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本质(“文学性”)问题是文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文学方向论文，供大家参考。

文学方向论文范文一：加强语文教学文学教育研究

内容摘要：作为现代语文教育内容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文学教育因其具有多义性与不确定性、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等特点，使得其在语文教学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加强语文教学中的文学教育，不但可以增强学生的文学修养，而且对于提升学生综合素能力具有显著作用。本文在介绍文学教育特点的基础上，阐述了语文教学中文学教育地位与作用，着重分析了加强语文教学中文学教育的措施。

关键词：语文教学;加强;文学教育

语文学科既是对我国汉语言文学精髓的总概括，又是其他学科建设的重要基础，因此应重视语文教育教学质量与效率。开展语文素质教育过程中，加强文学教育至关重要，不但可以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热情与积极性，而且对于提升学生鉴赏文学作品能力也有显著作用。这就要求教师在备课中挖掘文章的情感因素和审美因素，把握文学作品中适合学生的欣赏内容，在教学中适度地进行文学教育。

一、文学教育特点

在语文教学中，文学教育表现出其独特特点，主要表现有：

(1)语文教学中的文学教育具有多义性与不确定性特点。

语文主要由不同题材的文学作品组成，其教材内容也多以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为主，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应侧重于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感悟能力。对于学生而言，其自身文学修养的高低事关对文学作品艺术判断的高低与优劣。可见，文学教育的多义性与不确定性奠定了语文教学过程的丰富多彩性。

(2)语文教学中的文学教育具有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特点。

新课标中明确指出，语文教学目标既要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文字叙述能力以及写作能力等，又要引导学生具有健康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而文学教育则是在对语文教材内容阅读与理解基础上，实现了对学生思维能力和思想意识的拓展，促使学生在学习语文基础知识的同时能够感悟人生，为后期进入社会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语文教学中文学教育地位与作用

在语文教学中，文学教育地位与作用不可忽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是以语言教学为主，而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开展文学教育与语文教学相辅相成。对于文学作品而言，其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语言艺术，并且具有蓬勃旺盛的生命力。文学发展的兴衰关系到语言文学的兴衰，对于语文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文学作品中，蕴含着细腻、优美、微妙和丰富多彩的语言，足以引起读者欣赏与共鸣。因此，加强语文教学中文学教育，是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

其次，对于文学来说，其具有显著的认识功能且具有不可替代性，也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文学发展过程中，伴随着人类对世界与自我的认知过程，并且其内容承载着人类先进文明的历史。学生学习文学作品，不但是鉴赏文学作品中所具有的文学知识，而且也是自我构建与自我发展的重要过程。可见，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先进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对于引导学生精神世界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在语文教学目标体系中，对学生美育的培养与发展具有明确规定，而由于文学作品自身具有审美特性，这使得实施文学教育成为语文美育教学的一个重要途径。审美教育塑造美的心灵，唤醒沉睡的潜能，发展想象力和创造力，达到人的个性和谐而完美的发展。由此可见，文学教育可以在提升文学鉴赏能力的基础上，有效的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增强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

三、加强语文教学中文学教育的措施

根据语文教学实际特点，为加强文学教育质量与效率，可通过采取以下两个方面措施，具体有：

(1)转变传统语文课堂教学模式，通过在课堂教学中创设情境方式将文学作品融入其中，激发学生学习热情与积极性，进而培养学生学习文学的情感兴趣。对于语文教材来说，其内容具有相对概括性，而由于学生自身个性发展和文学基础不同，因此造成教育教学质量与效果不同。这就要求语文教师应在课堂教学中创设出丰富多彩、充满情感的语言教学氛围。

(2)文学教育中，对于文学作品的感知与领悟必须坚持其整体性原则。在文学教学过程中，应从文学作品所表达的情感入手，激发学生深入探究的情思，并且沿着作品感情的线索去探究作者的创作意图，从中得到情感、思想上的熏陶。一方面，充分利用文学作品自身中所具有的情感基调，营造或创设出一个情感氛围，以转变传统教学课堂中沉闷的学习氛围;另一方面，对文学创作背景进行深入生动的介绍与挖掘，特别是加强文学作品中情感源头的捕捉，以为学生了解和掌握文学作品内涵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小结

总而言之，作为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文学教育质量关系到语文教学质量与效率。因此，应转变传统的语文课堂教学模式，加强学生对文学作品情感融入，逐步提升文学教育教学效果，以促进语文教育质量与效率提升。

文学方向论文范文二：草原文化与元代文学研究

[摘要]

以往有关草原文化与元代文学研究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草原文化研究、多民族文化(文学)关系研究、元代蒙古族文学研究、元代草原地区文学研究。其中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方法论价值的主要有扎拉嘎的“平行哲学”理论、杨义的“活力边缘说”、台湾学者萧启庆的多族士人圈。本文通过综述这些成果，以期突出该领域研究的重要性，突出重要研究成果的指导性价值。

[关键词]草原文化;元代文学;平行哲学;活力边缘说;研究综述

在中国文学史上，元代文学是特殊的也是复杂的。这种文学上的特殊和复杂，根源于元代文化的特殊和复杂。元代是草原文化、农耕文化、西域商业文明的多元冲突融合后形成的多元一体文化。这对元代文人、社会、政治秩序、文化、艺术等都具有重大影响。但是在这个多元一体的新的文化体系中，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的蒙古民族及其代表的草原文化，到底占据什么位置?它对元代文学创作产生哪些重要影响?是这一课题需要面对的。而从草原文化视角考察元代文学相比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出现的新变化，以及对文学传统继承延续性问题，也是元代文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意义。目前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直接研究，还没有出现专门的论著，但已有单篇论文出现。虽然如此，间接研究成果不少，这些成果虽然还处于理论的探索和阐释的尝试阶段，却对元代文学、草原文化精神、蒙古民族文化品格等研究带来了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研究路径上的探索，并具有可广泛运用的价值。因此，本文通过对以往研究中涉及草原文化与元代文学关系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以突出其中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方法论价值的成果。对元代文学出现的“新质”，元明清时期史家、文人即有一些表述，并与蒙古民族统治相联系。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伴随着蒙古学的逐步兴起，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总体来看，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草原文化研究、多民族文化关系理论及蒙汉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上京纪行诗研究等四个方面。

一、对草原文化的研究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由于“中心文化”观念的盛行，作为人类文化样式之一的草原文化被定义为“野蛮文化”，游牧民族被认定为“蛮族”，是“征服者”“侵略者”“破坏者”。这影响了人们对草原文化的研究态度、研究视野和研究结论。从全球范围来看，对草原文化的研究都是远远迟滞于草原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的贡献和地位的。正如南开大学教授、博导陈巴特尔所评论的那样，纵观我国草原文化研究的成果，呈现“三重三轻”的特点，即在研究主题上，比较重视草原文化的内涵与特质等静态因素的探讨，相对忽视草原文化在族际交往和跨文化互动中的变化等动态因素的研究;在研究视阈(域)上，重视我国北方草原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关注草原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作用，相对忽视世界上其他区域的草原文化研究，对全球背景下草原游牧文化及其演变的宏观把握和综合研究范式上，比较重视理论思辨、历史描述与现实对策研究，缺乏多学科及跨学科的综合性与系统性研究。①虽然还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却不能因此否定以往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近几年“草原文化研究工程”的启动，从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学、考古学等学术视角对草原文化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有《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草原文化核心理念》②、《蒙古族文化与草原文化关系研究》③、《游牧文化与草原文化关系研究》、《草原文化的历史集成———一论蒙古族文化在草原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④等多篇系列论文的发表，提出和阐释了“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的草原文化核心理念，辩析了民族文化与草原文化、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关系，对草原文化的现代转型和传承，对草原文化所涵盖的其他文化事项的研究等。论文集、资料类编著也有一些，如《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元代文学研究论文集》等，也都对草原文化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助作用。对草原文化研究的精深与否，直接关系着元代文学特殊性研究的深入与否。就目前对草原文化研究的现状来看，还需要学界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投入，正如陈巴特尔在《反思与构建：全球视野下的草原文化》中所说，还需要运用新方法、新理论进行新的研究路径的探讨，需要与世界文明联系起来，从更大的文化背景给予关注。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其内，从丰富的文献中挖掘典型的、有价值的资料，以翔实的文献作支撑，将研究落在实处。

二、对多民族文化关系理论、蒙汉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

这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起学界研究兴趣的，进入21世纪有了深入的探讨，并建立一套多民族文化关系理论，伴随而生的是多民族文学关系理论。这方面的代表主要有扎拉嘎、杨义、台湾学者萧启庆。社科院扎拉嘎建立了民族文化关系的文化哲学理论体系，即平行哲学，并将文学运用其中。2005年《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⑤是其代表作，认为各民族间的文化影响是双向互动的，遵循着平行哲学，并认为元代文学也是如此，原有的中原文学受到草原文化的影响，游牧民族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针对元代文学受草原文化的影响，在《游牧文化影响下中国文学在元代的历史变迁———兼论接受群体之结构变化与文学发展的关系》⑥中有集中的阐述。该文主要从接受群体之结构变化与文学发展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游牧文化对元代文学发生的多重影响。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在元代之前和元代之后的根本性变化，与游牧文化南下造成的元代文学接受群体的结构变化有密切关系。蒙古民族文学由口头文学发展到书面文学，并在雅俗文学间并行发展，是中原文化的影响起到重大作用。并提出元代在蒙古游牧文化影响之下，中原封建传统思想受到巨大冲击，从而出现了一个相对自由的思想，在宗教信仰、风俗文化、伦理教化、女性规约、刑法、意识形态等方面都有所表现，这些都与蒙古民族文化品格有关，而这恰恰是元代文学的隐逸主题、追求自由精神等特征出现的主要社会环境。本世纪初，社科院杨义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07年他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⑦第一次完整而清晰地对此命题的文化根据和学理构成进行了阐释，提出“一纲三目四境”的研究宗旨，在“大文学观”的前提下，对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图志学的关系作了系统的梳理，其理论方法的核心即“打通”。谈到游牧文化政权下的文学时，杨义以元代文学为例，从“汉化一胡化”的不同民族文化的双向互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角度，探讨元代汉族与蒙古色目边塞诗在审美风格和诗人情感不同。认为中原人士与蒙古色目人士的主客位置的变换，改造了边塞诗的内质和情调，为此类诗歌及元代诗歌审美风格的变化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视角。这在其2013年的《文学地理学会通》⑧中也进一步有论述。另外，杨义还提出了“边缘活力说”的文化理论，也引起很大反响。“活力边缘说”是为了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动力学系统而提出的，也是在反思、批判和超越文化“中原中心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原中心论”在强调中原文化率先发展之时，总是带有某种“唯我正统”的优越感和傲慢感，忽视或漠视边远少数民族的丰富多彩的创造，忽视或漠视边远文化生气勃勃的反向影响力。他认为当中原的正统文化在精密的建构中趋于模式化，甚至僵化的时候，存在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边缘文化就对之发起新的挑战，注入一种为教条模式难以约束的原始活力和新鲜思维，突破原有的僵局，使整个文明的动力学系统重新焕发生机，在新的历史台阶上出现新一轮的接纳、排斥、重组和融合的生命过程。并认为我们研究的北方民族政权下的文学，就是中原文学与边缘文学碰撞融合的极好范例，是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冲突、互补、重组、升华而得到的审美结晶体。近二十年台湾学者萧启庆对元代汉文化之延续、影响及多族士人文化活动的研究给予极大关注。作者从蒙元时期的多民族文化交流角度，进行了多族士人文化圈及文化互动的研究，具体考察了元代的儒户、国子学、科举与菁英流动、江南士大夫家族等重大问题，这体现在其论著《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⑨。《内北国而外中国》⑩一书考察了蒙元支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元朝的族群政策与族群关系，蒙古人的汉学及汉化，认为在元代特殊的文化社会中，多族士人圈的形成是蒙汉文化群体意识凌驾于族群意识的产物，并考察了大蒙古国的国子学，认为这是蒙汉菁英涵化的滥觞。这在研究方法和结论上都都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这些成果，既具有理论构建价值，又具有研究方法意义，是在当前该领域研究中处于前沿。

三、对元代蒙古族文学的研究

对元代蒙古族文学的研究，既是蒙古民族文学，也是蒙元文学研究的产物。这方面的研究基本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内蒙古、新疆等民族地区的研究者开始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包括对元代、蒙古族文学的研究，并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元代少数民族诗选》瑏瑡《北方民族文学与中华文化》瑏瑢。90年代以后研究渐成规模，对元代蒙古族文学家及其创作的研究主要有中央民大云峰、中国社科出版社的顾世宝。云峰的系列论著有《蒙汉文学交流侧面观》(1992)、《元代蒙汉文学关系研究》(2005)、《民族文化交融与元代诗歌研究》(2013)、《民族文化交融与文学研究论稿》(2015)等，其中《民族文化交融与元代诗歌研究》是云峰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的整合和深入，是其代表性的论著。全书分为四编，包括绪论，少数民族诗人及其汉文诗歌创作研究，描写北部边疆自然风光及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等诗歌研究，多民族文人的雅集聚会、酬唱交往等诗歌创作研究。所论囊括了蒙古族、回族、契丹、女真、唐兀、畏兀儿等族诗人及创作，伯颜、泰不华、蒙古帝王、杨维桢、高克恭、马祖常、乃贤、丁鹤年等汉文诗歌创作，扈从诗，玉山雅集、鲁国大长公主天庆寺雅集、玄沙寺雅集聚会、多民族文人唱和活动进行考察。云峰的有关蒙汉文学关系研究，以覆盖面广、涉及诗人的民族数量众多、侧重少数民族文人的汉文创作为主要特点。这些研究，为理论学说的提出提供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文学现象。2012年，顾世宝《蒙元时代的蒙古族文学家》将元代蒙古族文学家分为前后两期，论及前期文学家伯颜、郝天挺、孛罗御史、曲家阿鲁威、词家童童、诗人泰不华、月鲁不花。后期蒙古族诗人群体所论涉及达普化、聂镛、察伋、凯烈拔实、答禄与权、杨纳等，以及元代蒙古族散文作家群体、蒙古族帝王诗人等都进行了考察。这是对元代蒙古族文学家的一次全方位的扫描，论述所及诗文词曲各体，展示了元代蒙古族文学家的全貌。对蒙古族文学的研究，还不同程度地在文学史、其他论著中有所涉及，如邓绍基《元代文学史》(1991)、张晶《辽金元文学诗歌史论》(1995)、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1999)、李修生《元杂剧史》(2002)、高益荣《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田同旭《元杂剧通论》(2007)、王韶华《元代题画诗研究》(2010)等。

四、对元代草原地区文学创作的研究

元代实行两都制，有大都和上都，每年四五月间皇帝巡幸上都，在上都的时间近半年之久。伴随着文人扈从以及大量文人的游历上都，有关两都之间、上都的文学创作丰富起来，且由于上都的政治中心而形成了一个文学活动中心。这个区域空间过居庸关以北就是古代的北方民族生活地区，而上都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在元代是草原都城。对草原地区文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上京纪行诗的研究上。过去对上京纪行诗研究主要有两种研究路数：一是直接对上京纪行诗中的蒙古民族的民俗史料价值研究，一是对上京纪行诗文学审美的探讨。史学界对上都历史文化的考证大量使用了咏上都的诗文，注重史料价值的挖掘。1984年叶新民《从元人咏上都诗看滦阳风情》是第一篇专门研究有关上都诗歌的学术论文，并从此开创了此类研究范式。叶先生在文中认为这些诗歌所描写的上都的自然风光、物产资源、民情风俗、宫廷礼仪、典章制度、宫殿楼阁、宗教文化以及祭祀狩猎、诈马宴、游皇城等生动地展现了上都的历史风貌。这在其后来的论著《元上都研究》瑏瑣也有更全面的论述。按照这一研究路数，近三十年的时间诞生了大量的单篇论文，沿着这一研究路数，近三十年的时间诞生了大量的单篇论文和学位论文。以刘宏英《上京纪行诗研究》瑏瑤、娜布其《元代反应蒙古族生活的扈从诗研究》瑏瑥以及杨富有的系列论文为代表。这类研究为最初引起学界的关注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但是侧重于把诗文当作历史文献在内容上进行归纳、总结的研究做法，不利于文学独立性的研究，也不会真正推进文学作品研究的进一步深入。20世纪学界多将上京纪行诗归为边塞诗、山水诗，还赋予其更多的称谓，如扈从诗、域外风情诗、纪行诗等。这些概念大多使用模糊，很少对范畴进行界定。直到2003年杨镰《元诗史》对“上京纪行诗”概念的使用和界定，学界现在基本通用“上京纪行诗”概念。这些成果都是论文，数量较多，内容驳杂，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种：比较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主要有历时性比较和对诗歌主题、意象的横向比较。历时性比较研究，与唐代边塞诗、山水诗的比较为多，或者将之纳入到边塞诗、山水诗的发展史中，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运用对比方法对诗歌进行内容、艺术、情感上的分析，总结元代边塞诗的特征，并认为是唐宋到明清边塞诗发展中的一环。如林邦钧《元诗特点概述》、阎福玲《论元代边塞诗创作及特色》、郭小转《多元文化背景中元代边塞诗的发展》等。对李陵台、昭君墓、长城、居庸关等诗歌主题(意象)的横向比较研究。如张文德《王昭君故事传承与嬗变》、丁国祥《论元诗对苏武李陵的解析》《王昭君：元代诗人比照的特殊坐标》、陈思路的硕士论文《“昭君出塞”在元明清时期的文学讲述》、王颋《李陵台及元人专题诗》等，这类研究将元诗中大量出现的昭君、苏李形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其在元代的主题变化，或者从诗人的民族身份和政治身份角度，分析元诗出现的对李陵同情、惋惜、谴责的民族立场和政治立场的因素。还有运用地理文化学、文学地理学等理论的研究。如台湾学者李嘉瑜的《虚拟的怀古场所，真实的身体记忆-上京纪行诗中的李陵台书写》《关于上京纪行诗书写者身分认同之辨析》等系列文章，这类研究将考察的对象，即作为文化符号和地标的上都、李陵台、长城、居庸关等放置在地理文化学理论架构中，对作品进行内容和形式的解构，探讨它们在元代文人中的构型以及如何进行文学构型的问题。这是运用新理论、新思路解决此类问题，给人以新意，在具体意象上做深入的文化剖析，但从结论上看并没有更深入地突破以往。将上京纪行诗研究推向较深入层面研究的是：李军的《论元代的上京纪行诗》，第一次结合社会时代背景，对繁荣的原因、诗歌价值、诗歌特征论述。此后邱江宁的《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更加全面深入，提出“南人作北风”是奎章阁文人群体在元代中期南北融合过程中的南方文士的典范之作。从文人的求仕、观光国度理念的“人”层面以及上都的政治地位、文人扈从的“制度层面”论及上京纪行诗的繁荣，并对诗歌内容、“南人作北风”诗史意义作出阐释。查洪德《元代诗学通论》在论述游历与文学的关系时，指出上京纪行诗的产生与元代的游历之风有很大关系，并指出上京纪行诗概念及其研究范畴还存在问题，需要解决。上京纪行诗研究已经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在上京纪行诗繁荣的原因、题材内容、艺术风格、诗史意义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也不难发现，还存在很多问题。如对曾使用的不同概念的辨析、产生和繁荣的原因、文学活动及创作等都存在很多细致的问题。在研究方法和路径上，都将上京纪行诗作为一个整体对其进行较为静态的关照，既缺乏对重要作家的个案研究，也缺乏一种更宏观的、动态的视角，应将其纳入元代历史发展的大潮流、文人的活动和文坛发展的大事件、多元文化一体的大文化背景、草原文化地域场中，对其进行动态的把握和宏观的研究。元代特殊的文化精神造就了元代特殊的文学，从草原文化的视角关注元代文学，探讨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变迁，及其所起的作用，还原元代文学的历史地位，是一种可行的研究路径。对草原文化的深入挖掘，也是元代文化、元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注释]

①陈巴特尔、雷继红：《反思与构建：全球视野下的草原文化》，载巴登尼玛：《多元文化与教育》(第3辑)，巴蜀书社，2013年版，第268页。

②“草原文化核心理念研究”课题组：《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草原文化核心理念》，内蒙古日报，2008年10月8日。

③“蒙古族文化与草原文化关系研究”课题组：《蒙古族文化与草原文化关系研究》，《实践》(思想理论版)，2010年第1期。

④“草原文化研究”课题组：《草原文化的历史集成———一论蒙古族文化在草原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实践》(思想理论版)，2010年第11期。

⑤郎缨、扎拉嘎：《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⑥扎拉嘎：《游牧文化影响下中国文学在元代的历史变迁———兼论接受群体之结构变化与文学发展的关系》，《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⑦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⑧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⑨萧启庆：《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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