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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哲学思潮论文篇一

现代西方哲学对当代中国之影响及其借鉴意义

20世纪末期,现代西方哲学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对中国社会特别是青年群体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今,曾经的“尼采热”、“萨特热”等虽已退潮,但其影响却依然显现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中。现代西方哲学对现实社会的分析批判,以及它的传播方式、研究方式和对人的深切关怀,对我们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现代西方哲学;当代中国;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主流意识形态

20世纪80年代,现代西方哲学如潮水般涌入中国。而今,曾经的“尼采热”、“萨特热”等早已退潮,但它们在中国社会特别是广大青年中产生的影响却依然显现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中。今天,我们应该以更冷静和宽容的姿态去反思和总结现代西方哲学中可借鉴的元素。

一、现代西方哲学对当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主要影响

不同的民族,由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不同,其思维方式也各有特色。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变革和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广泛传播,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也受到巨大冲击,表现出一些明显的变化。

(一)从崇拜绝对权威到崇尚独立自我

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对绝对权威的顶礼膜拜构成了绝大部分中国人精神结构和心理结构的基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缺乏主体意识和独立个性,习惯于屈从和依附外部强力。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独立意识和主体意识逐渐增强。这与我们坚持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和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分不开,也与改革开放过程中现代西方哲学的传播分不开。

在西方传统的信仰中,上帝是至高的绝对者。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使人们发现近代科学和世俗伦理比上帝更具解释人类生活和宇宙之谜的智慧和力量,人们也更愿意从理性、科学和世俗价值中寻找对人类终极关怀的寄托。然而到了现代,西方哲学又走向了另一条道路,试图引导人类解构各种各样的权威,否定任何“永恒”或“神圣”的终极价值。尼采首先断言“上帝死了!”[1](P126)并预言上帝死亡之后,由于传统的价值体系已经失效,新的价值标准尚待建立,人们将只能在无穷无尽的虚无中摸索。

现代西方哲学思潮涌入我国后,各种哲学流派以批判性、反思性、否定性的思维方式反省传统文化,审视当代生活。20世纪末,各种后现代主义话题在中国更是行情看涨。后现代主义主张反传统、反本质、非主流、非理性、多元化,这与中国传统的追求绝对真理和绝对权威的思维方式发生了猛烈的碰撞。在这些碰撞中,曾经的终极价值和绝对权威渐渐地从中国社会的公众生活中隐退,而对独立、自我与平等的追求,则成为年青一代中国人惯常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2005年,“芙蓉姐姐”和“超级女生”的横空出世更是把这种思维方式展示得淋漓尽致。那年,自称“有妖媚性感外形和冰清玉洁气质”的“芙蓉姐姐”凭借特立独行的反传统做派,迅速在全国各大高校的BBS和各种网络社区上蹿红。很多人弄不明白,这个从传统审美取向看并不具备上述特点的网络娇娃何以掀起人气狂潮,网络搜索量大大超过人气偶像周杰伦和当月热门关键词“2005年高考试题答案”。一些社会学家指出,这场让人匪夷所思的集体狂欢反映出人们在心理和精神层面对精英意识和精英文化的反叛以及对自身价值的追求,表明大众正试图摆脱被精英垄断的话语权,建立一套自娱自乐的游戏规则。同样,在“超级女生”这场突然间吸引了国内近4亿观众眼球的火爆造星运动中,台上台下的大众成了真正的主角。他们自由地表达个人的主观意志,公平地行使个人的话语权力,将评委们的所谓权威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大众投票之中。在娱乐领域之外,主体意识和民主意识、独立意识和平等意识的增强同样十分明显,并且已比较广泛地体现到政府治理之中。从重庆孙伟铭的“酒驾”事件和上海的“钓鱼”事件等来看,当代中国人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摆脱了“臣民”思维和心理,正在逐步确立“公民”意识,积极主张“公民”权力。这种变化,应该说是始自现代西方哲学广泛传播的20世纪80年代,并与当前后现代主义的流行有一定关联。

但是,后现代哲学对权威的批判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不仅批判上帝的权威,而且要终结现代主义关于人的“神话”。被称作“20世纪法兰西的尼采”的米歇尔•福柯甚至提出:作为主体的人死了。他在《词与物》的结尾处明白地写道:“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2](P506)在这种观念或情绪的影响下,许多人感到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化、多样化的社会中,面对各种矛盾和难题,难以辨清对与错,难以找到一个固定的角色模式作为自己人生道路的参照,不知如何凭借自己的角色领悟去生活和行动。于是,“我不知道”成为一些年轻人发自内心的呐喊。而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绝对的约束,没有责任的压迫,没有理想的牵引,一切事物仿佛都没有存在的意义与价值,都可以以“无所谓”的态度来面对。于是,“无所谓”又成了许多人发自内心的呻吟。

(二)从习惯直观了悟到注重理性验证

从价值论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伦理中心主义倾向,一切以伦理为依归,以伦理的实践态度或实用态度解释世界。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思维的主导方面是“直观了悟”式的感性思维,重视经验,推崇“体认”、“顿悟”等思维路径。与西方近代以来的思维方式相比,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总体上缺乏对经验进行系统归纳和理性抽象,具有“笼统性”、“模糊性”。但是,仅靠经验显然不能把握本质和全貌,正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讲求参悟也不是没有道理,对于很多未解之谜,灵感和顿悟有时的确能够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但灵感和顿悟必须以对大量的经验进行理性分析为前提。

西方有着长期的理性思维传统,讲求概念分析、逻辑推理,既注重经验对于科学命题的意义,也追求逻辑的彻底性。现代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各流派尤其注重方法论的研究。随着现代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西方思维方式中的理性精神和实证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不足。而今的中国人已经能够以相当理性的态度对待各种社会问题和新生事物。从大的方面讲,党的各项重大决策的出台过程,明显地体现出科学的精神和理性的态度,特别是在施行重大改革措施时,非常注重模型的建立和完善,注重科学论证、试点和推广。这种变化当然主要缘自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坚持自觉地学习探索,总结提高,但也不能否认西方现代思维方式,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科学方法论的影响。这种政府理性在政策实施过程日益充分的体现又会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通过发达的现代传媒,对各种社会群体产生影响,从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国家总体建设布局的规划,还是某个城市市政建设的规划;无论是成年人的事业发展计划,还是各层次学生的个人成长计划,都越来越体现出理性规划、科学设计的思路。

(三)从守持中庸之道到提倡竞争创新

自古以来,相对优越的自然条件培育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性格,同时也形成了中国人安于现状、墨守成规、求同排异的思维习惯。对“中庸”、“和谐”的追求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基本准则,而偏颇、过激、走极端历来为人们所诟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确立了具有强烈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促使人们树立竞争的观念去适应市场的要求。现代西方哲学对超越与创新的极力倡导,正好迎合了这一要求,这也是其得以影响当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现实环境条件。

在科学主义思潮中,卡尔•波普最为中国青年人所认同和推崇。在波普看来,科学的发展是不断否定旧理论,创造新理论的过程;科学研究的目的不是证明其永恒性,而是要找出其可证伪性。他对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的大力提倡,非常契合青年人的情绪和心理要求。他提出的科学的本质是“猜测和反驳”、根本方法是“试错法”、要“大胆地尝试,小心地求证”、“敢于犯错误”、“尽快犯错误”、“从错误中学习”等一系列富于革命性、鼓动性的口号,曾引起青年人的强烈共鸣。人本主义思潮中的唯意志主义、存在主义、生命哲学等流派,都非常强调人的自由、创新与超越。萨特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质”的著名命题,将人的本质特征规定为自由和创造。在萨特看来,自为存在的人时刻处于变化之中,可以自由地决定其目前的处境,也可以否定其目前的状态。因此,自为的人永远不是什么东西,只是他要成为的东西;人永远不会停留在过去和现在,人就是人的未来。萨特的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很有市场。如今,由于经济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心议题,社会文化生活也日益丰富多样,人们在日常生活领域已很少谈论哲学,更难得谈论尼采或萨特。但是,曾经的“尼采热”、“萨特热”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和改变却不容忽视。

当今的中国,洋溢着浓郁的变革创新精神。从年龄结构来看,当年对现代西方哲学推崇备至的人们,如今恰恰是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而作为社会中最富有生气的群体,青年人则始终是社会革新和进步的最积极因素。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西方哲学的熏陶,如今的中国青年不仅提倡竞争,追求创新,甚至已经习惯于标新立异。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出生的所谓“新人类”,大都接受过或正在接受系统的现代教育,因而更容易接受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更容易受到具有强烈主观主义、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倾向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更喜欢反叛传统,敢于创新甚至冒险。然而,当正常的、合理的创新演变成超脱任何规范框架的恶搞时,如何对“新人类”们进行正确引导,使他们自我角色定位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历史重任相一致,自觉地把自己塑造成堪当这一重任的一代新人?这成为直接关系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极为现实的社会问题。

二、现代西方哲学对当代中国人价值观念的主要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前,“价值”这个概念在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范畴。如今,“价值”已在非经济学意义上被广泛使用。这种变化,与现代西方哲学对中国人价值观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从推崇集体至上到承认个体价值

中国传统价值观注重社会人格而非个体人格,习惯于从关系中去体认一切,认为每个人的命运都同群体的命运息息相关。几千年来,个体价值在中国一直是被忽视的,“一切都是集体的,个人什么也没有”。现代西方哲学所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思考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关注个人的生活世界,彰显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实现。

随着现代西方哲学中“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思想的传入,中国人原先那种立足于国家、民族、集体或阶级的抽象的“人”的观念受到了猛烈冲击,“自我之人”成为当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升起的新星。“自我之人”主张合理的自然权利,坚守自我的个体价值,强调个人的自主意识,注重自主的个人选择。20世纪80年代,有人把这种自我意识概括为一句话,即“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而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第5期发表的《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所引发的广泛论争,对于唤起中国人对个体价值的认同有着特别的意义。

在这篇署名“潘晓”的文章中,作者提出了不同于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主流话语的思想观点,认为任何人“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潘晓”对个体价值的反思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呼应了正在流行的萨特的“自我实现”的口号,因而不仅引起了《中国青年》编辑部的关注,也触动了整个社会的神经,引起了强烈反响。自那以后,萨特哲学所倡导的“自我设计”、“自我实现”,成为中国新一代青年执著信仰的人生格言。而今,对个体价值的肯定和尊重越来越为中国社会所认同。这种价值理念的确立,在中国实际上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代西方哲学对个体价值和个人命运的关注无疑是打开了人们思想禁锢的一个窗口。

(二)从追求宏大理想到关注小我世界

近代西方哲学在以理性思辨的方式表达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解和思考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对人的个性存在和现实生活世界的漠视。现代西方哲学则不同,它在反省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状况时提出了回归生活世界的主张,认为哲学应追问和省察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把人的感性生存作为哲学的出发点。

20世纪80年代,许多中国人也经历了一次价值观的巨大转折。中国传统价值观偏重于将个人的价值目标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喜欢谈论崇高的理想、远大的志向,强调舍生取义,忽视个人利益。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很多人突然感到自己所追求的宏大理想也随之破灭,而现代西方哲学恰恰在那时的中国广泛传播,并启发了中国人对小我世界的关注,引发了中西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碰撞,打开了当代中国人价值观念、价值取向全方位深刻嬗变的闸门。这种变化,在年青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在崔健音乐的疯狂摇滚和“小女人文学”的绵延体验中宣泄发自心底的苍凉和不甘平静的惆怅,并在不自觉中推动着中国人日益关注小我世界,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现代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对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影响分不开。如今,这一代青年大多已为人父母,进而也影响着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代新人,塑造着他们的价值观念。而今,很多“80后”、“90后”的中国青年漠视宏大的理想,他们更愿意独自体味“成长的烦恼”,甚至迷恋于个人内心的细微体验;更喜欢平民生活的传奇,也更关注普通群体的生存状况。尽管权威人士对他们的批评声不绝于耳,然而他们却通过自己的话语平台为自己喝彩,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理性,使之不断焕发更深切、更具体的亲民意识,不断推出更实在、更科学的民生政策。

(三)从强调人定胜天到倡导天人和谐

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但长期的战争与革命又导致中国人更习惯于用对立思维而不是和谐思维来看待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人定胜天”就成了确证人之价值的重要依据。但是在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特别是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人必须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他们拒斥人的主体性、中心性、自主性等观念,认为人不过是宇宙系统中的一个功能部分,而不是世界的中心,因此必须把人从世界的中心位置上加以边缘化。福柯说,人自诩为存在的主体、世界的中心,这不过是人的自以为是。事实上,“这样的一个中心,根本不存在”[3](P24),“人”的概念无非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一种认识建构。[3](P132)德里达则宣布,“人不再独尊于世界王国之上,不再独霸存在的中心”[4](P47)。在对人的认识能力的无限性、人类能够不断进步等观念进行全面的清算与颠覆后,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宣布:作为理性的“人”死了,作为主体的、中心的“人”死了。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这种带有极端性的否定思维和批判言语或许会最终否定其自身,但他们却深刻地告诫人类:人在这个世界之中,而不在这个世界之外或之上;人是这个世界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不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人是自然的保护者和创生者,而不是自然的挑战者和征服者。因此,现代人应该认真地反思自己与这个世界的真实关系,抛弃过去那种视自己为世界之主体的狂妄与傲慢,寻找与这个世界和谐相处的方式和途径。

如今,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人们越来越重视塑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友好相处的关系。我们不能说科学发展观中所强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与现代西方哲学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现代西方哲学的传入和传播,以及我们30多年来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不断省察,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党的创新理论的提出和完善,为中国社会符合时代潮流的新的价值观念的培育,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三、现代西方哲学对当代中国人对待主流意识形态态度的影响

当代社会,“精神家园的迷失”是人们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老一代常说青年人缺乏崇高的理想信念,青年人则怀疑老一代的理想追求太过虚幻,不切实际。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是其中之一。后现代主义在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价值论上的多元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基础有所淡化、价值取向有所虚化、认知动力有所弱化的原因。

(一)情感基础有所淡化

在当代青年看来,20世纪 50-60年代的中国青年对政治领袖的狂热崇拜和对社会理想的绝对信仰是幼稚可笑的。这种态度的转变,始于 20世纪末。

粉碎“四人帮”以后,对十年内乱中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相继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教育体制等方面进行的一系列拨乱反正,开启了一场全民族的理性反思。由于“文革”等极左运动的不良影响,很多青年知识分子遭受了一次巨大的心理挫折,他们需要另一个完美理想来填充思想和感情世界,而现代西方哲学就在此时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广泛传播,其新颖甚至偏激的观点,吸引着正在探寻新的生活目标和生命意义的人们。在很多高校,大学生们将满腔的理想主义激情释放到“潘晓现象”、“萨特现象”、“尼采现象”、“弗洛伊德现象”、“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话题中,却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避而不谈。近年来,尽管我们在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上做出了许多努力,但对有些人来说,还是难以找回改革开放前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那份情感。

(二)价值取向有所虚化

受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强烈渗透着的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和价值论多元主义的影响,现在很多年轻人对一切都持无所谓的态度。他们不讲追求,不愿思索,甚至消极麻木,放任自流。他们喜欢穿松松垮垮的“文化衫”,上面印着诸如“不到长城非好汉,到了长城也非好汉”、“走到哪算哪儿”的文字;他们喜欢哼曲调怪异的流行乐,歌词从“跟着感觉走”、“别问我是谁”逐渐演变成“无所谓”、“当狼爱上羊”;他们崇尚消费主义的文化理念和生活方式,成为“月光族”或“城市负翁”、“啃老族”或“宅男宅女”。他们把娱乐消遣看得比价值理想重要,可以跟你谈乔丹谈刘翔,谈杰克逊谈周杰伦,甚至谈艾滋病谈同性恋,但是,他们绝不会跟你谈崇高谈理想,绝不会跟你谈主义谈信念,绝不会跟你谈未来谈希望。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中华民族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越是面临灾难,越能同心协力,共度时艰。近些年来,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力弘扬,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中国人在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时,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情感和行为。这在2008年展现得最为明显。不论是年初的抗击冰雪,还是“5•12”后的抗震救灾,不论是奥运盛会,还是飞船登月,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都异常高涨。这也证明,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大力弘扬主流文化,就能筑牢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地位,重新唤起全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价值认同。

(三)认知动力有所弱化

受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当今的中国人已不大会为政治而冲动。在他们看来,政治已经不再令人激动,学习和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不能给自己带来实惠,因此不必再去强调自己的政治意识,不必再去听那些空泛抽象的大话,而应把注意力转移到对经济利益特别是那些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的东西上。在全国各大书店,除了用于消遣的通俗读物外,浸透着美国实用主义精神的卡耐基系列丛书“成功之路”和诸如“公关学”、“交际学”、“投资技巧”、“股票入门”之类的生活指导书籍多年来畅销不衰。在人们对这些书籍趋之若鹜的同时,除了政府机构和相关专业的人员,那些介绍和研究主流意识形态的书籍往往少人问津。

四、现代西方哲学的借鉴意义

现代西方哲学的兴起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着时代的进步和思想的发展。虽然其观点繁芜杂陈、良莠不齐,但其鲜明的批判精神和现实意识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借鉴。

(一)现代西方哲学对社会现实的分析批判为我们认知当代西方社会提供了素材

作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必须植根现实世界,面对现实生活,探讨现实问题。哲学家的思想、活动乃至个人命运,都与他们所处时代的精神状况、历史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代西方哲学家的思想、活动乃至命运,不仅同样与他们所生活的特定的历史时间和文化空间密切相关,而且具有特别浓厚的社会生活气息。纵观现代西方哲学各流派,尽管其理论基础是唯心的,对一些具体问题的阐述也存在明显的错误,但其对社会现实的分析和批判,不仅体现出难能可贵的探索精神,而且为我们深刻剖析当代西方社会提供了生动素材。海德格尔在分析当代科技发展状况时指出,当代的所谓“技术”抢占了古老形而上学的地盘,变成了一种人们无法控制的“强求”,而这正是现代人存在之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他的后期哲学研究力图从当代科技文明中唤起一种“危难意识”,把人的“存在”从“既无历史又无家可归”的工业技术时代中揭示出来。弗洛姆在对技术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和消费的“异化”现象进行深刻批判和反思时指出,“人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人开设了工厂,建造了高楼大厦,发明了汽车,缝制了衣服,生产出粮食和水果。但是……这一人创造的世界却成了人的主宰者。”[5](P77)在资本主义这个为追求最大化利润而疯狂运转的“大机器”中,个人就像是一个齿轮,“其重要性决定于他的资本的多寡”[6](P84)。马尔库塞在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时首先将矛头指向“消费控制”,认为现代西方社会里人同产品的关系完全被颠倒了,产品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被生产,人却变成为了消费产品而存在,这种“强迫性的消费”所造成的人的本质的异化,比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描述的那种资本主义早期阶段中由于“劳动产品”异化而带来的人性异化严重得多。当前,消费问题已引起世界范围的普遍关注,并且人们已经在更深的层次上认识到,人的消费欲望的畸形膨胀必然会加重对自然界的破坏,而对消费现象展开“绿色批判”和“绿色导向”也成为一种理论上的时尚。这种时尚,显然与现代西方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现代西方哲学的传播方式为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思路

从理论层面来说,现代西方哲学大多是深奥甚至晦涩的。这些深奥晦涩的理论之所以能够引起普通人的心灵共鸣,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很多西方哲学家在表达其理论观点时,并不局限于哲学的层面,而是将其广泛地渗透到文学、美学、艺术之中,体现在对大众生活的关注和描述之中,甚至直接运用于重大的社会运动中。比如尼采,他的著作大多是一些小册子,他的深邃思想也常常隐含在片段式的随笔式中。但人们阅读这些片段时,既能在思想的逻辑中发现乐趣,又能在灵动的文字中享受愉悦。现代西方哲学家中,萨特、柏格森和罗素都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存在主义的队伍中,除了萨特、海德格尔等哲学家外,还有加缪、卡夫卡等许多著名作家。萨特的现象学本体论虽然非常艰涩,但他却在大部头的学术著之外,以小说、戏剧等形式生动地传播其思想和理论。并且,萨特从来都不只是书斋中的哲学家。二战期间,他积极参加抵抗运动,创办了《现代》杂志,并与加缪、梅洛-庞蒂等人结成“革命民主同盟”。20世纪60年代,他与罗素共同主持“国际仲裁战犯法庭”,反对美国的侵越战争。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他成为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同年,苏联入侵捷克,他坚决站出来进行反对。1979-1980年,萨特又在媒体中强烈谴责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在这些重大的社会运动中,萨特实践着自己的理论,也传播着自己的思想。

(三)现代西方 哲学的研究方式为我们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参考

作为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的概括和 总结,哲学只有不断追踪、捕捉和摄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成果、新理论,才能保持其创新 发展的动力源泉。西方哲学始于米利都学派的自然哲学,有着长期的自然哲学传统。据西方披露的 统计数据,在有关哲学研究的刊物上,自然科学家 发表的哲学 论文占60%以上。[7]现代西方哲学家中,有的本身就是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如马赫、阿芬那留斯;有的虽专攻社会科学,但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有很深的造诣,其中以科学哲学和结构主义的哲学家最为突出。他们的哲学研究十分注重及时总结和吸收自然科学成果,因此往往能够在哲学研究中尝试新颖的视角,引入先进的手段,取得显著的发展。我们的哲学 工作者中有扎实自然科学基础的却很少,近半个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我国哲学领域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模式并没有根本性改观。此外,分析哲学倡导运用逻辑分析对概念和命题的意义进行澄清,并通过对 语言的意义分析达到对世界和人类思维的科学认识,在现代思想 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十分值得借鉴。科学地引入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方法,显然有助于澄清概念的意义,加强论证的实在性,避免因概念不清引起的空谈泛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开放的哲学,历来提倡学术宽容与思想自由。借鉴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方法,无疑有利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思潮的交流与沟通,从而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特征,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学说。

(四)现代西方哲学对人的深切关怀为我们改进思想 政治 教育提供了启示

对人的深切关怀,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大主题。唯意志主义的创始人叔本华将本能的、感性的、非理性的“生存意志”作为世界的本质。海德格尔则通过对生存的分析,论述了人生、世界、认识、情感、死亡、时间、历史等重大课题。在海德格尔之后,雅斯贝尔斯将“生存”与“超越” 联系在一起。萨特则从现象学存在主义出发,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并把“生存”理解为自由。虽然这些理论中有谬误的成分,但关注人本身无疑是这些理论得以拥有广泛群众基础并产生深远历史影响的重要原因。而我们以前的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难以取得成效,恰恰与我们对人本身的忽略有关。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感性的印象和自私的欲望、享乐和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8](P165-166)所有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在本质上都与人们的利益密切相关,超功利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是不存在的。当前,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风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提出的重大理论和 实践课题,也是哲学工作者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做好这些工作,首先必须充分关注人,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让社会大众在有理有情有趣有用的价值观培育中产生心心相印的共鸣和共振,从而培育出积极的人生态度、高尚的道德情趣、鲜明的价值判断和丰富的思想意涵。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充满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涌入既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也影响着人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其对待主流意识形态的态度;既推动了许多适应时代发展趋势的新理念、新思路的产生,也使一些人的人生目标、理想信仰和生活方式等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偏差。在当前各种社会思潮层出不穷、相互激荡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科学地分析现代西方哲学,合理地借鉴其积极方面,自觉地抵制其消极影响,从而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走向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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