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流动在推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加速城市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始于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而达到高潮。1989年以后，农民工流动的速度异常增快。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地提出：“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的机制，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 [1]农业产业化的实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使农业的整体效益得到明显提高，同时为农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农民工的流动一直是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本文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这个现象，为了我们能全面的理解农民工进行这种流动选择时的出发点和利益考量。

一、文献综述及理论框架的梳理

中国学者在研究这方面的人口流动时,大多运用的是用人口迁移理论。王翌认为,政府出台的政策促使农民工在政策效应下主动回流。改革开放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农业的新政策,粮价大幅度上涨，切实实现了农民增收。这使得农民工回乡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李家祥认为,土地的所有制形式与土地的流转制度不配套，离开农村去城镇打工的农民不能依法对其土地的承包权进行转让、入股、抵押或出租。这样的情况让农民在进城务工的同时还要对其在农村的土地进行承包经营，必然形成农民工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流动。城乡二元制的户籍制度，使得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就业机会、权益保障、退休养老等社会福利和子女教育等很多方面存在不平等现象,农民工这个群体很难融入城市,最终选择返回农村。张维迎认为,要素流动程度是由两个指标来计算的：首先是原来从事职业与现在从事职业之间的收入差异。其次是在两种职业间变换的净交易费用。当农民在经过比较，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收益高于外出打工收益时,很多在城市打工过程中只能提供简单劳动的劳动力就会选择回乡务农。

同时本文运用了经济社会学中的重要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理性选择理论作为社会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它对于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进行了借鉴和扩展，试图能对更多的社会现象进行解释。赫克特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假设做了一定的归纳，他认为个人表现出偏好或效用的等级，他们寻求最大化这些偏好，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建立文化与社会系统来最大化这些效用是理性的。科尔曼的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比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更为精致和系统，它认为个人行动具有目的性的，合理性是理性行为者的行动基础，行为者的行为原则是最大限度地获得效益。玛丽奈甚至用“有目的的行为”替代理性选择理论，她认为，所有社会科学都有建立在“行动者是有目的”的袈裟之上的基本相似的模式，即行动者行为倾向于产生有利的结果。

二、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

1、流动速度由快到慢，规模由大到小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承包生产责任制的贯彻落实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发生了一定的松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了城市，1993年，我国劳动力转移规模分别达到3600万，2000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达到2.1亿，全国的流动人口已经构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移民浪潮。据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显示，2006年，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13181万，占农村劳动资源总量的24.82%。近几年，农业产业化的盛行，实现了现代农业经营方式与传统农业经营方式相对接。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收入，让农民原本在外出打工时才能获得的资源和资金，现在在自己的生存地就能获得，而且还有更多的机会同家里人相处。同时以前离开农村去城镇打工，自己原本拥有的土地并不能够充分的利用，农业产业化的实施让土地充分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规模化、专业化的经营让农民免去了在外出打工时要将土地转让或出租给他人的情况。与外出打工的成本相比，在家务农能在付出较小成本的同时获得更多的利益，所以使农民工社会流动速度变慢，人数变少。

2、职业流动从农民到工人到农民到个体经营者

在衡量人的社会地位高低时，最重要的就是职位地位。因此, 在当今社会中，人们往往通过改变职业而实现社会地位的改变。然而, 这个途径对于农民来说是相对困难的。农民阶层是一个具有很高稳定性的阶层，而且是一个只出不进的阶层。根据陆学艺的调查, 91.5%的农业劳动者受到祖辈的影响或者地域的影响，他们的职业一开始就是农民，其他阶层后期因为各种流动原因进入这一阶层的比例很低。农民在进入城市工作后，他们的职业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由农民变成了为城市的工人、服务者。从客观上看, 农民缺乏相应的技能，很难获得地位上升的机会，他们大多是城市工作中的临时工，城市的一系列制度对他们没有接纳, 所有的因素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不稳定。同时受到户籍身分的限制, 在城市工作职业流动过程中，社会地位没有达到量的累积。而对于原本就生长、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情况恰恰相反。城市居民在工作中成绩、贡献是可以不断积累的, 这种累积是他们在今后晋升时的基础, 这就产生了地位的上升。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拥有使用土地和分配土地的权利，同时对土地上的作物拥有自己的占有权。很多农民在农业产业化中，承包土地，在产品输出过程中成为老板的角色，做了个体经营者。不再受到城市身份户籍的限制。在农业经营中获得了地位上量的积累，达到了地位的转变。

三、经济社会学视角分析

1、理性选择

在农业产业化经营政策实施后，一部分农民工做出了返回故乡的选择。在影响农民工行为的各项因素中， 最直观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方面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国家为了发展农业经济，提高农民收入而实施的农村优惠政策。这样的制度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农民工流动方向改变的拉力。而农民工作为经济人，在这个过程中掌握了一定的信息，对所处的环境有一定的认识，有稳定的偏好和一定的计算能力，是具备有限理性的人。经济上的理性让农民工在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了分析。发现农业产业化经营后，在农村的收入大幅度上升，这种收入的上升同在城市中获得的打工工资相比，是用低成本获得了高收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制度和文化作为社会理性的因素也是相当重要的。城市二元的户籍制度，让农民在城市生活中缺乏归属感，在这种劳动力市场不确定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并存的时候，农民工自然会选择给与他们保障的家庭和土地。农业产业化经营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工在城市的尴尬境地，在城市打工的过程中，农民工群体作为嵌入者潜入了中国城乡二元化的体制环境。相比于在农村务农的农民和本来就居住在城市的居民而言，农民工身处于一种城市的职业身份和农村的户籍身份双重身份的尴尬处境。这种二元体制成为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自由流动的制度性屏障。产业化经营让农民工回乡后真正融入到新农村或城镇建设过程中，或参与到地区产业发展过程中，成功提高其社会地位的过程。这是一种上升式的社会流动，而不是简单的水平流动或消极的下降流动。

2、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理论是指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人，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注重社会关系的运用。而社会资本最重要的一方面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的。农民工在农村有更多的人力资源，便于他们更好的利用农业产业的契机发展生产，提高收入。同时农民工从城市返回农村其实是市场资源流动配置的一种形式，是一个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返乡中的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时都积累了一定的技术、知识和经验资本。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政策中国家对于农民的技术指导，让农民工转变为经营者，从事个体经营或者创办企业，达到人力资源的重新整合。从而使职业流动的方向从农民到工人转变为从农民到个体经营者。

在经济社会学这种视角下，我们看到的是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时充满理性的农民工群体，我们把农民工群体以及在农业产业化后他们的返乡行为同社会结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还原了人的理性和复杂性。相信在未来农村的发展道路上，农民工会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政策扶持和法律保障的农业政策下做出更加理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