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有好几种，并不是只有西方人的逻辑思维是科学的思维。中国人的思维和西方人的思维具有天壤之别。中国历来是象思维，是类比思维。它把某个事件统一起来放入到整体中去思考，从来不会放入到局部去思考。它从整体事件中去透过现象看本质，去发现藏在事务背后的规律。而西方人是在逻辑思维和实验科学上发展起来的科学，他们眼中的事务是物理的，客观的，空间的，甚至可以说是孤立的，他们可以不断把该物质细微化，局部化，以获得更为详尽的知识和信息，最终对于整个事务全局而言，可能越来越脱离了。

西方的文明自从文艺复兴开始至今的近500年的历程中，爆发了大量的创造，取得了辉煌的物质文明。但是不能说它的思维模式可以解释整个世界，或者很可能，它的发展离对整个世界的解释越来越困难了。因为他们是如此痴迷于事件的局部细化了。

而我们东方的文明恰好可以弥补这点。中国的文化向来强调整体，从来不会极其细微的去孤立的观察某个细微的角落，这是我们中国没有向西方那样的思维方式发展的原因。中国的古老哲学中概括了对整个世界的认识模型，比如太极八卦图。从这点出发，诞生了很多东方的文化。比如享誉世界的中医就是这个模型的典型代表。中医从世界认知模型中类比在人体的系统中，通过五行、经络等理论体系构建了一个完美的整体的人体模型。通过这个模型可以解释人体任何局部说生的病症。我们不能说中医没有经过西方严格的科学验证而不是科学的，当然不是，因为中医实实在在可以治病的，而且治病的手段比西医要高明许多，许多疑难杂症它都可以很好的解决。中医的类比思维无疑是科学的，是正确的。西医如果通过他们那种思维发展模式，还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到达中医的结果，抑或是根本到达不了。

只是中医的理论深奥，难以理解。且他不能通过西方的逻辑思维方式理解，因此中医蒙上一层神秘色彩，甚至很多中国人都无法识破其中的奥秘。

类比的思维也是科学的。这是中国人的智慧。推而广之，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运用到很多未知领域。希望每个中国人能够具有这个思想武器，去了解更多的未知领域。

中国古代类比思维的特征

一、类比是与归纳不同的思维方式

要弄清《易经》的思维方式到底是归纳还是类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归纳和类比二者的关系。关于归纳推理与类比推理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类比推理是归纳推理的一种。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类比推理不同于归纳、演绎推理：“类比推理不同于演绎推理，也不同于归纳推理。从思维进程看，演绎推理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归纳推理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推理，而类比推理是个别到一般或一般到一般的推理。演绎推理的结论是必然性的，而类比推理的结论与不完全归纳推理一样，是或然性的”[7]。“类比推理也不同于归纳推理(指不完全归纳推理)。归纳是从个别(或特殊)到一般，类比推理是从个别到个别。”[8]“类比推理被视为与归纳和演绎并列的一种推理方式，是从具体到具体的比较，但从微观方法论的角度看，类比推理本身也包含着归纳和演绎。”[9]张晓光先生对此问题曾作过全面的综合考查。[10]我们参阅不同的形式逻辑教材，可以发现，绝大多数意见认为，类比推理是与归纳推理不同的一种独立的推理方式。例如：南开大学哲学逻辑学教研室编著《逻辑学基础教程》②，张锦厘：《实用逻辑教程》③，孙仁生、任书来、林新年主编《普通逻辑原理》④，鄂启庭编著《形式逻辑》⑤，陈翼浦《形式逻辑》⑥，苏天辅《形式逻辑》⑦，李小克编著《普通逻辑学教程》⑧。张则幸、黄华新著《普通逻辑学习指南》⑨于“难点解析”中用表格列出类比推理与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的联系与区别，简单明了，十分具有说服力。从此表可知，造成把类比推理当作归纳推理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类比推理与不完全归纳推理十分相似，极易混淆。

综上所述，类比推理不同于归纳推理，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二、《易经》的思维方式是类比

关于《易经》的思维方式是类比而不是归纳，我国学术界已有定论。下面稍引部分著作略作说明：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上册)云：“就《左传》、《国语》提供的资料看，春秋时期的占法，所取的物象，乾有天、玉、君父;坤有土、马、帛、母、众;坎有水、川、众、夫;离有火、日、鸟、牛、公、侯;震有雷、车、足、兄、男;巽有风、女;艮有山、男、庭;兑有泽、旗”[11]。显而易见，不是从天、玉、君父等事物中归纳出乾卦，而是把这些事物和乾卦相类比。

王树森《周易与中华文化》云：“《系辞下》说：‘夫《易》彰往而察来，显微而阐幽……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这就是说，《易》之所以有彰明往事，予见未来，以断吉凶的作用，主要因为它用细小的具体的事物类比说明重大的普遍的道理。韩康伯注曰：‘拖象以明义，因小以喻大’。可知，取类明义是《周易大传》意象思维的基本方法”[12]。

翟廷晋《周易与华夏文明》云：“《周易》推理的基本方法有三种，一是根据卦象的象征意义，进行类比推论，对所询事物情况的吉凶祸福作出断定;二是根据相关卦辞爻辞的内容，进行类比推论，对所询事情的吉凶祸福作出断定;三是将卦象的象征意义和相应卦辞爻辞的内容结合在一起，参验比照，进行由此及彼的推论，以确定所询事情的吉凶祸福”[13]。

三、类比思维的优点与缺点及其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类比思维既是《易经》的根本思维方式，也是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

当然，类比思维也有优点，尤其是在科学认识上。比如，类比有助于科学发现;类比还有辅助性的辩护功用。[24]张晓光先生说，古代中国之所以长期在文学艺术方面有着一种浪漫想象的传统，之所以长期在科学技术方面有发明创造性，并且成就举世无双，这在相当程度上都和类比思维之擅长和保持相当大的活力有关，这种擅长与活力，不仅是想象力的源泉，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富于创造力的源泉。[10](P11)类比思维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独有的思维方式，与中国文化实用取向密不可分：“实用取向，即直接功利性，从事物的表层关系判断利益得失。所以中国人很难怀着虔诚之心去从事科学研究，进而把对象升华到形而上的层面加以探讨。中国人注重实际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人们急于用一种现象解释另一种现象，压抑了对一种现象深入研究的可能性”[25]。《易经》的类比思维对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影响，表现为中国人用哲学上抽象的阴阳五行观念来解释自然界的种种具体现象。中国人认为，组成宇宙的根本物质是“气”，“气”分阴阳。“气”是万金油，一用“气”这个模糊概念，任何理论上的障碍都消融了，造成比附大行其道，严重制约了对自然界具体物质的深入研究。而西方近代科学是建立在对具体物质的研究上的，原子理论是现代科学的基石。西方科学以追求确定性为目标，所得到的结论要靠反复实验来确证。古代中国人用阴阳五行来解释可见的和不可见的物质现象，自以为解释了，实则只是想象中的自圆其说而已。由阴阳五行的类比思维所得出的结论是或然性的，很难用科学的实验手段来确证。所以李约瑟说，《周易》对世界的解释，是一种“不是解释的解释”：

四、类比思维是原始思维的遗留

中国人喜欢使用的类比思维乃是原始思维遗留的表现。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具有中国特色的阴阳五行说上。“阴阳五行系统中天道自然和社会人事之间以及系统的要素之间，都存在着交感互渗性的联系。总之类比造成了结构，互渗形成了内在的运动机制。其实在中国古代文化及哲学中长期保存的‘天人互渗’的观念，都与阴阳五行的类比互渗思维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应该说阴阳五行的类比互渗思维已超越了原始思维阶段，但仍残存着原始思维的质性。”[30]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是中国人原始思维的一大总纲。“这种天人同构、同类相感的观念本也根源于原始人的类比联想和巫术宗教。”[31]“这种‘天人感应’的阴阳五行系统论的宇宙观，在汉代逐渐成为整个社会所接受的主要的统治意识形态，并一直影响到今天。它同审美和艺术创造也有密切关系，并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美学和文艺理论。”

关于这一点，西方哲人所作的研究很有说服力。列维·施特劳斯认为，原始人的思维是“类比的思维”：“它构造了思维的结构，这有利于人们在理解这个世界时把世界看成和这些结构相似。从这种意义来看，野蛮人的思维可以界定为类比的思维”[32]。维柯则研究了原始人的类比心理：“人类思想的次序是先观察事物的类似来表达自己，后来才用这些类似来进行证明，而证明又首先援引事例，只要有一个类似点就行，最后才用归纳，归纳要有更多的类似点……对尚未发达的心灵，只要提供一个类似点就足以说服它们”[33]。“推理力愈薄弱，想象力也就成比例地愈旺盛。”[33](P115)列维·布留尔更是从逻辑的角度研究了原始人的逻辑思维方式：“他们把原因和前件混淆起来了。这应当是一个以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在这个之后，所以因为这个)的谬误而得名的极普遍的逻辑错误。据他们说，原始人极少想到这可能是谬误。他们意识中表象的连贯性，就是这些表象彼此连结起来的足够保证：更正确地说，他们没有想到连结还需要什么保证”[28](P66)。他把原始人的思维称为“原逻辑的思维”。“它不是反逻辑的，也不是非逻辑的。我说它是原逻辑的，只是想说它不像我们的思维那样必须避免矛盾。它首先是和主要是服从于‘互渗律’。具有这种趋向的思维并不怎么害怕矛盾 (这一点使它在我们的眼里成为完全荒谬的东西)，但它也不尽力去避免矛盾。它往往是以完全不关心的态度来对待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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