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这一本《牛棚杂忆》小书是用血换来的，是和泪写成的。我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最大的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牛棚杂忆》读书笔记，希望大家喜欢!

《牛棚杂忆》读书笔记篇一

匆忙之中读了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一书，首先感到比较意外的是这本书的文笔竟然如此通俗易懂。作为通晓多种语言的一代文学泰斗，季老完全可以将通篇语言写的更符合他的身份。然而季先生却是用着简单幽默甚至调侃的笔调讲述了自己与“棚友们”生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迫害。读完此书，不禁令人心痛，让人不寒而栗。回过来想，我觉得季先生之所以用通俗的笔调，易懂动的文字可能是为了让我辈子孙能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为将来不再有同样的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而给历史做了诚实完整的记述。

中国文人历来是“士可杀不可辱”，正所谓“刑不上大夫”，然而，思绪重新回到那个黑白倒悬乾坤颠倒的动荡年代我们可以发现，一切都不是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了，刑可以上大夫，士可杀亦可辱。在“牛棚”里，被关押的人不仅失去人身自由，而且还要经受许多诸如“跪煤碴”、“油漆涂脸”之类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如此残酷实为世所罕见，让人心寒。由于不满北大当时的当权者聂元梓的所作所为，季羡林先生被“打倒”、被抄家、被批斗。书中在痛斥“文革”中所谓“革命小将”的行为时作者引用发展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决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而人则不然。”

经历了各式批斗的季老对一场小型的批斗会很是看不上眼，竟然用了这样看似搞笑的笔调：“我现在在被批斗方面好比在老君八卦炉中锻炼过的孙大圣，大世面见得多了，小小不然的我还真看不上眼。这次批斗就是如此。规模不大，口号声不够响，也没有拳打脚踢，只坐了半个喷气式。对我来说，这简直只能算是一个‘小品’，很不过瘾，我颇有失望之感。……总起来看水平不高……如果要我给这次批斗打一个分数的话，我只能给打二三十分，离开及格还有一大截子。”读到此处心中不禁泛起阵阵波澜，很难想到季老会用这种笔调记述那段艰辛屈辱的历史。

到此，我觉得有必要想一下季先生写这本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仅仅纾解自己数十年前的个人愤慨?还是为了打击报复?自然不是，对于淡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的季老来说，世俗名利已然如过眼烟云，他写该书的目的更多的是希望我们能够总结教训和“经验”，让更多经历过的“牛棚”或者“猪棚”的人出来说话，让更多的知情者出来说话，不要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朴实无华文章如此，可一代文学大家留给我们的却是深深地反思。

我们有理由相信有这样的书问世，对我们乃至后辈的教育将超过任何教科书!有这样的文章出现，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和善良心才会在我们下一代乃至下下一代的心中留下深深地痕迹，人折磨人这样的社会悲剧才能够避免重演!

我们有理由相信同样也有信心的说这样的牛棚不会白搭!

《牛棚杂忆》读书笔记篇二

著者和译者究竟谁用的力量多呢?不用思索就可以回答，当然是著者。所以在欧洲有许多译本封面上只写著者的姓名，译者的姓名只用很小的字印在反面，费许多力量才能发现。在杂志上题目的下面往往也只看到著者的姓名，译者的姓名写在文章的后面，读者念完文章才能看到。他们的意思也不过表示译者和著者不敢抗衡而已。

在中国却又不然。我看到过很多的书，封面上只印着译者的姓名，两个或三个大金字倨傲地站在那里，这几个字的光辉也许太大了，著者的姓名只好逃到书里面一个角落里去躲避。在杂志的封面上或里面的目录上有时我们只能找到译者的姓名，甚至在本文的上面也只印着译者的姓名，著者就只能在本文后面一个括弧里找到一块安身立命的地方。从心理上来看，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译者就害怕读者只注意著者的姓名，但又没有勇气把著者一笔抹杀，好在文章既然到了他手里，原著者已经没有权利说话，只好任他处置，他也就毫不客气地把著者拼命往阴影里挤了。我不是心理学者，但我能猜想到，变态心理学家一定在他们的书里替这些人保留一块很大的地盘的。

我还看到几个比较客气一点的译者，他们居然肯让著者的姓名同他们自己的列在一块。但也总觉得心有所不甘，于是就把自己的姓名用大号字排印，著者的姓名用小号字，让读者一看就有大小偏正之感，方法也颇显明。我立刻想到德国大选时希特勒的作风。现在被谥为希魔的德国独裁者当时正兴高采烈，在各个城市里大街小巷的墙壁上都贴满了放大了的选举票的式样。上面写了他自己和戈林、戈培尔、赫斯、福利克的名字，下面印了两个圈，一个很大，一个很小，像是太阳和地球。年纪大一点的或眼睛近视的无论如何也不会看到那小圈。这当然有它的作用，因为赞成希特勒的人要在大圈里画一个记号，小圈却是为反对他的人预备的。结果希特勒果然成了功，百分之九十八的德国人都选举了他。我总怀疑有些人根本没看到那小圈，既然每个人都必须画一个记号，他们只好拿起笔来向大圈里一抹了。我们中国这些客气的译者的心理同希特勒大概差不多，这真可以说是东西映辉，各有千秋。至于他们究竟像不像希特勒那样成功呢?这我可就有点儿说不上来了。

我前面说过，有的译者没有勇气把著者一笔抹杀。但这里正像别处也并不缺少有勇气的人。有一位姓丁双名福保的大学者“著”了一部几十册厚的佛学字典。我们一看就知道这里面有问题，因为这种工作需要多年的搜集和研究。我们从来没听说中国有这样一位专家，现在却凭空掉出了这样一部大著，不由人不怀疑。书的序里提到日本织田得能的佛教大词典，我们拿来一对，才知道原来就是这部书的翻译。但丁先生却绝对否认是“译”，只承认是“著”，因为他添了些新东西进去。我又有点糊涂起来。译一部几百万字的大著只要增加十个字八个字的新材料就可以把这部书据为己有，恐怕世界上每个人都要来译书了。但丁先生的大“著”并非毫无可取，里面插入许多丁先生的玉照，例如，研究生理时代之丁福保，研究医学时代之丁福保，也颇琳琅满目。丁先生的尊容也还过得去，虽然比畹华博士还差一筹。但我终于恍然大悟。以前有的人想把自己的玉照登在报纸上，但苦于没有机会，只好给兜安氏大药房写信，当然附上玉照，信里说吃了某某药，自己的某某病已经好了，特此致谢。于是隔了不久，自己的尊容就可以同名人一样出现在报纸上，虽然地方不大对，也顾不了那样许多了。现在丁先生又发明了一个方法，使以后想出名的人再也不必冒充自己有梅毒或瘾君子写信给大药房了，真是功德莫大。我们能不佩服丁先生的发明能力吗?

另外还有一位更有勇气的人，当然也是一位学者。他译了几篇日本人著的关于鲜卑和匈奴的论文，写上自己的名字发表了。后来有人查出原文来去信质问，他才声明因时间仓促把作者的名字忘掉了。这当然理由充足，因为倘若在别人和自己的名字中间非忘掉一个不行的话，当然会忘掉别人的，谁不爱自己的名字呢?

我上面只是随便举出两个例子。像这样的有勇气的人，在我们中真是俯拾即是，比雨后的春笋还要多。只是在我们国内耍这一套，关系还不太大，因为好多人都是彼此彼此，心照不宣，但偶尔让外国学者知道了，就不免替我们丢人。我上面说的丁福保的字典，一位现在剑桥大学任教授的德国汉学家就同日文原文对照过，他把结果告诉了我，弄得我面红耳赤半天说不上话来。在外国这是法律问题。倘若一个人在自己的博士论文里偷了人家的东西而不声明，以后发现了，立刻取消博士头衔，我希望中国的法律也会来制裁这一群英雄!

《牛棚杂忆》读书笔记篇三

如果不是因为作业，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读到这本书，了解到更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事，而我以前只是在历史书上了解到一些皮毛，只有结果，没有细节，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去关注。所以，这次很难得的想感谢作业。

这本书的文笔如此通俗易懂，让我觉得很意外，想到书的封皮内侧对于季羡林先生的简短介绍，他的一生精通12国语言，是中国语言学会的会长，也是文学界的泰斗，他完全有能力把这本书写得高深文雅，尽情彰显语言文学大师的深厚功底。可他却没有，反而尽其所能将其写得简单通俗，甚至用幽默调侃的笔调讲述自己与“棚友们”在文革中所遭受的残酷迫害，而这种幽默诙谐反而让我感到更加悲愤，更加心痛。回过头想，季老之所以用如此通俗易懂的文字展示自己血一样的经历，就是希望让我辈子孙吸取历史的教训，不要让历史重演，不要再“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吧。

“这一本小书是用血换来的，是和泪写成的。我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最大的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愿它带着我的祝福，走向人间吧。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而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照见绝望和希望。它带去的是对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

这是书的扉页上季老写的祝词，读来让人感动不已，尤其是在读完全书后再来读这篇祝词，更感动于他的宽容，他的善良，他的一片赤子之心。一个人在遭受了那么多难以忍受的痛苦之后竟还能以此般心态赠送祝福，我想如果是我，恐怕真的很难做到。

“中国古代的哲人强调人禽之辨。他们的意见当然是，人高于禽兽。可是在这方面，我还是同意鲁迅的意见的。他说，动物在吃人或其他动物时，张嘴就吃，决不会像人这样，先讲上一通大道理，反复解释你为什么必须被吃，而吃人者又有多少伟大的道理，必须吃人。”

这是一段很精辟的话，我们人类总宣称自己高于禽兽，可有没有想过自己做的事是否是一个人类该做会做的事呢?当时那些新北大公社的“人”，那些视人命如草芥的人，那些以折磨别人为享受的人，完全还不如禽兽呢。就像季老所说，“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决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而人则不然”。人啊，真应该好好反省反省了。

虽然并没有亲眼看到过文化大革命中残忍的折磨之法，但仅从季老的叙述中我都忍不住心惊。“每一个‘鬼’被压上高台，喊上一阵口号，然后一脚把‘鬼’踹下台去。‘鬼’们被摔得晕头转向，从地上泥土中爬起来，一瘸一拐，逃回家去。连六七十岁的老教授和躺在床上的病人，只要被戴上‘鬼’的帽子，也毫无例外的被拖去批斗。他们无法走路，就用抬筐抬去，躺在斗鬼台上，挨上一顿臭骂，临了也是一脚踹下高台，再用抬筐抬回家去。”“有一位西语系的归国华侨教授，年龄早过了花甲，而且有重病在身，躺在床上起不来。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把他也弄到黑帮大院里来。他行将就木，根本不能劳动，连吃饭都起不来。就让他躺在床上“改造”。他住的房子门外就是晚间训话“罪犯”们排队的地方。每次点名，他都能听见自己的名字。此时就从屋中木板上传出来一声：“到!”声音微弱、颤抖、苍老、凄凉。我每次都想哭上一场。这声音震动了我的灵魂!”

我不知道如果我生活在那个年代，目睹发生在身边的这些事，我是否还会像季老一样有勇气活下去，更别说还能以乐观的态度看待自己的生活。还有文中提到的西语系的归国华侨教授，他的那声“到”，震动了季老的灵魂，而那些称别人为牛鬼蛇神的所谓的人，却麻木不仁，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忍心做出这些事，也许，这是人类的劣根性，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别人的痛苦已变成他们的快乐源泉，折磨别人于他们而言是一种享受。可悲的灵魂!

经历过人间地狱的季老，心中应该是仇恨的吧。可他还是把仇恨放下了，反而用了调笑的语气描述了当时自己面对某一场小型批斗会的感受，“我现在在被批斗方面好比在老君八卦炉中锻炼过的孙大圣，大世面见得多了，小小不然的我还真看不上眼。这次批斗就是如此。规模不大，口号声不够响，也没有拳打脚踢，只坐了半个喷气式。对我来说，这简直只能算是一个‘小品’，很不过瘾，我颇有失望之感。……总起来看水平不高……如果要我给这次批斗打一个分数的话，我只能给打二三十分，离开及格还有一大截子。”明明是那么轻松地口吻，明明是当笑话一样讲出来的事，我却笑不出来，也哭不出来，心中波澜难以用语言形容，只是觉得心中郁结，想找一块东西狠狠地咬下去，以把心中不知名的情绪发泄出来。不知道季老把自己的痛苦用幽默的笔调写出来的时候，是怎样一种心境，会不会有姬昌食子的感觉。

在书中有这样一个前后对比让我印象很深刻，“我看到德国人，至少是一部分人，见面时竟然喊：‘希特勒万岁!’觉得异常可笑，难以理解。我认识的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德国姑娘，美貌非凡。有一次她竟然对我说：‘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个孩子，那将是我毕生最大的光荣!’我听了真是大吃一惊，觉得实在是匪夷所思。我有一个潜台词：我们中国人聪明，决不会干这样的蠢事。”然而，仅仅时隔三年，在解放初期中国，也发生着几乎一样事，“一转过三座门，看到领袖了，于是在数千人的队伍中立即爆发出震天动地的‘万岁’声。。。。。。大概因为我在这方面智商特高，过了没有多久，我就喊得高昂，热情，仿佛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最强音。我完完全全拜倒在领袖脚下了。”连季老那个时候都有了这样的转变，可见那时的社会环境、社会氛围中对领袖的盲目崇拜有多浓厚了。虽然这其中饱含着大家对祖国的热爱，但这样过热的盲目崇拜，对于文革的爆发，难道没有一点责任吗?人，不能盲从。

我想，季老是诚实的，他完全没有掩饰自己在“文革”期间对“文革”和“反右”的错误认识，同时先生的宽容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襟怀也处处可以看到。“我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我焉敢苛求于别人呢?打人者和被打者，同是被害者，只是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已。就由于这些想法，我才没有进行报复。”在“外调”的时候，季先生受到来自山东“外调”人员的粗暴对待，而这时季先生想到的却是别人，他写到：“我在被折磨得筋疲力尽之余，想到的还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那位朋友：‘碰到这样蛮横粗野没有一点人味的家伙，你的日子真够呛呀!’”

从很多故事中我们可以明白一件事，人性的“洪水”如果不能受到法律“大堤”的规范必将泛滥成灾伤及无辜。人性，如果只是仅有道德的约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法律的强制规范，“文革”中政法机关被破坏，没有法律没有制度没有秩序，加之盲目的趋同，所以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肆无忌惮的表现出来。法律，虽然无情，但也是保护人民的有情之物。

这本《牛棚杂忆》，除了揭露了文革中一系列黑暗的社会现实，知识分子所遭受的一系列非人的待遇之外，还有很多给我们给当政者以警醒的地方。很清楚的记得这样几句话，“‘为人民服务’几个字，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好像只要写上这五个字，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就已完成。至于服不服务，那是极其次要的事情了。”这不正讽刺了当今一些政府官员政府工作者吗?口口声声说着是人民的公仆，拿着人民的劳动果实，吞食着人民的血汗，对人民的事情能拖就拖，态度傲慢恶劣，敷衍了事，估计早已将为人民服务抛在脑后了，在他们的心目中，恐怕早就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人民为他们服务了吧。

虽然，可怕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但是，若我们不吸取历史的教训，历史是否会重演也未可知。毕竟，正如季老所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偏向遗忘的民族。泱泱历史长河中的苦难太多，唯有遗忘是成本最低的求生之道，似乎忘记昨天的苦难，明日的阳光依然灿烂。殊不知，在我们的先辈们付出无数次无法计量的惨痛代价换来的经验和教训也在我们无数次习惯性的遗忘中灰飞烟灭，于是很多时候历史便可悲可笑的重复上演着那出破烂不堪的舞台剧，无非换拨人、换个时代。这不是很可悲的一件事吗?而文革，却又渐渐变成我们又一个选择性遗忘的历史教训。

我们不该再遗忘了!

季老的书虽然只能管中窥豹，但它是一束指引我们的明光，我们应该跟着这束好不容易透出的光不断向前。既然历史惨痛无比，我们更要总结反省，我们不能让历史因为我们健忘而重演。我想，这也是季老写这本书的真正用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