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今最动荡不安的阶段，常常被称为“十年动乱”或“十年浩劫”。为什么会发动文化大革命，接下来就跟着小编一起去看看吧。

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

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 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的原因。

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使毛泽东强烈的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始终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从而发展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说。作为对这一理论的科学试验，文革的实践就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

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0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6年0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0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目的是所谓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运动表现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1966年0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0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根据《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等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红卫兵突起，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连”，他们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带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的动乱，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1966年10月0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从此，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外，各级党委陷入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接着，毛泽东主持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工作会议，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业余时间由群众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采用“四大”。全国大动乱局面开始形成。

1967年01月0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在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策动下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就是“一月风暴”。01月08日，毛泽东表示支持并号召夺权，全国内乱由此加剧。

1967年1月至2月间，在中央召开的不同会议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斗争。康生一伙向毛泽东作了片面汇报。毛泽东批评了参与斗争的老同志，二月抗争被诬之为“二月逆流”。

二月抗争被否定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风潮愈演愈烈，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操纵下，还掀起了所谓揪叛徒运动、“革命大批判”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等，制造了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无数冤案。到1968年9月5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一片红”。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完全的肯定。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林彪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政治报告，林彪、江青一伙的骨干分子进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党中央的势力。

第二阶段：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政变被粉碎。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此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项工作有了转机。

党的九大以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是要彻底否定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贯彻九大方针，把全国各方面工作纳入“文化大革命”的轨道。这一阶段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继续“清队”，进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队工作扩大化。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走所谓“五•七”道路，使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质量普遍下降和教学秩序的混乱。1971年，江青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严重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1971年9月，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遭到江青一伙的攻击。毛泽东也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从而使批“左”的正确意见被否定，“左”倾错误继续发展。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继承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和指导方针，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四人帮”，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了加强。

第三阶段：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

1973年7月，毛泽东提倡批林批孔，以维护“文化大革命”。1974年1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江青一伙借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毛泽东及时发现江青等人的阴谋，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并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组阁”的野心，使其阴谋受挫。

1975年初，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先是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而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进行悼念活动，“四人帮”却竭力压制，加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继续，激起了民愤。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群众自发地发动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 事件的性质作了错误判断，将其定为“反革命事件”，并错误地处理了邓小平。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快了反革命步伐。王洪文企图取代党中央的领导。同时向上海民兵分发武器，为叛乱作准备。10月4日，《光明日报》登载“四人帮”炮制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图谋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根本上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曲折。应该如何认识“文革”?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两次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以坦荡的历史胸襟和客观鲜明的政治态度回答了当时国内国际都非常关注的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一年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结论，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这个决议对“文革”的政治定性和原因分析，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人民的检验和历史的检验，具有不可动摇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历史已充分证明，“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历史决议》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同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区分开来，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同这十年的整个历史区分开来，有力回击了借否定“文化大革命”来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观点。正是有了这种正确态度，我们党从挫折中警醒，重申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伟大历史转折，开拓了改革开放新征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国家日益强大，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断健全，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阔，不会也决不允许“文革”这样的错误重演。

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一定要牢牢记取“文革”的历史教训，牢牢坚持党对“文革”的政治结论，坚决防范和抵制围绕“文革”问题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要毫不动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结历史、面向未来，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树立和贯彻新发展理念，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党中央确定的目标、方向和任务是明确的，深得党心民心，深受人民的拥护。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排除一切干扰，聚精会神、埋头苦干，把我们今天的事情办好，把我们的既定目标实现好。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坚持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矢志不渝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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