的改革，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针指导下，在财税、金融、简政、国企、养老等相关的制度创新重点改革领域积极推进，除了继续着力和优化“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之外，还需要在优化基础资源、能源产品的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建立房地产业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形成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地方政府债务运行机制以及深入推进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改革等方面，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指导下，克服阻力，有所作为。

三、保护产权完善法治，形成活力释放与创新驱动

在对2017年及今后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与深化改革作出一系列重要指导意见及明确的工作要求的同时，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中的一大亮点，是对于产权保护制度、纠正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保护企业家精神等重大事项，给出了极其明确的指导意见，其意义重大，其影响深远，必将为“问题导向”下在改革深水区的攻坚克难和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产生聚焦重点的强劲推进，形成蓬勃的活力释放与创新驱动。2016年我国经济运行呈现种种向好苗头的同时，亦出现民营经济国内投资明显下滑的问题，已引起各方高度重视。

究其原因，固然包括多个方面，但与产权保护不到位、错综复杂局面下市场主体的方向感不明确、安全感不充分、希望感不扎实，有内在的关联。继不久前发布的重要文件《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之后，此次会议在这些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给出了保护产权，完善法治的权威指导。

简要地说，在原已明确的“亲、清”原则和坚定不移支持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大思路、大方向下，在中办、国内文件内含的公、私产权保护要放在一个法治化平台上的精神基础上，此次会议强调：“要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抓紧编纂民法典、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坚持有错必纠，甄别纠正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上述精神的问题导向与“有所指”，已体现在字里行间，更会从当下联结长远，影响将非同小可。这里面所表述的“加快编纂民法典”将会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树立一座里程碑。

现在中央的指导精神是非常清晰的，如果得到机会——我们认为这个机会正在提前到来——在现代化过程中以后还会动态优化我国的根本大法，那么就可以对接“公私产权在一个平台上一律依法得到保护”这样一个在产权基石层面非常重要的要领。当然，在进一步推进中国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千头万绪的很多问题，可能有许多直接、间接地与此相关，都有待我们去应对挑战。至于纠正侵犯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是在现实生活中给市场主体、民营企业吃“定心丸”的最好举措，将有望与加快编纂民法典等法治建设相得益彰，加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动力与有效地提升增长质量。

“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延续积极的进口政策

今后五年外贸发展的蓝图终于绘就。1月9日，商务部官网全文印发了《对外贸易发展“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将实行积极的进口政策，鼓励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稳定资源性产品进口，合理增加一般消费品进口。尽管并未设置具体的数字目标，但在业内看来，积极发展外贸新业态等规划将有助于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合理地位，实现“弯道超车”。

具体来说，《规划》明确鼓励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要求完善进口贴息政策，及时调整《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等进口，鼓励企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此外，《规划》还鼓励能源资源商品贸易持续稳定增长，保障国内市场供应，并明确加快建设能源国际化平台，推动能源资源国际贸易人民币结算，增强我在能源资源国际市场战略买家的力量，提升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力。

在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看来，通过实施积极的进口政策吸收国外关键技术和原材料，有助于国内企业快速成长并积极参与全球化竞争，从而提升自身水平，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此外，由于我国大宗商品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维护国际相关市场的稳定显得尤为重要，因而必须同其他国家合作，将大宗商品的进口权、定价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而在积极发展外贸新业态方面，《规划》则提出进一步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包括鼓励设立海外仓储，推进B2B业务创新发展;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电子商务合作;支持各地引导本地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集群化、规范化方向发展等。白明直言，在以往的国际市场中，我国一直处于产业链的中间环节，即制造端，投入大量成本，获得的收益却远逊于已被发达国家占据研发或者营销端，“跨境电商的兴起，正是一次‘弯道超车’的时机，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商国，我国有望一举改变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

据了解，为确保各项目标与规划的落地，“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完善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等现有财政支持政策，突出资金支持重点、丰富支持方式;同时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大力支持外贸企业融资，通过差别准备金、利率、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不同以往的是，本次《规划》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增长数字目标，”白明向北京商报记者分析，这就像是一个运动者不再关注奔跑的速度，而更关注跑步的方向和姿态，实际上，考虑到“十三五”我国进出口可能面对的严峻形势，未来外贸工作的关注重点确实不再是具体的增长数字，而是发展的质量和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