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作为我国文学教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学修养和个人素质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范文一：文化语境中阐释古代文学研究

在当前的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中，教师们所长期普遍使用的模式是文学史的梳理和文学作品的分析。文学史的梳理过程中往往是简单的文学作品的产生流程介绍，而很少涉及到文学作品所产生的文化语境、文化传统;在分析文学作品时，往往是传统的分析模式———时代背景、作家介绍、主题分析、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这种模式的讲解以简单僵化的套式将千姿百态的文学创作单一化、模式化，轻易地把作品的丰富内容遮蔽和抛弃了，而且学生不容易理解和接受，教学效果不理想。要想突破这种传统的讲解模式，就必须将古代文学作品还原到其所产生的文化语境之中，在大的文化语境下，阐释每一部文学作品的独特的深刻意义。

一、在时代语境中把握文学作品的主题

在各时代的文化语境中把握文学作品的主题，真正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往往将具体的文学作品分析的比较到位，把握了各个点，但很少在史的联络中把握作品。比如对王实甫《西厢记》的解读，以往关注的是反封建主题和“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剧性结尾，但很少有人追问，从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到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再到王实甫的《西厢记》，西厢故事由悲剧转为喜剧的缘由何在?张生的“始乱终弃”变成崔张“私相结合”又是如何为人所接受的?这些问题的解答，都有赖于将文学作品还原至其所产生的文化背景中。“西厢故事”创作于不同的时代，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婚姻习俗、文化传统。元稹的《莺莺传》以唐代文人士子与歌姬的爱恋故事为题材，崔莺莺的自荐枕席、投怀送抱，最后被张生抛弃，时人却赞扬“始乱终弃”是善于补过。崔莺莺对张生用情至深，却落得红颜祸水、天生尤物的评价:“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笑。”(元稹《莺莺传》)而到了金元时期，少数民族独特的婚姻观念、婚姻习俗，使得崔张二人能够突破传统的门第观念、突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观念，从而成就美满姻缘。金元时期，婚恋中的女性的主体意识加强，女性的贞操观念有所淡化，因此，崔张二人的“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才广为人所接受、传唱。在《钦定重订大金国志》中记载“其婚嫁，富者则以牛马为币。贫者则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听者有未娶欲纳之者，即携而归，其后方具礼偕女来家以告父母。”[1]706贫家的女子有“行歌于途”，寻找如意伴侣的自由。还有“其俗谓男女自媒，胜于纳币而婚者”的情形，即男女有自行择偶、自行婚配的自由。在金代还有“抢婚习俗”的变体，“唯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为戏，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窃，皆不加刑。……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2]678正是这种宽松自由的婚姻观念，才有了崔张二人共同反封建礼教的成功。这种主题是由当时文化语境产生出来的。文化语境是理解和阐释文学主题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对此，必须注意给予足够的重视，把握各时代的文化语境，才能更精准地解读文学作品，让学生们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在“图志”背景下阐释文学

注意在各种文化信息中解读古代文学作品，而不是把古代文学固化为单纯的文字表述。许多学者都把当下的社会称之为“读图时代”“后经典时代”，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古代文学的教学尤其遭遇困境。以往经典的文学巨著，已经吸引不了学生的注意，他们的兴趣更多在新型的传媒之上，网络、图画、影视等等。因此，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就要充分利用学生的兴趣爱好，从各种“图志”———绘画、壁画、石刻、石窟、陶瓷画俑、考古实物———中，创造出“以史带图，以图出史，图史互动”的形象生动的文学史写作形态，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一系列有关“熊图腾”的图像、考古实物的发现，为我们重新解读中国古代的“鲧禹化熊”“黄帝号有熊氏”“禹会万国以建熊旗”的神话传说提供了生动的实证。在2002年上海博物馆展出的战国楚竹书《容成氏》中描述了禹建熊旗的情形:“禹然后始为之旗号，以辨其左右，思民毋惑。东方之旗以日，南方之旗以蛇，中正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鸟”[2]。这则新发现的文献详尽记载了禹以熊为中正之旗，表明禹与熊的关系;而中国各地有关熊的考古实物的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的熊形铜牌、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熊龙、河南禹州禹庙中的大禹化熊图、黄帝故里的熊足大鼎、辽宁建平红山文化遗址的熊头骨、兴隆洼文化遗址的石雕熊等等———为熊是黄帝、禹的象征性动物提供了形象的说明，而这种“图志”远比文字表述更具形象性说服力。因此，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各种“图志”丰富、更新教学内容，让学生在生动形象的图志中，领略图志背后的深意与真相。

三、在俗文化传统中解读俗文学的创作

突破传统的雅俗文化界限，在民间文化的立场上解读古代文学作品的价值与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有其独特的民族性，包含着丰富多彩的文学形态，既有阳春白雪的高雅文学也有下里巴人的通俗文学，既有文字记录的书面文学，也有口耳相传的口传文学。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学逐渐形成了大雅大俗、雅俗共赏、雅俗互动的宏大格局。但从文学创作的源头上看，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文体往往起于俗，成于雅。从文化根源上看，雅是源于俗的。因而，找到雅文学的俗文化根源，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任务。《诗经》中的国风，词中的“新声”，“真诗在民间”的观念，都表明了中国古代文学与民间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尤其是长篇章回小说的创作，在其创作的起始阶段，更是在民间文化的土壤中孕育成长起来的。早期的长篇章回体小说，大都是世代累积型创作，而非文人独立创作的文学作品。以《三国演义》《水浒传》最具代表性，它们的主题、人物、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经过了几百年的积淀、酝酿，最后在元末明初才被文人整理加工出来，成为脍炙人口的“奇书”“名著”。在这些作品被文人整理加工之前，在民间广泛流行的是“说话”“杂剧”“传说”“故事”等通俗文艺的表现，在这漫长的酝酿过程中，积淀了浓重的民间文化的特色。“三国故事人物”在民间发酵已久，已经涂抹了鲜明的民间文化的特色，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爱恨喜憎已经表达非常的充分———“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3]可见在民间已经形成了鲜明的“拥刘贬曹”的特色，《三国演义》小说是对这一民间文化特色的继承与强化.“水浒人物故事”同样在民间大众中广泛流传，石头孙立、花和尚、青面兽、武行者、及时雨等形象与故事已深入人心，“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民间已经在这些耳熟能详的题材中寄寓了强烈的感情，这些好汉最终受招安，官封节度使，这就是普通民众的人心所向。因此，可以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都是在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加工出来的，只有从民间文化的立场上，才能更好的解读文本。《三国演义》中的人物都是在民间文化的土壤中塑造出来的，民间文化的特色是善恶分明、好坏凸显，所以三国人物都具有非常鲜明的极致化倾向，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4]，人物形象个性异常突出，这符合普通大众的审美;《水浒传》中的人物，所谓梁山好汉也是在民间立场塑造出来的，他们不是视金钱如粪土铲奸除恶的江湖侠客，也不是济世救民的英雄豪杰，在梁山好汉身上更具有民间市井的气息———恩怨分明，意气相投，快意恩仇，重情重义，他们聚在一起是义气使然，向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的狂欢式生活，他们是为了“快活”而聚在一起，而非单纯的惩恶扬善、替天行道。因此，《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一类民间性鲜明的文学作品，就不宜用传统的雅文学的标准来衡量其人物形象、艺术特色，更不能用现代人的审美标准、价值标准来评价古人。在教学过程中，就要凸显其民间性、大众性特色。文学讲授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应该及时地吸收新的文学研究方法，打破那种单一化的解读模式。还原文化语境是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能够把某种文学同当时的某种文化语境联系在一起，从而找到某种文学得以发生的原因，以及某种文学主题出现的根由。离开了文化语境的文学解读，往往显得单薄、枯燥、隔膜和言不尽意，原因就在于，离开语境之后，就把文本架空了。某种程度上，讲解一部文学作品就像讲一棵离开了土地的树，离开了土地，树也就没有了生命。文化语境会让文学作品丰富起来，深刻起来，“活”起来。只有把古代文学作品还原到文化语境中，才能把握古代文学的精髓，才能真正的阐明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范文二：教育改革与古代文学衔接

前言：

古代文学是人类在历史变迁中精神、思想的文字表达，既可以体现历史状态下人们的生活、情感、愿望，又可以折射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所以文学作品对后世人类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都有一定的影响，甚至为后世社会发展提供参考，深度挖掘古代文学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一、古代文学作品为教育改革提供支持的依据

(一)针对思想教育展开

古代文学不论采用何种形式，在进行人物设定、环境描写、故事陈述等过程中都会蕴含作者内在生活态度，寄个人主观情感于作品内容，以期与读者达成共鸣，从而解脱自己或警示世人，由此可见古代文学不可能脱离思想而单独存在，即使作品文字中没有明显的思想论述，通过作品的写作背景和作品脉络也能发现作者的思想和情感[1]。例如吴承恩《西游记》，从表面看是一部讲述师徒四人历经艰辛西天取经的故事，可通过与明朝中期历史背景相结合，可以看出作者对政治日渐败坏，百姓生活困苦现象的不满和反抗，但被迫屈服于封建礼教思想的无奈，作者试图通过虚构的故事暗示社会，警示世人。而教育改革注重素质教育，其主要包括思想素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由此可见思想教育也是教育改革的重要方面，古代文学为教育改革思想教育提供支持。

(二)涉及教育体制对个人、社会的影响

古代文学作品大多由古代文人所编创，文人是古代教育的直接参与者，所以其作品会直接反映出当时的教育体制，表达出文人对当时教育体制的态度和对未来教育体制的期盼，影射出教育体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例如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讲述了范进花费35年时光于八股文学习，54岁中举人后精神崩溃的故事，借此表达封建八股取士教育体制对受教育者的迫害，体现出当时社会对人才定义的扭曲，借此讽刺清朝教育体制的刻板必然导致社会发展滞后。现阶段教育体制改革是为了使人才培养方式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有目的的调整，所以其不论对受教育者还是对社会发展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古代文学为教育体制改革提供参考[2]。

(三)对人才素质都具有强调性

不论是古代文学作品还是现代教育改革都将人才素质放在首位，古代文学作品虽然没有将素质明确的规定，但在各种文学形式表达过程中对素质都有涉及，通过故事、脉络精心设计，指导读者何为好、何为坏，从而起到提升读者素质的作用，例如罗贯中《三国演义》虽将杀戮贯穿故事始终，但也强调义薄云天、知恩图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蒲松龄《聊斋》虽全篇讲述鬼怪，但也劝人向善，由此可见，古代文学中对素质已经有所偏重，为素质教育改革提供素材。

二、古代文学对教育改革的意义

(一)培养学生爱国情操，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教育改革强调人才培养符合社会需要，所以人才必须具有爱国情操和正确的价值观，而古代文学中表达先贤爱国主义情感的作品比比皆是，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积极引导学生有针对性的选择阅读，可以在无形中使学生受到精神熏陶，从而形成爱国情操，例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辛弃疾“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都表现出作者浓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直接素材，使学生通过选择性的古代文学阅读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认清历史使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二)加深学生对“和谐社会”的认识

教育改革强调学生个性发展、能力培养等，在和谐社会的创建过程中，必然要使对学生“和谐社会”的认知全面，才能推动教育改革顺利进行，和谐是我国优秀的思想集合，《老子》强调“天人合一”，儒家尊崇“协和王邦”，当今社会强调“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通过文学作品使学生对“和谐”有更加全面的认识，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

(三)为教育改革创新途径

文学作品在对教育体制存在问题侧面揭露的同时，也对理想教育体制进行和构想，这不仅为教育体制改革提供借鉴，也为其扩宽了创新途径，例如孔子《论语》提出“因材施教”;《两小儿辩日》强调个性化发展;《三字经》《千字文》强调道德、素质在生活中的作用;强调能力培养重要性的古代作品更是比比皆是，例如《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命运、《三国演义》中各路英雄的仕途起伏等，通过古代文学阅读可以发现不同时期对人才定义的不同，但始终未脱离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由此可见，教育改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段历史时期教育体制都会随之调整，只要与社会发展同步，就是有意义的教育改革[3]。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教育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人才培养方式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古代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历史不同阶段的教学方式及教学效果，可以为教育改革提供方向上的参考，而且学生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可以扩宽个人视野，加大思想深度，这对于现阶段教育改革所提倡的素质教育具有积极地推动作用，由此可见教育改革与古代文学息息相关，所以应该对古代文学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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