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是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直面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局视野和战略思维，以理论的成熟、政治的坚定、制度的自信，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难题提出的重大战略布局，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执政理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描绘了宏伟蓝图。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2月13日在江苏省调研时指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这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第一次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规划和战略布局。从已掌握的资料看，党中央在起草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时，就提出要“体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三个全面’的逻辑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讲话对《决定》说明时突出强调这一点。到2014年11月1~2日在福建考察调研指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习近平总书记这里讲的仍是三个全面。随着实践的发展，理论的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三个全面”基础上，又加进了“全面从严治党”，使“三个全面”变成了“四个全面”。这标志“四个全面”成为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领导各项工作关键环节、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总体框架和执政理念。据统计，从2014年12月到2015年2月2日，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习近平总书记11次论述“四个全面”。2015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上也强调“四个全面”，特别是在2月2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第一次把“四个全面”用战略布局加以界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集体学习会及春节团拜会上又反复阐述“四个全面”。因此说，“四个全面”体现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经验并与习近平治国理念有机结合，实现了中国特色与世界发展大潮流的理性升华，实现了党中央的顶层设计和人民群众低层意愿的高度契合，实现了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水乳交汇，这样“四个全面”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大战略。

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民族复兴纲领性目标

“四个全面”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并不是一次成型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最先提出的，是习近平作为党的十八大报告起草组长，在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的重大战略目标和宏伟任务。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确保二○二○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这里既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概念，还明确了到2020年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表，这就是十八大明确的“两个百年”的战略部署，在党建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十八大报告还明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内涵，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等全面性的内容。此时，距离2020年这一目标实现还有不到6年的时间，以往提在建党100年时建成现代化国家，是提“基本”实现，现在“基本”已取掉了，这表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到了关键期、决胜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小康”，是源于我国古籍上“小康”社会的理想和期盼，承载着几千年我国老百姓对国家强盛、对幸福生活的恒久渴望。邓小平在1979年首次使用并作为我们党“三步走”奋斗目标，借用了“小康”的表述，并赋予小康社会以现代化的内涵，成为党和人民的一个时期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时的奋斗目标，是对中国未来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基础性的战略考量，是对全国老百姓长久期盼和希冀的肯定，实现了党的目标与民意的一致。习近平总书记率先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在出任我们党的总书记两周后，在2012年11月29日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又首次提出“中国梦”。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执政理念中，已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中国梦内在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说：“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实现这个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表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带有里程碑价值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战略目标，其它“三个全面”是战略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对两个《决定》说明时指出，都是坚持问题导向的方法论原则。他提出“四个全面”也是遵循问题导向。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把“全面”与“建成小康社会”联系起来，完全是针对过去在小康社会建设中存在现实问题而提出的解决对策。

其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核心在“全面”。这完全是针对过去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片面强调经济gdp突出了物而忘掉了人、忘掉了政治、忘掉了文化、忘掉了生态等有关。全面建成小康s社会核心在“全面”，是指小康覆盖主体是全面的，实现内容是“全面”的、面对领域是“全面”的、社会发展是“全面”的。“全面”并不是面面具到，而是有重点的。党的十八大报告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放在改善民生、社会保障及分配体制改革等问题。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中国特色的“中产社会”。“中产社会”，形成中产阶层。是社会和谐稳定的社会，目的是使中产阶层普遍化，同时也是对目前分配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一种回应和解决。

其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基层、底层群众。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底踏访河北阜平“看真贫”;回陕西看“脱贫”;回信给云南独龙族是“要快富”等等。习近平有句名言，“小康不康，关键看老乡”。

其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体也要全面。要解决好政治清明、干部清廉、社会清正。所以，习近平出任党的总书记以来，对基层、底层的平民老百姓民生问题高度关注，要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中的短板。

由此可见，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挑头的，是处于战略布局引领地位的战略目标。中国共产党唯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长久以来许多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的心愿，才能实现社会稳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期盼，使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有更广泛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更加巩固，共产党执政根基更加坚固，执政基础更加广泛。

2.“全面深化改革”是推动中国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

在首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整年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召开8次全会中的第一次。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靠什么?以什么为发动机和动力?这是作为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必然思考和决定的。所以，他出任总书记后国内第一站之行是深圳，证明是改革，是深化改革。因此《决定》确立了60项重大改革任务，336项改革具体任务。同时《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此，还明确提出了六个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任务，即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体现了习式改革的“全面”性特征，使全面深化改革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系统。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其实是在河北正定任县委书记改革之火的燎原，是在福建时扩大开放之功的继承，是在浙江时改革之力的延续。所以，习近平任总书记后首站选择改革开放前沿深圳，明确指出，“改革不是终结时，而是进行时”。在旗帜上举起改革之旗，在行为上沿着其父改革之道，这必然使之在提出第一个“全面”时，又提出第二个“全面”，这既是高举了邓小平改革大旗和道路，又是对其父习仲勋特区改革开放的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又深深打着习式改革的风格和印记，具有改革开放新设计师的风范。其一，“全面深化改革”就是系统改革。以往的单项改革，或经济体制改革或城市改革或农村改革，在改革攻坚阶段和深水区，已毫无作用，唯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取得改革的成功。其二，“全面深化改革”是要啃硬骨头。36年改革肉都吃光了，剩下都是难啃的骨头。改革36年后的今天，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改革所造成的，而是改革力度不够、深度不够、广度不够所造成的，唯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破解这些难题，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其三，“全面深化改革”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2014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俄罗斯索契冬奥会答记者问时阐释中国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寓意极深。苏联改革失败是受阻于既得利益集团严重阻碍，无法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习近平总书记在哪一个工作平台上都是一个改革者，其必然深知这一点，2013年在湖北的“7.23”讲话，首次提出冲突利益固化藩篱就是全面深化改革思想萌芽的最初表述，所以在四个月后，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得以升华，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是解决深化改革问题的重要论断，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改革开放新设计师的最大闪光点，成为“四个全面”承上启下的重要举措和动力机制。

3.“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升级版、习式版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的。在我们党执政65年历史中中央全会的第一次，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八个四中全会的第一次。从提出的时间顺序看，是晚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表述，其实，细读习近平同志的《之江新语》和《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两书，习近平依法治国理政的思路明确，主线十分清晰。2012年12月4日，在其任总书记不到一个月，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就强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这是他刚从深圳回来就作出的重要讲话。其逻辑发展就体现在《决定》中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一次提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并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原则、任务、布局进行了全面部署。

古语曰：“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已证明了这一点。对我国来说尤为重要，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人治国家，这是当代中国在近代落后之因。因此说，法治和人治是每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2011年出版了《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的第一卷指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个构成要素：强政府、法治和民主负责制。三者之间在运行中有着严格的时间顺序。民主其实并不是第一位，强政府而是首位。没有获得实施有效统治能力就进行民主化的政府其必然遭受失败。世界各国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进国家，其良政善治都要依赖于法治而不是人治。忽视法治或法治松弛，其国家必然是国乱民怨并与经济发展落后相伴随。习近平总书记作为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位具有法学博士背景的总书记是深知这一点的。所以在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一年后，又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其治国执政理念在不断的发展和走向成熟的必然结果，是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国家治理目标具体化的依法治理，因此说是国家治理的升级版、习式版，深打习式的印记和风采。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并出台180多项法治措施，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国家治理的现代思考，表明其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理性把握及在操作层面的实施。特别是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研讨班开班上讲话，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可谓一语中的，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党情和民情，是直面问题的理性升华。

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执政中之所以高扬法治大旗，是从自己及同辈，还有上一辈所经历无法无天“文革”劫难中的理性省悟，深感国无法治要乱，人无法治就没有权利与自由。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出台了多项依法治国的法治举措，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法治理念和理论创新，并在实际工作中把改革与法治结合起来，以法治为改革开辟道路和提供保障，由此把国家治理通过法治加以实施并迈向现代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和成功之路，一个外国学者说的客观又准确：“尽管与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不是一个版本的自由民主，但中国却是实实在在从人治向法治转变，并且，法律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领导这一历史性转变者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是直面现实问题的理性回答。

4.“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战略布局的领导核心

“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的。在江苏调研时与前三个“全面”并列并提出来成为“四个全面”。习近平总书记在首提“全面从严治党”时，曾98次讲到“从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说：“今天这个大会，是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行总结，对巩固和拓展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进行部署。”怎样从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从严治党的8条措施：即“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制”、“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后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专门学习党建内容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时指出，“要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目前，党内潜规则盛行，政治生态环境受到污染，从政环境不够纯洁，党的规矩成为“橡皮筋”，根本原因就在于执政党没有做到全面从严治党。基于世情、国情和党情，特别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年，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起始年，“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是唯一选择。

我们知道，习近平同志是一位建国后出生的第一位总书记，也是饱经风霜、对党信念坚定的总书记，曾十次写入党申请书，最后经县委书记同意才入党的总书记，他从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起始一步一步到党中央总书记，其深知从严治党的极端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又是一个饱读马列主义著作和知识广博的总书记。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总结历史发展进程后得出结论，在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一党制度较之多元政党体制更趋向于稳定，多党制是脆弱的政党体制;从政治发展来看，关键的不是政党数量而是政党制度质量和适应性。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人民的理性选择。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工作座谈会、全军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及政治工作等会议上反复论述坚持党的领导。

习近平作为党的总书记，深知前苏共执政时是一党制，为什么在建党93年执政74年时亡党亡国，其重要原因就是苏共长期不抓党的建设，更谈不上从严治党。结果党内腐败丛生，并形成不同的特殊利益集团和一系列的山头、团伙等，结果苏共不打自亡。习近平总书记从苏共悲剧教训中逻辑地得出“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结论。事实也是如此，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到2015年2月底，我们党已揪出省部级的贪腐分子多达99人，包括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苏荣等大老虎。但时至今日有些贪腐分子仍不收手，眼下反腐斗争仍处在交织状态，对峙状态，这从反面呼唤着习近平总书记从严治党，证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正确性。

所以说，我们党唯有切实实现全面从严治党，把党建设好，才能承担起领导民族复兴的重任。这表明，全面从严治党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实现其它“三个全面”的领导核心和组织保证。如果说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是“鸟之两翼”、“车之两轮”，而全面从严治党是“鸟之脑”、“车之发动机”。如果没有第四个“全面”，不能做到“全面从严治党”，就无法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无法实现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总目标，发挥其车之两轮的作用。因此说，“四个全面”是环环紧扣的治国执政目标体系，是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战略实施举措，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战略抓手。

总之，“四个全面”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执政理念的总体部署和政治承诺，其提出的深层动因有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使命的高度凝练，有几代人平民百姓和志士仁人的梦想和希冀，是习近平总书记执政使命和敢担当的历史责任，我们相信在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全面”战略大思路、大规划、大布局指引下，中国和中国人一定能阔步走向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