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为中国第一大岛，台湾当局实行“五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分为行政、立法、监察、考试和司法5个部门。台湾有过一段“戒严”的日子。1987年，台湾行政院宣布，将每年的7月15日定为台湾解严纪念日。台湾的解严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实施的，后来是什么时候解严的，台湾的解严日是哪一天?下面小编为您详细介绍。

7月15日台湾解严纪念日

台湾行政院院长张俊雄于2007年7月11日宣布每年的7月15日定为解严纪念日，只纪念，不放假。

1987年台湾解严

1986年10月7日时任台湾总统的蒋经国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时说要解严。在1987年7月15日零时解严的文件上，未见蒋经国的签名，只是盖上了印章。在1987年6月7日当时蒋经国秘书王家骅的公文上，也未见蒋经国的签名，只有“已报总统，奉示‘悉’”，显示当时蒋经国的健康状况相当差，连签名都有困难。

有人说解严是蒋经国的德政与赏赐;陈水扁则说，解严是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阻挡，任何人都抗拒不了民主潮流、国际压力与潮流，台湾民众的勇敢让蒋经国和国民党政府，不敢制造第二件美丽岛事件，反而眼睁睁的看民进党成立并且面对事实，不得不解除戒严。他说，解严的远因是美丽岛事件发生，近因是民进党的成立。

台湾解严纪念日介绍

1987年7月15日，是台湾社会解除戒严的日子。

1987年7月14日，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发布命令，宣告台湾地区，包括台湾本岛和澎湖地区，自明日零时起解除戒严。国民党赴台38年来对台岛一直实行戒严。解严声明宣布废止戒严期间依据“戒严法”制定的30项法令，并总结解除戒严至少有3个方面的意义：军事管制范围缩减，行政、司法机关职权普遍扩张，山地管制区由119个减为61个;平民不再受军法审判;出入境及出版物的管理也移交警察机关及“新闻局”负责。人民权利大幅增加，人民将可依法组党结社、集会游行及从事政治活动。解严后许多事项不再实行管制，各主管机关的行政裁量权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民意机关更能发挥监督功能。

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

台湾作家龙应台曾经这样回忆那个年代：“是小学五年级，1962年。大家都很喜欢的年轻的数学老师正在讲课。教室外楼地板突然响起人声杂沓，匆忙而紧张。穿着黄色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冲了上来。数学老师早已蹿出教室，奔向走廊尽头。孩子们在惊慌中四散。我们趴在四楼的栏杆往下看。……布着黄沙的操场上，数学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脸往上，刚好和我们对望。那黄沙，看起来那么淡漠，荒凉。那是我第一次听见‘匪谍’这个词。然后就听得多了。哪一个老师开学时突然不见了，没有人问，也没有人谈。一个每天在身边的人，突然‘蒸发’了，而大家都假装它不曾发生。”

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国民党当局延续了在大陆所谓“动员戡乱时期”的高压政治手段，最典型的就是继续通过情报特务机构推行“白色恐怖”。

藏书藏成了“政治犯”

今天，人们在有关资料里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两个典型案例：

王志鹏，一个不识字的马祖渔民。在1965年7月的一个早上，因为天气特别清朗，王志鹏说，“今天气候很好，风向、潮流也不错，开到大陆很近。”船主听见了，马上报告，王志鹏就成了“叛乱犯”，被判刑5年。

柯旗化，一位中学英语老师，因为思想“左倾”而被监禁17年。据说，罪证之一是他有一本《汤姆历险记》，作者是马克·吐温，和马克思有关系，都姓“马”。

其实，今天为人们熟知的作家柏杨、李敖、陈映真，都曾经在戒严年代被捕入狱。知识分子、进步青年是当年“白色恐怖”严厉打击的主要对象，他们纷纷成了“政治犯”、“思想犯”。

龙应台引述过一组数据：仅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当局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难人大概有14万人。龙应台说，当时所谓的 “匪谍”里，真正的共产党人只是极少数，而大多数是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是有正义感的工人和农民，是糊里糊涂不知所以而被构陷的小市民。在贫穷的年代，台湾人均月薪是200元，而检举“匪谍”的奖赏却常高达20万元。

1984年12月，台湾最后2个政治犯获得自由。他们坐满了34年零7个月的“思想监狱”，然后走向陌生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