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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读的好文章篇1：宋江这个人

未见他使出像样的一招一式。遇到险境，不是叫苦，就是跌足，要么拨马先逃，潜身躲藏，全无半点英雄气概，真纳闷鲁智深、林冲、武松、李逵诸英雄何以竟与此等人为伍，并尊其为头领。

涉世稍深，又看出宋江伪善和权诈的一面。他谦恭礼让、乐于助人，骨子里却工于计算，支配欲极强。这一印象，后来在金圣叹的评本里得到了印证。可我始终不解的是，梁山泊人才济济，施耐庵何以让这么个人位居群雄之首，因而觉得这是小说的一大缺憾。

近读《水浒传》，忽然茅塞顿开：施耐庵不正是通过宋江的成功以警世人吗?

宋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宋江以忠义的化身自居，连自我介绍时也忘不了说“俺是梁山泊义士宋江”，但细检其所为，殊难找到忠和义的踪影，充其量只有一些博施的善行而已。

宋江的“替天行道”常被视为“忠”的表征。这“替天行道”是句含混话。天之大德曰生，宋江所行的却是杀戮。

他从法场得救，要做的头件事就是烧杀：火烧无为军，杀死黄文柄一门良贱四五十人。黄某不管平素为人如何，在宋江一事上无可指责，他仅仅维护了朝廷的利益。

退一步讲，即使宋江有理由仇杀，杀的应是黄文柄一人，而不该是合家老小。对此，连称许宋江的李贽老先生也大摇其头，批道“大不是，大不是”。

宋江忠君的神话还建立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口号上。也不知这贪官和皇帝的界限宋江是怎么分的。

不知他践踏的王法，是贪官的，还是朝廷的?他率众攻的城、掠的地、杀的官兵、抢的国库，是贪官的，还是朝廷的?他劝降和逼降的剿捕将领，是贪官的，还是朝廷的?

他拉秦明、呼延灼、关胜等人背叛朝廷，抬出的理由是，梁山好汉企盼朝廷招安。可这些人根本不需要绕一个落草——招安的大弯子，他们已是在为朝廷效力。

宋江受招安是否符合施耐庵本意，现在不得而知，值得关注的不是宋江招安后的行为，而是求招安的心理。我们知道，传统的仕途是“学会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文不成、武不就的宋江，没有待价而沽的资本，县衙小吏已是他事业的顶点了。

可宋江不是安分之人。他言必称忠义，但有两处却显现出心迹：一是得知晁盖等人在梁山做大事业，自言自语流露出艳羡之情;一是酒后题诗“敢笑黄巢不丈夫”。庙堂既然无法靠近，就在江湖上迂回发展。

当然，走江湖也得凭本事吃饭，但有个“义士”名头，不啻怀里揣着“铁券丹书”，近可以保身，远可以腾达。待得当上梁山寨主，总算有了与“帝王家”交易的本钱。倒霉的是那些诚心聚义、共襄盛举的异姓弟兄，糊里糊涂就被宋江给卖了。

宋江的“忠”如此，“义”又何如?义是《水浒传》的灵魂所在，梁山事业的凝聚力就是义气。

身为群雄首领，宋江理当为义的表率。不错，宋江在江湖上有“孝义黑三郎”的美名，各路好汉都把他目为义士，对他恭敬有加。然而众人的敬意并非基于各自对他的认识，而是传闻。初见他时，谁也没见他有何义举，难免对他有些无礼。只在听到他是江湖上盛传的“及时雨”时，才倒身便拜。

这一套式重复得有点腻味，作者不厌其烦，是为不断提醒读者：众好汉拜服的宋江不是活生生的见义勇为之士，只是“义士”名头的载体罢了。一句话，宋江的威望不是建立在他的行上，然他的名，如我们前面看到，源于施利市恩，与真正的“义”相去甚远。

宋江和梁山的结义弟兄后来又是如何相处的呢?

与宋江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晁盖、花荣、李逵诸人。花荣是宋江的心腹，救过他的命，共他患过难。按说，两人可以毫无保留地推心置腹。当花荣要给他开枷时，他假惺惺地来一套说辞;背着花荣却又私除行枷。

李逵是一条血性汉子，对朋友忠贞不贰。他讲到母亲不幸死于虎口落泪时，宋江一厢却大笑起来，接着说：山寨得了新人，“正宜作庆”。一次，李逵求战被宋江喝止后擅离梁山，宋江就认为他“多管是投别处去了”。小人之心，由此昭然。

最能看出宋江为人的是他和晁盖的关系。晁盖是他的“心腹弟兄”，他曾担着“血海也似干系”给晁盖通风报信，后来晁盖也曾两次率领人马赶来救他的性命。宋江得救时向晁盖发誓，要“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同生”。实际又如何呢?

宋江一入伙，就甩开晁盖更改梁山体制。梁山的秩序是以交椅排名次，这既是才能功劳的体现，也是发号听令的依凭。宋江头件事就是废除旧法：功不分高下，让旧头领坐主位，新头领坐客位。

这一安排乍看无关紧要，实则不然。晁盖的原班人马是旧头领，宋江交结的是新头领。本来一到梁山，大家便是兄弟，不分你我，聚集在寨主晁盖的麾下。宋江硬要分宾主，貌似谦逊，骨子里却咄咄逼人。旧头领总共才九个人，新的多达二十七人。

这样一来，就把晁盖和占多数的新头领隔开了。我们不妨设身处地想想晁盖的处境：他率众千里跋涉，救宋江归来，又得了众多好汉，本是一桩盛事。

庆功席上，被宋江这么一搅，两列好汉，众寡悬殊，壁垒分明，连视觉重心也严重倾斜，晁盖居中，安能端坐?下面新头领的喧嚷反衬出零零落落几个旧头领的寒碜，身旁又是顾盼自雄的宋江。对晁盖来说，这哪里像庆功，简直是受罪。

宋江不以山寨大义为念，把梁山新头领视为己有，不让晁盖染指。每有战事，辄言“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可便轻动?”一句话便把晁盖冷置起来，使他一指挥不得新头领，二结识不得新好汉。宋江出战，新得的人越多，旧头领的比例越低，晁盖的影响力便越弱。

议打曾头市时，宋江却破例没有劝阻晁盖，甚至出现风折军旗的凶兆，也不吭一声。以前宋江遇险时，晁盖总是倾寨出动前往救援，此番晁盖涉险，宋江只“密叫”戴宗尾随探听消息。晁盖中毒箭受伤，却迟迟不见梁山赶来相救。

当然宋江并未直接陷害晁盖。但是在他营造的氛围中，轮不到晁盖打有惊无险的安稳战，打险战是晁盖亮相的前提。晁盖不会不知，风折帅旗不利于主将，但他不愿放弃惟一的出战机会。晁盖受伤，是因为当前锋。

出事前林冲力劝他到后面接应，他答道：“我不自去，谁肯向前”八个字里，透出多少心酸和无奈。堂堂一寨之主，令不能行，只好自己在前杀开一条血路，宋江隔离策略成功之日，便是晁盖丧命之时。

晁盖中箭后，“死拼”救他的全是几个旧头领。晁盖身危之际，宋江既不求医也不问药，惟“守定”在床前哭——等到他人死。

晁盖也许是第一个(惟一一个?)看透宋江为人的。本来宋江是晁盖的恩人，宋江一上梁山，晁盖便要让位给他。可后来晁盖临终时却又嘱咐：捉得仇人史文恭者为梁山泊主。其遗愿分明是不许宋江继位。

晁盖生时，宋江不以忠义事之，晁盖死后，宋江还要背叛他一次：他背弃晁盖的遗嘱，算尽机关，攫取梁山权柄。山寨本不可一日无主，有晁盖嘱咐在前，梁山泊理当立即为晁盖报仇，然后拥立新寨主。

宋江却“每日领众举哀，无心管理山寨事务”。寨中事务一乱，大伙只能推他出来收拾。这招果然奏效。宋江一坐到主位，即刻发了一大通号令，哪像是哀恸过度乱了方寸之人?

不过，宋江现在只算摄政，晁盖的遗嘱还横在那儿。宋江一边延缓报仇，一边盘算着下一步棋。一日闲话时有人提起卢俊义，宋江猛的计上心来：“梁山寨中若得此人时，小可心上止有什么烦恼不释?”

宋江究竟有何烦恼?是晁盖遇害、大仇未报吗?不是，宋江从不言为晁盖报仇。梁山泊后来攻打曾头市，却是为了夺马。曾头市失利请和，宋江同意罢兵，条件是曾头市交出照夜玉狮子马，而非仇人史文恭。最后晁盖大仇得报，多亏宋江“死要”那匹千里龙驹。

可见，他的烦恼另有因由，后来种种迹象表明，晁盖的遗嘱才是他的烦恼所在。

晁盖遗嘱把宋江降为“众弟兄”之一：捉得史文恭者为寨主，宋江得与几十条好汉单个竞争。宋江旧日威风基于倚众恃强，按遗嘱做，他就无力可借，无势可乘。如果来一个有望当寨主的新人，他烦恼的死结就会解开。当然不是宋江有意让位给他人，而是树一个假想敌。

有了卢俊义这个“竞争对手”，宋江就摆脱了与数十人争位的困境。原来的争位局面是多极的，宋江虽为一极，但绝无优势。请来有竞争实力的卢俊义，格局就变了。多极一下子变成两极：非卢即宋。

其实，卢俊义本无意与宋江竞争，只是宋江频频让位，硬是把卢俊义塑造成假想敌的形象。宋江抬高卢俊义，是不让众好汉出头，逼卢俊义扮假想敌角色，又是拉拢众好汉为自己出力。

这一压一拉，梁山众好汉不知不觉就被排除出角逐之列，沦为宋江得位的工具。宋江下了卢俊义这个棋子，争位的死棋就活了：众多的竞争对手成了他的支持者。这样一来，就算卢俊义是强龙一条，也敌不过宋江这地头蛇了。

这一招实在高明：宋江先利用卢俊义压服众好汉，再利用众好汉反制卢俊义。怪不得宋江一直放着梁山榻边的仇敌不管，千方百计要卢俊义上山，甚至不惜一再调兵遣将过州冲府远征千里之外的大名府。

后来攻打曾头市，卢俊义不得做前部先锋而其他好汉捉得史文恭，功劳便算在宋江名下。不巧的是，仇人撞到卢俊义手里。按晁盖遗嘱，梁山要尊卢俊义为寨主。可宋江偏要“商议”立寨主之事。

所谓“商议”，就是说此事还有待定夺。他虽提到晁盖遗嘱，也推卢为尊，但所列的理由却是，论相貌、出身、才干，梁山众好汉谁也比不上卢。这实在是以退为进，挑拨离间。假如宋江诚心拥立卢俊义，何须多费口舌，遵遗嘱办即可。

这本是一件极明白的事，被他缠来绕去，弄到要拈阄打两州府。晁盖的遗愿于是乎蜕变成形同障眼法的儿戏。最后通过作弊，宋江名正言顺坐上了梁山泊第一把交椅。

宋江是个成功人士。他盗忠义之名行不义之实，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众好汉未能看穿他的权诈。可悲一百多条汉子栽在这么一个人手里而不自知：是他们的淳朴和忠义成全了伪君子宋江。作者描写宋江得志，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

怅望千秋，萧条异代，身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能不透过历史的灰尘，向粱山群雄长长发—声浩叹?

值得一读的好文章篇2：逝者的舞台

2001年8月5日上午，杨景凡的追悼会在重庆石桥铺殡仪馆举行。

追悼会是隆重的，这或许与逝者的身份尤其是级别有关。

西南政法大学「杨景凡老师治丧小组」发布的「讣告」开篇即曰：「我校司局级离休干部、中共党员、教授杨景凡老师因病医治无效，于2001年8月3日14时25分在重医附二院逝世，享年84岁。」

“

杨景凡先生，四川渠县人，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创始人，复办后首任教研室主任。2001 年逝世，享年 83 岁。

”

「离休干部」，「司局级」……追悼会的规格总得与如此「身份」和「级别」基本相符才是。于是，学校部分领导出席了追悼会，主持了追悼会，并沉痛地致了悼辞。

杨景凡的夫人和子女向所有参加追悼会的人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但他(她)们知道，追悼会的召开「善意地违背」了逝者的生前意愿。

2000年12月，离去世仅仅8个月，杨景凡用散文文体，庄重地写下了「遗言」：「当我心脏停止跳动之后，迅速送我去火化。让我静悄悄地走去，不要举行任何仪式。过些时候，再通知亲友，代我说我向他们告别了。骨灰留着和宇琳合葬。都由我的儿女作主了。」

只不过，他不仅仅是儿女们的父亲。「遗言」中交代的有些事，儿女们没法为父亲作主。

这就是说，尽管「追悼仪式」对于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但「善意地违背」杨景凡的生前意愿，隆重地举行追悼仪式，则是大家都免不掉的、必须完成的事情。

正所谓「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就在告别仪式上，长子杨殊芃还是宣读了父亲「不要举行任何仪式」的「遗言」。女儿杨甸匀在《我为父亲流泪》的追忆文章中这样写道：「我默默地对父亲说：爸爸，请你原谅我，我知道你不要什么仪式，但今天来送你的，都是真正敬重你的人，我不能拒绝他们。」

杨景凡的「遗言」容易使人联想起陶潜那著名的「挽歌辞」。

但二者形似神异。

诗人「道法自然」，最终了悟到「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是不会在意悼念仪式的。「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讬体同山阿。」这的确传达了诗人的生死达观，可让人感觉有些冷漠。杨景凡自幼喜读陶潜诗，他的「遗言」同样传达了一种生死达观，却仍有温情的传递，他只是愿望「不要举行任何仪式」罢了。

因为，「仪式」很可能沦落为无谓的「排场」。

路易-费迪兰·塞利纳有篇小说，叫做《从一个城堡，另一个城堡》。小说中有这样的句子：「妨碍人类临终的，是排场。」还有这样的句子：「毕竟人始终都在舞台上。」既然如此，「排场」似乎又是难以避免的。

米兰·昆德拉以「死亡与排场」为题评论这篇小说，他就小说中这样的句子引申开来：「有谁想不起死亡的喜剧，在临终的病榻上说的那些著名的‘临终之言’?就是这样：就算是嘶哑地喘息，人始终都在舞台上。而且就算是‘最简单的’、最没有暴露狂倾向的，也是如此，因为人虽然不一定会把自己放上舞台，但如果他没把自己放上舞台，别人也会帮他放上去。这就是作为人的命运。」

只不过，杨景凡的「遗言」不是在病塌上「说的」，他是在书桌前平静地写下「遗言」的。在他写作时，脑海里很可能浮现过陶潜的《挽歌辞》。诗人的《挽歌辞》是在淡漠的心绪中写就的，他不会在意任何悼念仪式，不仅因为死后「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而且因为「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旁。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荒草无人眠，极视正茫茫」。这种诗化了的死亡意识已经屏蔽了人生的使命感和意义感：人死了，一死百了，万事皆无——无知无觉，无欲无情，无是无非，无荣无辱。杨景凡没有如此的「唯物」与漠然，他愿望「不要举行任何仪式」，是担心「仪式」可能演变为空幻的「排场」，致使人生的使命感与意义感被扭曲、被掩埋、被荒疏、被幻化。

杨景凡之所以平静地写下难以完全兑现的「遗言」，其实是为了「拒绝」治丧小组发布的那份「讣告」。

「讣告」主要说的正是他一生做过的事：

杨景凡老师1916年11月出生，四川渠县人。抗日战争初期在成都参加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3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一1941年受地下党的指派在四川渠县从事革命的文化青年工作;1942年一1949年在渠县、成都、西康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50年一1954年在西南公安部工作，先后任西南公安部四处成都情报站站长、二、三科科长;1954年一1987年9月在西南政法学院工作，从事法权理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法律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先后任国家与法的理论教研室、国际共主义运动史教研室、国家与法权史教研室、语文教研室主任。1978年创建西南政法学院法律史学科并任法制史教研室主任，1979年起担任中国法律史学科的研究生指导教师，1982年一1984年任院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兼科研处处长，四川省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法学评审专家组组长。1979年起兼任中国法律史学会副会长、顾问。1987年9月离休。

不足五百字的「讣告」，浓缩了杨景凡一生的经历，罗列了他登上不同舞台所做过的诸多事情，真实而简洁，冷清而刻板。

「讣告」是什么?不过是死亡的宣告书而已。当然，它还有与此相关的另一种功能，那就是把那个「排场」举行的时间广而告之。

大致说来，人的死亡有两种。

一种是身体的死亡。生只有一次，死也只有一次，死是生的彻底结束。生是有限的，死是永恒的，死而复生绝无可能。死了，生就不再发生，再也不可能做任何事情了。

一种是心灵的「死亡」。这意味着精神生命的自我颠覆、自我否定，自我转变。死而复生，生死交错，对于自己所做过的事情的意义觉识将随之而发生变化。

相应地，作为死亡宣告书的「讣告」也有两种。

无论影响范围的大小，身体的死亡都将换来不同形式的一份「讣告」，或是口头的，或是文字的。这种「讣告」只能由别人来代劳，逝者再无言语，无可阻挡。

心灵「死亡」的「讣告」则只能由自己撰写，自我转换，自我宣告，自言自语。「死亡」呼唤「新生」。

杨景凡经历过好几次心灵的「死亡」与「重生」。这无疑会牵连，甚至连累身体。直到心灵依附其上的身体死亡的到来，心灵的生死交错才最终停息。

他希望「静悄悄地走去」，那「妨碍人类临终的排场」，他压根儿就不想要。

治丧小组发布的「讣告」所罗列的那些事，因为他心灵的「死亡」而彻底丧失了「意义」。既然是无「意义」的事，那还有什么「功绩」值得「致敬」、「庆祝」乃至「崇拜」的呢?

1985年8月，年近七旬，杨景凡就郑重地写下了「生前留别」。诗歌体，共两句：

日落风定红尘尽，

无用伤神赋招魂。

十年后，1995年9月，年近八旬，杨景凡又写了「自述」：

十五至二十五，梦游文苑，朦胧而求索。尔后三十余年，历尽险阻，方履坦途。俄而风云遽变，复置身危崖之巅;喘息方定，六十有惑。七十始有志于学，晚矣。八十随心所欲，则无不逾矩。终悟七十九之非。

值得一读的好文章篇3：“人脉”是麻烦出来的

我们经常会听到上一辈给我们的箴言：“没事别麻烦别人。”很多善良的人，他们什么事情都自己处理，从来不爱请别人帮忙，他们认为麻烦别人是错误的。

但是，这类“好人”的人脉网络，却往往挺单薄。因为，当我们不需要别人的帮助时，我们就缺少了建立关系的缘由。

有一次聚会，晚上10点多，我看到王老师已经无法坐地铁了，于是跟他说不如我开车送他。他说：“你有点绕远啊，不麻烦你了。”

我说：“你知道吗，好的人脉关系都是互相麻烦出来的。”

他一听这话，立马释然了，大大咧咧地坐上我的车：“OK，拉我去承德。”

于是，我们就成了相互“麻烦”的朋友。

这个观点不是源自我，而是另有高人。它被人称为“富兰克林效应”，因为美国国父富兰克林的一段轶事：

有一次，他很想与宾夕法尼亚州立法院一个议员合作，但这个议员是个难缠的铁石心肠的人物。如果你是富兰克林，你会如何处理?看看那个议员有什么需求?找个中间人?还是“不打不相识”跟他干一架?富兰克林用了另外一招。

他知道这个议员的私人藏书中有一本绝版的稀世图书，于是就询问议员是否能把那本书借给他看两天。议员同意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正如富兰克林所描写的：“当我们再次见面时，他对我说话了(他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做过)，而且很有礼貌。后来，他还向我表明他随时愿意为我效劳。”

富兰克林把他借书所带来的成功归结为一条简单的原则：“曾经帮过你一次忙的人会比那些你帮助过的人更愿意再帮你一次忙。”换句话说，要使某个人喜欢你，那就请他帮你一个忙。

富兰克林效应的原因也很容易理解。人们愿意帮助自己喜欢的人，当请求对方帮忙时，你在给对方一个暗示：“我就是你喜欢的人啊。”于是，对方就被催眠了。你们俩也就成了小伙伴……

不过，当看到这个振奋人心的喜讯时，有的朋友就会想：原来麻烦别人也能交人脉啊?那太好了。我要买辆车，管人借个十几万，不但能开个好车，还能交个人脉，还省好多钱，真是一石三鸟啊。

这是一个很脑残的想法。你把这个麻烦抛出去，那就真的是个麻烦了。别人不会因为这个忙而跟你成为朋友。他们的回应是：“药别停。”

因此，我们要知道什么样的忙是可以请求别人帮的。

首先，这个忙不会给对方造成真的大麻烦。否则对方会马上建立防御：你小子到底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其次，尽量不要涉及金钱这样的利益关系。人脉更多是一种个人感情，一旦牵扯可以精打细算的利益，就会变成劳资、雇佣、购买的关系。即便真的有利益关系，那也最好不要将这种帮忙看作是搭接人脉，而把它看作一个契约。

最后，一定要及时还。人际关系的核心行动是“来往”。《围城》里讲最好的谈恋爱的方式是“借书”，因为有借就有还，这样就有了“来往”，一来二往就暧昧了。建立人际网络的方式同样如此：你麻烦了朋友一次，算是借了一个人情，人情总要还的，当下次再还的时候，就可以暧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