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祖芬的作品大都以知识分子、共产党人为对象。她一般不追求情节的连续和人物形象的完整，常以独白式的自叙和旁白式的议论来表达观点和思想，以人物内心秩序代替事物秩序的形式结构作品。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陈祖芬较长篇优秀散文，供大家欣赏。

陈祖芬较长篇优秀散文：为什么不呢

我不想改变自己。

但是我不能不改变自己了。

我上街再饿也不上饭店的。真的，一个人走进饭店，煞有介事地坐下来，叫住服务员点菜，又费时间又费钱。尤其是我一个女的上饭馆这算什么?如果是男的就可以。这当然是一种封建观念男女不一样的观念。不过，好像男女是有点什么不一样?

现代女性们在笑我了。不过我就是我。

我其实是一个弱者。一个包括体质在内的全方位的弱者。经常处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哭笑不得的局面。我前两个月在王府井新华书店买书。从文学类走到经济类，从一楼走到三楼从北京出版社走到湖南出版社(三楼有各出版社的专柜)。走遍中国出版界，再提着一包我择优录取的书籍下楼，深感“手无缚鸡之力”意味着什么了。

我望着远处的电车站。这个车站眼睛够得着而脚是够不着的——我再也走不动了。以前我从书店出来，终究还能用身子拖着双脚，或者说用双脚拖着身子回家。这次不行了，只想席地坐下。我的视像里，就好像世纪年代的默片似的，在整整一个屏幕上突出地印着一行字要是有一个地方能坐一会儿就好了。

只有一种地方可供坐一会儿——饭店或小吃店。

那么，我，一个女的进饮食店?

只有这一条“活路”了。去吧。为什么不呢?我暗自好笑人往往是到了不能不变更的时候才变更。

王府井哪里有饮食店?任何事物，只要是自己毫不关心的，那么在主观上就是不存在的。对于我这个“主观唯心主义者”来说，此刻之前的王府井就是没有饮食店。在此刻我想找饮食店的时候，竟意外地发现一一不如说是哪位神仙知道我已无法举步突然为我变出了一家饮食店一一就在书店隔壁!

噫——别有洞天!

我走向那个像超短胡同似的通往饭店的过渡地带。怯怯的，怪不好意思的，浑身不自在的，就差犹抱琵琶半遮面了。上一次饭店竟至于此，连五四青年的解放度都没有，还一天到晚写观念的变革呢!

超短胡同口有块牌子，写着“冷热饮”三个字。我很松了一口气那我就不用在正式饭店里危坐了。在“冷热饮”的店里么，随便吃点什么。随便，也是人生一乐。嗬这么大的一个店堂!在王府井这种寸土寸金的黄金地带，居然还有这么一个清静、开阔的所在。这不一、二、三、四……十几张桌子，而没有一个顾客。中午十二点钟的时候居然没有一个顾客!

我在这似乎属于我一个人的世界里，可以选择这里的任何一个座位和这里的任何一种食物。我需要输卡路里。我的脚要走路。我的手要提书。

我要了一杯咖啡和两块点心。在这里能权充饭吃的，似乎也就是这两块干点了。其他虽有很多饼干、蜜饯的，但对于受了累、出了汗的人，只能望而却步。

是不是顾客都望而却步了?我相信在饭店顾客中占绝对优势?的男性公民，是很难对这些甜蜜蜜的蜜饯和干巴巴的饼干表示厚爱的。

可惜了这个黄金地带的一处洞天!

我知道外省人要想在王府井租下一处小店面，每一平米就得一笔令人咋舌的钱。我知道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夭天都有好多人靠墙站着吃“风送包子”。民以食为天，顾不上体面。这个拥有十几张桌子的洞天只要稍微增加一点品种，哪怕是夹着风沙的包子，也可以吸引多少顾客!

为什么不呢?

为什么不想创造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人生价值呢?

未必是这家店里的同胞们独独不想创造。而是创造了又怎么样，不创造又怎么样?有没有生意、赚不赚钱和职工利益有什么关系?

必须从不竞争也能生存走向不竞争就不能生存，社会的全体细胞才能活起来。

过了些日子，我到西四去买书，然后从西四到新街口。但是，没有精力直上新街口书店了。我又是提着一包书，又是深感“缚鸡”难，又是到中午吃饭时间了。出现了一次历史的重复。我记得马克思说过，任何历史事件都要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以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喜剧出现。上次我一个人茕茕孑立、不无悲哀地望着凄清的洞天，那么这次呢?

世纪年代的时候我常来新街口，清楚地记得这里有一家卖担担面的小饭店。就是那儿!和年代时一样大小，一样拥挤，一样沸腾，一样在门外排着长队。店里的一个个人像锅里的一根根面条。店外的长队像掉在锅外的一根面条。依旧依旧，一切依旧。使我在刹那间产生一种错觉，分不清这是在年还是在年??

生意这么兴隆，行人这么需要在这饭店里吃面，那么这家饭店为什么不吃掉附近一个店铺以扩大经营呢?

为什么不呢?

或许，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大鱼怎么可以吃小鱼?不同行业之间怎么可以吞并?生意做得再大职工未必多拿，等等。或许。

这家二十年如一日的面馆使我越发地觉得自己不能依然故我。我决然地走进一家写着“手工饺子”的饭馆，又愕然地停在门口了一圈顾客围着看一个顾客和一个服务员吵架。围观的或是静坐的顾客倒也安静。似乎这儿并没有什么不和谐音。吵架么，多了。吵完架总会有饭吃的。

我比进来时更加决然地退了出去。我不想知道吵架错在哪方。我只知道不该吵架。骂人就是犯了侮辱罪，应该罚款。

那些顾客又为什么能这么心平气和地承受这不知多少分贝的噪音和观看这有碍观瞻的场面?“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鲁迅又在愤愤地写了，题目叫《这个与那个》。

于是，饺子馆可以继续举行常规的吵架。

于是，面馆外照例有剪不断理还乱的长队。

于是，王府井新华书店外站着吃“风送包子”的人们，形象地谱写民以食为天的谐谑曲。

于是，我走出饺子馆后累得但凡有一个能小坐的所在便会心驰神往了。

一阵立体声音乐把我没头没脑地吸引进一家窗纱、壁灯加高音喇叭、低音喇叭的饮食店。只有一个顾客在愣愣地喝一杯什么。难得雅静!有什么吃的。米饭炒菜。不，我虽然决定改变一下自己，但也不想改得正儿八经地上饭馆。再说也确实吃不下正餐。那么，有咖啡吗?好，一杯咖啡。

咖啡立刻放在托盘里端来了。这么小的一杯，简直是一口干。?

不过，要紧的是能有个地方坐一会儿。

人在什么样特定的环境下，就有什么样特定的要求。我现在对生活唯一的要求就是一一坐一会儿。

窗纱把纷杂的街道“淡出”了。屋顶上变幻着五彩的灯。我在幻觉中感到自己的两只耳朵分别是两只高、低音喇叭似的。很好。服务员姑娘们都有可掬之笑容。现在人怎么都长漂亮了?也许人用立体声音乐浸泡，一日数次，一次若干分钟或遵医嘱，便可抗皱美容。实在说来，这几年人们不用都为储存过冬大白菜折腾一冬了，也不用再怕丢失副食本而买不到鸡蛋、白糖了。俱往矣!中国人的翻身解放还看今朝。

看今朝，这店……店里的椅子套怎么那么脏?唉呀，一个个椅子套都那么脏!亏得桌布是白净的。那么，为了唤回美好情绪，把视线聚在桌布上吧。但是我的视像里又好像放映默片似的，在整整一个视觉屏幕上突出地印着一行字所有这些椅子套为什么不能洗干净呢?

漂亮的服务员姑娘走来收那杯咖啡的钱了。价钱也很漂亮元五角一杯。

一元五一口干。

我看看店堂，依然只有刚才那个顾客和我。他还在发愣。我还在发痴。店堂里的音乐换成了一支伴着猫叫的乐曲。录音带里的猫大概终于闻到了饭香，所以哺呜喵呜地直叫。那不，虽然没有顾客吃饭，但是三位服务员吃起饭来了。

到了吃饭的时间，服务员自然也要吃饭的。

到了吃饭的时间，饥饿了的行人们到哪里吃饭呢?

我走出这家叫人不敢问津的饮食店，仰头看看招牌。嘿，叫“吃吃看”。好名称!不过，是不是改成“看看吃”?看一看价格再吃。吃，吃，吃不起的不要吃。

当然还是会有顾客的。我走的时候进来了几个外省男子。他们自然不会只喝一杯咖啡的。我为他们担心了——有，有，有足够的钱吗?

我并不后悔我那一元五。除了这个“吃吃看”，我哪里还找得到坐的地方?万幸呢!何况这一元五买下的岂止是一杯咖啡?还有虽然脏但毕竟舒适的靠椅，伴着猫叫的立体声，“淡化”外界的窗纱和可掬之笑容。要不我怎么会长出了缚鸡之力，可以上新街口书店了。

当我终于提着书走出书店的时候，我相信我搜索枯肠也找不到刚才那杯“一元五”的影子了。现在我是真的饿了。我不能再用咖啡来欺骗我的肠胃了。真的不能故我了。我匆匆地“跌”进了对面的一家个体经营的饺子馆。

个体饭店的经营者，是饭店货真价实的主人。也就是说，拥有对饭店财产的所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也就是说，饭店的一盈一亏都和经营者的利益直接相关。端盘子的姑娘是殷勤的，饺子立刻就端上来，倒好像这是一种方便饺子，用开水一冲就能吃似的。在个体饭店，不存在体制问题，也用不着号召树立主人翁思想。只是，这位端盘子的主人的白罩衣上，怎么脏得一块块油黑的?她那长裤上则是一片片的白面粉。倒好像上半身是从煤铺里出来的，下半身是从面粉堆里出来的。

我看看顾客们。没有人注意这黑和白的问题。饺子管饱，解馋，行了。

顾客没有对环境、气氛和服装整洁的要求，自然个体饭馆就不用再提高服务水准了。

可是，为什么不呢?

我的脑子里又放起了默片，上面印着一行字中国人为什么不应享受更好的服务呢??

文章写完了。想到我写的毕竟是前两个月的事，而两三个月里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现在既有二十年如一日的场景，又有“一天赛过二十年”的变革。有些事所以一成不变其实不是变不了，而是不想变。等到不能不变了，想变了，也就说变就变了。

我决定再去王府井新华书店旁边那个“洞天”一游。我走进去——应该说我走不进去了。因为里边人挤人的，饭店服务员只好在门口摆桌开票。上次我来时不是空无一人吗?不知哪方神仙又在开我玩笑了，一下变出了这么多顾客。我赶紧对我的“脑库”进行检测——信息分析和信息处理大抵正常。那么我倒要看个究竟了。我像障碍滑雪运动员似的一下往左、一下往右地侧着身子绕过一个个人体障碍，这才进到店堂。哦，啤酒、面条、各色冷菜。敢情!

我文中提及的另四家饮食店是不是也令人刮目了?但愿。

陈祖芬较长篇优秀散文：我家的木头与石头

月初我和梦溪从东北回京。家中的小姑娘说你们这次怎么没有带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回来?

我说在包里呢。我们每次外出回来都是很啰嗦的抱着拎着扛着拖着我们拣拾的宝贝。譬如树枝，譬如石头乱七八糟地往厅里一铺，梦溪啊呀呀地喊着太精彩啦!小姑娘总要考虑国计民生问题又是这么多，家里往哪儿放?梦溪说都能放得下。当然他已经具有了宁可自己放不下也要放下木石的精神。至今不要一只沙发，如此可为日后不断迁居来的树们石们多提供一些落脚之地。有时我乏极，也只能直挺挺地绷在椅子上。有只沙发懒一懒多好我不由得望着梦溪。他一笑，我也一笑。沙发问题就此告一段落。

我顾不上喝口水，就招呼小姑娘来看旅行包里的宝物。我得屏住一口气方能把它抱出放下，而不至抱着它连自己一起跌倒。这个大东西是什么呀?小姑娘笑得人更小了。我说这是半人半蛙。撅得高高的后半部完全是人的臀部。曲线、沟纹几乎与真人无异。前半部似趴着的青蛙脑袋。身子左侧有一只蛙脚。这个桦树结子会不会是树与人相恋的产儿呢?我想。

梦溪把它抱到他大书房正中的条案上。我说尻书斋是不是有点欠雅意?梦溪说任何唐三彩、景泰蓝也换不走这个绝物。我说倒是，或可称“人体图腾”!每有雅客至，见半人半蛙正高耸尊臀，不免发笑，又不便道破个中缘由。更有美丽女客一坐到半人半蛙旁，用纤纤玉手不着痕迹地将尊臀稍稍偏离她的玉体。唯梦溪一扫儒雅之风，拍着尊臀说这真正是个宝啊，那些刻意雕琢的树结树根怎么能和它比呢?客人们被梦溪不容置疑的激情所迷惑，所慑服，懵懵懂懂地颔首称是。从此凡有客至，除清茶一盅外，待客上品便是共赏尊臀。

我们是在东北一大片木材群落里寻访到这个半人半蛙的。干这种营生，梦溪和我是最佳拍档。再多出一个人，或会多出一句话拣这个有什么用?那天正是摄氏三十多度的高温，又值中午。那大太阳大概发现地面上只剩梦溪和我可以欺负欺负，热辣辣地就要压到我们头顶上来。我想起东北的吉剧里，花旦扬起手臂快活地把手帕转得滴溜溜圆。我觉得我好似吉剧女角那样把太阳转得滴溜溜圆呢。我快活着呢。那么多的木材堆里总有好东西。那不，梦溪正费劲地拖着一块近两米长的大桦树皮。树皮中间有个一团糟的大树结。这回我都要说了拣这个有什么用?梦溪只管把这桦树皮拖到几个林场工人那儿，请他们帮忙把树结锯下。再把树皮和朽木铲掉一个半人半蛙便“剖腹而出”。还有一个蘑菇云般的大树结，我们来回绕着它转，计算着如果有五个梦溪加上五个我能不能搬动它?唉唉，算了，走吧走吧。要是，托朋友帮帮忙想法运到北京呢?这树结的大小使我想起在琉璃厂荣宝斋见过的一个像桌子那么大的砚台，上边还爬了一圈龟。实在是好。但毕竟出自人工，毕竟可以有第二只。而这种树结都只有这一个，每一个都是“海内孤本”。

今夏的东北之行只抱回一个半人半蛙，确是我们最利落的一次了。今春我们去四川的原始森林，回到成都上开往北京的飞机前，身体负荷重，心理负荷更重这么多树枝，让上飞机吗?亏得一位人称“杨飞机”的惯与飞机打交道的朋友，把欲与人体试比呙的树枝们全用雪白的包装捆扎打点得整齐漂亮?居然顺利地托运厂。我真感谢杨飞机。杨飞机像一个真正的地工作者那样声色不动地又帮我拎起大皮箱。这么大的皮筘会让上机吗?杨飞机一直把我送上舷梯。我这才确认我和梦溪可以完整地回到北京了，包括装在皮箱里的全体树枝和全体树根。

在去年“十一”前回京的飞机检查很严。我和梦溪走进大连机场时一包一包拎的全是脑袋般大的石头。我们把石们放在桌上让检查。一位检查员双手举起一块石头作砸人脑袋状。一边用眼睛在问我们如果上机后用石块砸人劫机怎么办?我用嘴回答他，说你看看我们两个像不像劫机的?我从他柔和下来的眼神中知道他看出我们不像劫机的但又怎么能证明我们一定不劫机?我只好指着梦溪说他是专门研究石头的。天!我们顶多够上业余水平。梦溪可不敢再作演义，他慌乱得两只手翻着转着想说什么也不知要说什么。检査员看着这位愚不可及的“石学家”直笑，说你们进去吧。我们像漏网的“劫机者”那样庆幸而侥幸地拎起石头就走。

这些石，是我们在大连一个游人不到的海滩上拣来的。碧绿的波峰驼起白色的浪花扑向岸边的礁石。海水在礁石上被碰得粉碎。破碎了的是浪花，不是大海。大海很快又积聚起力量向礁石进行又一次爱的冲击。海滩的石是大海与礁石感情的结晶，一块块特立独行，各具个性。这块如壁立的国画，灰黑底色上几株洁白清远的兰竹。那块，如硕大原煤乌黑而朴拙。又一块背部龟裂的褚红大扁石活活是一只血色巨龟。有渔人在拣海货。我们拣石取自然肌理，取形状，而不在表面光滑不光滑。偶尔也拣起一块满滩皆是的海带，皮子似的光洁而有韧劲。我们嚼起来。海滩上能嚼的东西太多。我拣起一块石头，竟也鸡蛋糕似的金黄且爽心。诱得我真想咬一口——如果权衡一下，牙齿比石头更坚硬的话。

终于把大海拣回了家。我们把大海放进梦溪的大书房把森林搬进我的小工作间。我的写字桌上方有一块空墙，挂的是一盘不加工、不修饰、不上漆的一百五十年的杜鹃花根，像两只斗兽在角逐，又似两头情鹿在交合。这是超乎名家真迹的大自然的真迹。一旁资料柜上，有一个人费劲地背着一只龟。这个背龟的树根人本来规格很高地放在大书房条案上的，有空就打磨它。有了更简约生动的半人半蛙，只好请它屈尊移至我的小屋。好在小屋里堆放着从原始森林扛回的树枝不管是情鹿还是背龟人都会感到回归森林的怡然和阔大。梦溪在海滩旁写作。我在森林里写作。梦溪潜中国文化的海洋深处，再往下潜，再往下潜。忽有所获，一个猛子钻出海面，急急走向我的森林。我正在森林的静谧中了解我的采访对象，忘却了森林之外还有海洋。

那么，我们休息一会儿吧。

我们在新绿化的街道上走，享用那一棵棵新栽的树。梦溪发现一方泥土中漏栽一棵树。这是怎么回事?他极不快活地看看四周，徒然地想找什么人在这儿补栽一棵。这么新的绿化带怎么会少一棵树?梦溪停在那方泥土前不罢休地问。问谁?我知道他喜欢一切都完美，不高兴看到残缺。而且一看见不完美，尤其是人为的不完美，就实实在在地生起气来。真怕他又气得两手肿胀。我认真地哄他会补栽的。继而走至一幢刚盖完的近乎堂皇的新楼前。正在油漆栏杆。梦溪急了他们漆的灰黄色完全不对，和建筑不协调，我得告诉他们应该漆什么色。他走到施工队那里找头。人家审视他你是哪个单位的?梦溪只管把他的想法细细道来。人家上下打量他，见他年纪还算不轻长得还算不瘦讲话还算有气势，万一有什么来头，于是耐心听完关于栏杆不要漆成灰黄色的解说。我说他们能听你的吗?梦溪说听的。过些天我们特意去看那新楼已经油漆完工的灰黄色的栏杆向我们投来灰黄色的嘲讽。梦溪说一定改掉这种颜色，再找他们说去。我拉他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哦，好挤!乘客们一个个狠命撑着把杆弓起身子。原本弹性而灵动的身体都变得僵硬而坚挺而扩张起来，占据着大于自身的空间。如果那些手臂不是这样石柱似地硬撑着车也许不会这么挤。这种人为的紧张和僵持啊!梦溪说大家保持一只柔软的手，身子就活动开了。”“就这样，一只柔软的手。”四周乘客哄笑起来。不过众手臂到底在笑声中柔软了下来。

手头要做的事多。日常的最好的休息还是在家里，还是和石们树们交友。我们磨搓半人半蛙它的肌肤日益光泽。我们手上的气磨进它的体内，如果它突然活了，突然动了突然走了呢?

前两天东北一位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可以帮助我们把那个蘑菇云般的大树结运来。我说啊——梦溪说啊呀呀，太精彩啦小姑娘同情地望着半人半蛙那么，它又要被打小屋了。

陈祖芬较长篇优秀散文：我对今天说：埋单

说来惭愧，我已经不记得徐虹是什么模样了。开“两会”时，我在小组会上提出应该加强城市安全意识、预防突发性灾难、规范加油站的建设。徐虹很敏锐，很快在《中国青年报》上作了有关报道。我想她真是块做记者的好料。

没有想到前两天读到她的一篇两万来字的散文。散文叫《北京断章》，这个题目并不打人。不过，平实是一种勇敢，更是一种境界。不知怎么的，我跟着她的文字就走进了一条时间隧道走进了一个长长的历史画廊。世纪年代，“老柴头完了炸酱面，骂够了二骚子，光膀子坐在院子里，满院子就是他的叫板”。“都是一句一句的，绝对没有完整段落。忽然从一个朝代跳跃到另一朝代，意识流一般，横穿起七国五代。”

那时一个叫徐虹的小女孩，有一个很女性很美丽的梦长大后跳《红色娘子军》芭蕾群舞的后排左起第二个。那时还有一个叫陈祖芬的傻丫头，把《红色娘子军》的芭蕾舞剧看了六遍，拍成电影后看了十四遍。那陈祖芬的性格内核里总有一只芭蕾舞鞋在旋转，穿着侧扣襻的黑布鞋可以走足尖碎步一百一十四步。在那个年代，无可选择，只有没完没了地看《红色娘子军》。

那个时代的人，个性少，共性多。看到徐虹把理想定位在芭蕾?群舞的后排左起第二个，我心里那只芭蕾舞鞋就旋转起来，旋转出

微笑的涟漪。

至于那种侧扣襻的黑布鞋，这么些年了，我再不曾想起来，好像那是上个世纪的事了。当然，我们从世纪走到世纪，都是活了两个世纪的人。很多当时几乎人皆有之的物品，酱如粮票，譬如侧扣襻的黑布鞋，都几成文物，或者成为怀旧的创新。小学生徐虹和她的好友风子，后来分手二十年后邂逅，风子“头发中分，两边各别一个黑卡子，像哈德门香烟的广告画”。尤其风子“居然”标新地穿着一双侧扣襻的黑布鞋。

二十年没见的老同学又哈德门又黑布鞋的，而这位老同学看徐虹，显然也在寻找旧日的遗迹。“我们再一次躲躲闪闪地互相端详对方的脸”，“我知道她的眼睛没有调整焦距她和我所认识的她，我和她认识的我，严重错位，我们实际上变成了四个人”。

两个人的邂逅变成四个人的邂逅世纪的风子和世纪的风子，还有世纪的徐虹和世纪的徐虹。同样是相隔二十年，如果是从世纪年代到年代，不会有隔世之感。但是，从现在倒回二十年，就有隔世之感。那时候，总想着一件衣服穿一辈子似的，怕冷，再加一脖套，怕胳膊肘那儿先破，就加上袖套。妈妈们“见了面永远谈脖套和袖套”。“储存的大白菜得用棉被盖上”蜂窝煤炉子，“废报纸一燃就着了”。

就这么几笔，一个年代出来了。那时候我刚来北京，一个人住一间单位宿舍，平房，哪儿哪儿都漏风。我不会生炉子，也觉得学不会生炉子。把被子下端用绳子扎紧，穿着毛衣笔直着身子扎进“睡袋”，生怕动作幅度稍大，那“睡袋”就会变回被子。如今想来，我当时的处境和盖上被子的大白菜无异。

即使是人同白菜，也总是要长大的。小学老师千人一面讲着“手背后坐好，不许追跑打闹。争当三好学生。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一个孩子的意志，必须屈从于一些不相干的大人，这就是成长的代价。”

十二岁的风子显然更懂事一些，悄悄告诉徐虹，说男的女的亲一下嘴，就会生孩子。徐虹说，那如果不亲嘴，吐沫溅到呢?

这下风子傻了。

而十六岁的陈祖芬问她的妈妈为什么男的女的结婚的时候并排站一下，就会有孩子?那么，如果我走在街上，迎面有一个男的走来，总有一个瞬间是两个人正好并排站着，那我为什么就不会

生孩子?

好像，随着徐虹的“断章”，我和徐虹一起断断续续地长大。时间已经把人们“清洗、裁剪、压模、重组。我们已经成为社会工厂流水线上的合格产品”。

徐虹开车到旧时的胡同口，走进胡同也走进过去。迎面走来一个胡同女人，时髦无后跟的鞋，闪亮的红指甲。“干裂的脚趾都显出一股凶相。那女人以胡同里特有的表情瞥我一眼判定我不属于这里，然后厉声道这儿没厕所”

徐虹走出时间隧道，走上酒楼的时候，已经迟了。“远远地看过去，风子们的手正在新世纪的空气中做着一个简练的手势。”埋单。他们说。

“断章”在一声“埋单”中落下了句号。“埋单”两个字，简单、自信、就事论事、没时间废话、完事了就拜拜、大爷我忙着呢、该干什么干什么，充满了现代的节奏感。

一个新时代开始了。没有人会一心想跳芭蕾群舞的后排左起第二人，也没有人会认为亲一下嘴就会生一个孩子更没有一个北京人冬日的处境会等同于大白菜。发展是硬道理。对于今天，我们一招手说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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