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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的学术论文

印度经济会超越中国经济吗?

摘 要：就理论框架而言，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取决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从供给方面看，新增长理论认为，经济规模增大的动力主要在于人力资本的投入。印度与中国都拥有丰富的待转移的劳动力，中国改革以后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得益于制造业的发展;而印度则主要依赖于以高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第三产业是服务于第一与第二产业的，制造业的弱化会严重束缚服务业的发展。也就是说，印度的其发展模式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劳动力人力资本的积累，严重制约着印度经济的长期增长。从需求方面看，没有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人们就会继续陷于贫困，消费和投资水平的低下阻碍着总需求的提高。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两方面都难以对经济增长产生有效的刺激。产业的扩散效应在国内难以实现，区域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也不可能得到缓解。由此，本文得出结论，在短期内，印度经济想超越中国经济总量是困难的。

关键词：制造业;服务业;人力资本积累;剩余劳动力转移;购买力;扩散效应

中图分类号：F11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9-0113-08

印度与中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在中国改革开放10多年后，印度经济异军突起，软件行业更是继美国以后成为最大的出口国。这一现象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人们争论的焦点在于：印度和中国哪一个会在竞争中获胜?21世纪究竟是中国的世纪还是印度的世纪?2005年1月22日印度《经济时报》的一篇以《印度世纪晨光初现》为题的文章发表评论认为，21世纪是印度的世纪。那么究竟印度和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本文尝试做出一个理论与经验的解释。

一、两国发展概况及其经济结构

印度的经济改革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从此以后，印度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GDP的增长率逐年提高，经济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服务业逐渐占领三大产业的制高点，超越了GDP的半壁江山。

印度经济2003年的增长率达到4.7%，2006年达到9.7%。2003年印度GDP总量为6 006.4亿美元，人均GDP为540美元，2006年印度的GDP总量为9 063亿美元，人均GDP为820美元。中国在1992―2001年的10年间GDP平均增长率为9.96%，2003年达到10%[1]，2006年达到11.1%。2003年中国的GDP总量为14 170亿美元，人均GDP为1 100美元;2006年的GDP总量为26 681亿美元，人均GDP为2 010美元。印度改革以来的10多年的增长速度直逼中国，而且经济规模与人均GDP也迅速上升。

从结构数据看，农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都在不断下降，但是中国制造业经过了30年的发展，已经占据了国民经济总量半数以上，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41.6%上升到2003年的52.3%。而印度同期的数据基本上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大约停留在27%的水平上，到2006年进一步下降到19.3%。在过去的10多年，中国的GDP累计增长的54%是由制造业贡献的。而印度制造业的贡献率只相当于中国的一半。但是印度的服务业取得了令人惊奇的成就，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40.6%上升到2003年的50.8%，按照美国人的统计，到2006年又上升到60.7%;而中国服务业同期的比重仅从31.3%上升到2003年的33.1%，2006年上升到40%。在过去的10多年服务业在中国GDP的累计增长中所做的贡献约为33%;而印度则约为62%，中国仅相当于印度的一半。由此，人们认为，中国和印度走的是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成了“世界工厂”，而印度则成了“世界办公室”。印度走出的是一条服务主导型发展道路，而中国走的是传统的制造业主导型的发展道路。特别令人瞩目的是，印度的服务性行业中，软件业一枝独秀，软件出口业蓬勃发展，成为世界上软件及其相关服务业的重要出口国。而中国在这方面远远落后于印度。

人们之所以对印度经济的发展刮目相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印度软件及相关服务产业的快速崛起。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印度软件及其相关服务业的产值在GDP中的比重逐年提高，出口也大幅度提升。印度软件行业在GDP中的比重从1997年的0.72%上升至2004年的3%。2004年，印度软件行业的总产值为122亿美元，而出口占据了其中的大部分，除国内市场销售额为27亿美元以外，其余95亿美元是通过出口获得的。麦肯锡公司预计2008年印度软件行业的总产值将会达到850亿美元。在1997―2000年，每年的出口增长幅度几乎都达到60%左右(Nass.com 2005)，其软件出口额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0%。中国的软件行业虽然也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但远低于印度。从数字上可以观察到这一事实。2007年中国软件行业的总收入达到5 834亿元，同比增长21.5%，外包总额为102.4亿美元，同比增长69%。近年来，中国的软件业虽然也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但是，软件业产值及其占GDP的比重和出口额都不足以与印度抗衡。印度的软件业无论是市场价值总额还是出口总额都远高于中国的数字。而且，中国的GDP又比印度高出许多，由此可知，中国软件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更低。印度软件巨头印孚瑟斯技术公司(infosys)董事长纳拉亚纳•穆尔蒂目前表示，他认为印度软件业领先中国20年。

此外，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指数2007―2008年的排名，中国的总体竞争力排在第34位，印度排在第48位，与以前相比，中国依然排在印度之前。

中国虽然在总体指标上强于印度，但在某些方面，中国的状况不容乐观。中国的主要竞争优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庞大的国内外市场;二是宏观经济的高度稳定性。在后一方面印度的排名远远落后于中国。但是，中国在三个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劣势：一是金融市场;二是高等教育与培训;三是制度缺陷。金融市场的完善方面在参与论坛的131个经济体中，中国排名位居118位。而印度排名为37位，远远地将中国甩在身后。印度的劣势主要表现在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以及健康与初级教育的问题。可以说，这一排名得出的结果与此前的许多年的排名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正如人们通常总结的那样：中国的优势主要表现为宏观经济成长的外部环境，劣势依然是微观因素例如要素市场的效率与技术进步等。从劣势方面看，中国与印度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该报告认为，经济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要素驱动型、效率驱动型和创新驱动型。以上各个指标的排名可以告诉我们，中国正处于要素驱动阶段向效率驱动阶段过渡时期。这说明中国在微观经济效率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鉴于印度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以来所取得的骄人业绩，人们对中国和印度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谁将是未来经济发展领头羊的问题展开了争论，中印之间的比较也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问题。

二、各种不同的论点及其分析

对于中国和印度发展潜力的争论可谓众说纷纭，而且涉及到经济与政治各个方面，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本文将争论的焦点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结构方面

印度和中国的产业结构及其在GDP中的比重前已有所阐述。中国是依赖于制造业发展起来的经济体，2006年中国的服务业仅占GDP的40%以上，制造业的比重则在50%以上。而印度的增长主要依靠服务业的带动，其服务业目前已经占GDP的60%以上，这个数字相当于这个行业发达国家的比重。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Steven Roach(2004)认为，中印两国在经济结构上各有自己的优势及劣势，印度依赖服务业和IT产业走出了独特的发展道路。印度绕过了限制它制造业发展的储蓄率低、基础设施不健全和外国直接投资少等不利因素，使印度发挥了他的三大优势即高学历劳动力、信息技术和流利的英语表达。Roach认为，很难得出结论：中国与印度的发展模式孰优孰劣，只能说，中国与印度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极重要推动力，可能是未来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而且，将会对发达国家带来新挑战，这两个国家会共同把经济全球化推向更广泛、更激烈竞争的层面。但是，Roach在2004年11月16日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也指出：印度靠服务业推动的经济增长是“非就业式”的，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和人口构成的转变，这种模式可能会降低就业率，影响社会稳定。

国内研究人员于海莲和杜振华认为，软件和信息产业是劳动力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它既能吸收较多的人员就业，同时又能创造出高附加值的产品来，印度能够将产业利润留在国内。而中国的制造业创造的利润更多地是被外资剥夺，除了解决一些就业压力外，自己从中获利不多。他们认为，“印度虽然目前没有全面超越中国，但是印度在关键性领域正在超过中国，这些领域的成功，可能促使印度最终全面赶上甚至超越中国” [1]。

复旦大学的华民教授(2004)认为，印度软件行业的优势明显大于中国，印度的精英教育培养了一大批高水平的软件人才。但是，软件业的溢出效应是有限的，它很难给印度普通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从这层含义上讲，印度经济的可持续性是值得怀疑的。从整个经济结构看，虽然服务业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但是，印度的第一和第二产业并没发展到这个程度，因为服务业毕竟是为农业和制造业提供服务的。根据历史经验，假如没有能够容纳大规模就业的制造业的发展，任何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都不可能实现经济起飞。所以他认为，不能简单地将软件业的崛起与印度的崛起与超越相提并论。

(二)微观效率方面

有些舆论认为，虽然不能说由印度软件业的兴起可以断定印度将来一定会超越中国，但是，它只是印度发展的一个象征，它的发展更深层次的力量在于一些内生体制性因素，比如，印度良好的金融体系、发育正常的资本市场等，这些都证明印度经济的发展比中国更加健康、更有活力和后劲。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问题的学者大有人在。

关于微观效率方面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市场是否健全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Taran khanna、麻省理工学院的副教授黄亚声(Yasheng Huang)(2003)认为，印度本土的企业家借助于其国内高效率的银行和资本市场，在长期内最终可能推动印度经济超越中国。印度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发育比中国要好，而且，市场透明度较高。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印度只有10%，而中国则为25%。世界银行的一份调查表明，有52%接受调查的印度公司认为他们在金融市场上获得资金比较困难，而中国的这一数字则达到80%。尤其是小企业的融资难度非常大，目前在浙江出现的民营企业融资困境，它们不得不依赖于高利贷进行高昂的融资活动，这不仅加大了金融风险，也削弱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而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的良好运作，为走上改革之路的印度经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应该说，比中国改革之初为民营经济的成长创造的环境要好得多。

2.经济组织的效率

Taran khanna和黄亚声 [2]以及印度经济学家Subir Gokarn(2005)从资本的使用效率上判断经济组织的效率。khanna和黄亚声认为中国吸收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这一数字远远高于印度。2002年外国的在华直接投资额高达530亿美元，而印度只有40亿美元，2006年中国的这一数字为694.7亿美元，印度为168.8亿美元，差距虽然在缩小，但中国是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FDI数字还是远远超过印度。不但如此，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高达40%，而印度的储蓄率只有24%。在过去的10多年，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7%，而印度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则为6%。这说明中国的资本利用效率远远低于印度。khanna(2004)教授认为，“比较而言，在所有的新兴市场上，印度的市场软环境是最好的，市场供求的双方信息畅通无阻……，由于普遍尊重财产权、尊重法制，合同双方会保证交易的神圣不可侵犯”。khanna将资本利用效率的提高归结于印度健全的市场经济环境，这就直接涉及到政府在市场中的定位问题。

3.政府在市场中的定位

在于海莲和杜振华的文章中，两位学者提到了中国所面临的严峻问题之一是政府参与市场的权力以及自我授权的问题，这集中表现在由政治体制的不健全引发的官员的腐败以及企业的行政垄断问题。腐败造成交易成本上升、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行政垄断成为发挥市场活力的障碍。而印度在改革以后的短短时期，政府的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将过度干预型政府改造成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创造制度环境为主要职能的服务型政府，使市场机制的效率充分发挥出来，使印度企业的竞争力大幅度提高。在2002年的《福布斯》世界最好的200家小公司的年度排名中，印度有13家公司上榜，而中国只有4家，并且全在香港。而且，在里昂证券有限公司以10分为满分的评分中，印度的公司治理得到5.4分，而中国的名次相当靠后，仅得到3.4分。在全部国家的排名中，印度名列第六，中国名列第十九，相对于中国来说，印度表现更为优秀。

总之，近年来，中印之间的比较分析一时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学者们讨论的视角、层次和结论都不尽相同。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弱于印度。印度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GDP都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超越中国。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印裔美藉经济学家Taran khanna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黄亚声，这两位学者发表了大量中印之间比较的文章，他们看好印度未来的增长能力。他们认为，由于印度完善的市场制度、法制体系、有效的企业治理、IT产业的优势和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印度正在走出一条与中国不同的发展道路，印度的增长是内生型的，而中国的增长则是外生因素促发的。由此断定，印度将会成为中国经济的强有力竞争对手，并且会超越中国的优势地位。

印度固然有自己的优势，但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赖以起飞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内生增长模型已经给人们提供了部分答案。

三、理论应用和经验分析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依赖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本国劳动力人力资本的积累;二是本国居民的购买力。前者为供给方面的因素，后者为需求方面的因素。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3]强调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在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中所起的关键作用。那么，发展中国家怎样使劳动力积累起必要的人力资本呢?最重要的途径是“干中学”，“干中学”在发展过程中有不可低估的力量。而“干中学”的实现来自于大量的就业机会的产生，也就是说，就业增进型的产业结构才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冲击力，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内生增长的整体机制。否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是难以期待的。

农业落后与农业人口的比重大是落后国家的普遍特征，将物质资本投入农业，并不会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人力资本的积累也不会产生极大的“溢出效应”，因为农业本身是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农业部门的创新机会要比工业部门更加缺乏。所以，现代化的道路必然是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在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选择必须符合以下基本条件：第一，资源配置效率优化。也就是说，必须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节省成本。第二，必须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第三，产品的需求必须是持久而稳定的。也就是说，主导产业所生产出的产品必须要依赖于国内或国外的持久、稳定的市场需求。缺少这三项中的任何一项，持久的高速增长都是不可能的。那么，让我们分析一下，印度以软件服务为龙头的服务业主导的发展模式，能不能将印度推向增长的巅峰，使印度成为增长的排头兵。

大凡取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基本上都经过了劳动密集型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转化的道路。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也是沿着这条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日本、韩国都曾经历过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例如，加工贸易阶段、进口替代阶段、出口导向阶段和技术立国阶段。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开始其成功之路的。一般国家发展之初，都是制造附加值不大的小商品，吸收外来资金，为发达国家加工零部件，然后逐步掌握制造技术，培养工人的劳动技能，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制造出替代进口的商品，转而实现大规模的出口，最后变成一个技术力量雄厚的制造业大国，称雄国际市场。这几个步骤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国家政府的发展战略，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走向发达过程中的理性选择。亚洲之所以继日本之后出现了“四小龙”与“四小虎”，形成所谓的“雁行模式”，正是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转移的结果。在东亚和东南亚已经发展起来的国家中，据经济学家的估算，在全要素生产率中，其中做出最大贡献的因素还是教育和人力资本。

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存在为数不少的贫困国家，那么，为什么有些国家能成功地走出贫困变成发达国家，而有些国家则是泥足深陷呢?我们可以从人力资本积累说起，人力资本的积累是通过教育、研发(R&D)和“干中学”获得的。教育只能传授一般知识，不能传授各行业所需要的专门知识，即使如此，落后国家的受教育水平也不可能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国外发达国家的研发主要在企业内部完成，大多是由企业出资保证了研发处在一个高水准上。而在发展中国家，研发主要依赖于国家投入，资本的有限性与脱离实际的研发特征决定了研发的低效率。以此积累人力资本显然不是一个最优选择，这样的研发并不能产生“干中学”的效应。发展中国家除了必要的教育条件以外，积累人力资本的最佳途径莫过于“干中学”，除了付出较小的成本以外，还可以获得丰富的各个行业的生产知识和管理知识，其中也包括来自于外国直接投资(FDI)所带来的“干中学”效应。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转移农村劳动力，使他们获得更高的收入，形成更大的本地购买力。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没有走上良性发展之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懂得发挥比较优势，试图一步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简单套用发达国家成熟的增长模式。盲目地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这种劳动节约型的产业，一方面不能使劳动力有效地转移出来;另一方面提高了生产成本，因为资本的稀缺性决定了使用资本的成本较昂贵。这违背了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在生产理论中，有两种效率：一是技术效率;二是经济效率。所谓技术效率是指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对比关系;而经济效率是指收益与成本的对比关系。当然，资源的配置一方面要考虑技术因素，另一方面要符合经济效率的要求。但是，具有技术效率的生产方式并不一定满足经济效率的要求，因为经济效率要考虑产品和投入的价格因素，只有以一定的成本取得最大收益或应在收益一定的情况下实现成本最小，才能达到经济效率的要求。进一步理解也可以说，经济效率的高低与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无关，而与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和要素价格相关。而在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劳动力更加稀缺，所以劳动力的价格更加便宜，因此一般而言，具有经济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应是劳动密集型方式。

下面再从整体上分析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与人力资本积累即成功发展之间的关系。如果发展中国家选择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配置方式，舍本而逐末。投资只限于少数的行业，资本的有限性制约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普遍发展，那么就不可能吸纳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自然也无法积累工业化所必需的人力资本，而这是满足经济起飞的一个基本条件。没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劳动力也就得不到就业机会，不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也难以获取收入提高的机会，人们依然处于贫困的状态。所以，不能形成对商品的购买力，消费水平低下，从而整个社会的总需求得不到改进，增长率仍然会徘徊在低水平上。而且收入水平越低，储蓄水平也就越低，投资水平必然因此受到制约。这样，发展所必须的资本投入会更多地依赖于外债和外国的直接投资。下面用图1表示资源配置失当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从东亚国家发展的经验看，Young(2004)认为，东亚国家的经济奇迹，一方面来自于基础教育，这一点是极重要的起飞基础;另一方面来自于TFP的贡献，但是贡献率最大的是资本和劳动投入。也就是说，东亚国家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主要来自于要素投入，而不是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一点与克鲁格曼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但是经济学界也有估算认为，东亚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显而易见的。不过，Young的估算有一点值得怀疑，资本投入不仅直接促进了生产总量的提高，而且也因此积累了大量的人力资本，形成“知识外溢”效应，在这一点上，内生增长理论要比Young的理论解释得更加清晰。Young的理论可能没有将人力资本和“干中学”以及“知识外溢”内生化，从而造成了资本投入与“干中学”的分离。如果没有“干中学”和“知识外溢”，资本的边际产量将会递减，而且Young很可能将资本投入的这种副产品所产生的作用归结到基础教育所发挥的作用。基础教育固然重要，但是基础教育如果仅仅服务于农业，将不会形成生产能力的大幅度提高，即使Young的理论是正确的，也不能否定工业生产领域的投入以及与此并生的“干中学”和“知识外溢”的重要性。如果将资本大部分投入高科技产业，这种副产品就没有发挥广泛作用的空间。

人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尖端科技方面(比如航天、光学、原子能、生物工程等)都有重大突破，甚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是，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仍然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大多数国民生活在贫穷落后的状态。而且，有些国家致力于发展高科技产业，例如飞机制造、航空技术、IT产业等等，但是，成功的实例依然鲜见。即使在某个行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并不意味着GDP和人均GDP的提高。印度尼西亚就有过这方面的教训，在哈比比执政后，为加快印度尼西亚的发展速度，改变苏哈托时期遗留下的经济颓势，印度尼西亚开始着力发展高科技产业，试图以高科技打造一个经济强国，投入巨额资本，引进国外高新技术。印度尼西亚花大价钱在雅加达附近建立了规模庞大的飞机制造公司，试图挤入飞机制造强国的行列。但是，许多年过去了，飞机制造公司并没有按期投产，建造的厂房设备被废弃在一片荒草之中。因为，一方面飞机制造需要投入巨额资本和高新技术，可是印度尼西亚并不具备这方面的比较优势，竞争力根本不可能与发达国家的飞机制造业相比。另一方面，飞机制造业需要较大的规模效应，现有的生产能力足以满足市场的需要，印度尼西亚想在本行业占有一席之地十分困难，这种行业竞争优势的产生并不在于价格低廉的劳动力，而在于资本成本和科技发展水平。即使这种行业发展起来也并不能解决劳动力转移问题。所以印度尼西亚做出一个不符合资源配置规律的错误选择，最终结果是资源的巨大浪费。

此外，在战后，不发达国家掀起了“赶超”的热潮，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到刚摆脱殖民枷锁的民族国家，都纷纷加入其中。他们要在较短的时期内力图赶上或超过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苏联计划经济的初步成功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赶超战略”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只有拥有了庞大的重工业体系才算真正实现了工业化。而且，为了保证资源的集中配置，政府直接干预经济发展，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当时，从东欧国家、亚洲国家到拉丁美洲国家都争先恐后地奔跑在重工业化的道路上。

中国和印度作为亚洲的两个大国自然也不例外，“印度在1948年独立以后，通过了一项《工业政策决议》，提出了印度经济的出路是大工业，其中重点发展机械制造业和基本化工工业” [4]。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印度政府把工业分为三类：第一类，基础工业、战略工业。比如钢铁、煤炭、石油、化肥、电力、铁路、航空、通讯、军工、重型机械等17项，成为17个“制高点”。第二类，其它重工业。例如机床、化工等12项。第三类，消费品。不仅如此，政府还规定，第一类工业只能由国家专营，第二类工业主要由国家经营，私人企业只能起辅助作用。民间企业只能经营第三类产业。

结果，投资额的绝大部分集中于重化工业，约占总量的78%左右，几乎全部的政府投资都集中于这些行业，包括政府得到的大部分外援。在此后的20多年中，印度的重工业取得了快速发展，并且，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重工业体系，其中有些部分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是，与所有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一样，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但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而距离越拉越大，国家和人民依旧没有摆脱贫穷的困扰。在1962―1982年间，印度人均GDP每年只增长1.3%，1952年印度的GDP占世界GDP总量的2%，工业生产总值占世界工业生产总值的1.2%。到1980年，这两个比重分别下降到1.4%和0.7%，到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以至于政局出现混乱 [4]。中国的结果是人所共知的，不必赘述。其实，历史经验已经告诉人们，在贫穷的农业国家要实现资本和密集型的工业化是一条失败的道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的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是因为它走了一条与“赶超”时代不同的道路。它的成功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充分发挥了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因而，提高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并且训练了一大批有产业素养的工人，积累了宝贵的人力资源。这里当然也包括劳动力价格低廉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所带来的管理和生产的知识积累产生的作用。

四、印度会成功吗?

市场制度、企业效率等因素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一个国家选择了错误的发展道路，所有这些优势都将会化为乌有。正如上述资料所表述的信息，根据2006年的数据，印度的制造业产值只占GDP的19.3%，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则超过了60%，而印度又不是一个发达的国家。这说明印度是个制造业的小国，印度想要实现经济起飞，必须要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有效地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

印度庞大的劳动力大军中仅有不到7%的人被正式的经济体雇用，即印度人所说的“有组织的部门”。这就意味着在4.7亿劳动人口中，仅有3 500万人拥有稳定的工作， 在这3 500万有正式工作的印度人中――那些登记在案的、进行过审查核实的、符合标准的――有2 100万是政府的直接雇员。剩余大约1 400万人在“有组织的”私人企业就职。其中，仅有100万人左右(大约占印度劳动力总数的0.25%)在信息技术、软件部门、内勤处理部门以及呼叫中心服务。尽管印度的软件业帮助印度人民重新树立起了信心，并且使印度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中保持贸易收支平衡，但这个国家的软件业没有、也从不可能为它的劳动力大军创造大量的工作岗位。外国企业也不可能雇用大量的印度劳动力，按照不同的定义，大概有100万―200万人在外国企业工作，其余的人都在印度的私营企业就业 [5]。

农业劳动为转移的关键就是要实现“干中学”，积累人力资本，提高收入水平。从印度近几年的发展状况看，这个目标的实现主要依赖于服务业，那么，印度的服务业能不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呢?或者说印度的服务业除了出口部分以外，有没有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在服务业中，印度主要的发展目标是软件行业，争取逐年扩大软件业的出口量成为世界的软件基地。而软件行业属于高科技行业，虽然属于高科技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但是，这个行业不适合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就是说，软件行业的发展只是少数高科技人员的游戏，而不能使普通劳动力积累丰富的人力资本。2004年的资料表明，软件业的产值仅占印度GDP总量的3%，软件出口占了大多份额，经推算，占GDP的比重大约在2.35%左右。即使软件业的比重提高到10%，也不能形成大规模的就业机会，因为这本来不是一般劳动力所能从事的职业。所以，印度软件业发展过程中，遭遇人才短缺时不得不向中国等其他国家寻求科技人员。也就是说，印度的软件业以及其他相关服务业的发展是非就业增进型的发展道路。另外，应注意的是，印度的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正向60%的比重逼近。但是，印度又是一个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的国家。这样的产业结构意味着什么呢?因为整个服务业中出口所占比重肯定不可能与软件业相提并论，除高科技服务业外，其他部分主要是为国内提供服务。而服务业的发展又是以第一与第二产业为基础的，尤其是制造业。印度的制造业产值仅占GDP的19.3%，而服务业产值已经占到了60%以上，这样的比例显然是不相匹配的。如果没有持续、稳定的制造业发展和比例的提升，服务业发展的可持续性是难以为继的。所以在制造业不发达的国家或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国家想依靠发展服务业提升经济总水平、期望经济长期、持续增长令人怀疑。

还有一个应该注意的问题，即使印度现在着手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也未必能够得到足够的发展空间，这与产业转移和扩散有很大关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聚集效应与扩散效应之分。聚集效应是指一个国家生产要素和各种其他资源不断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扩散效应则是指当一个国家和地区产生聚集效应时，他所占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就会扩散到其他国家或地区 [5]。所以说，经济增长中心出现扩散效应之日必是其他地区另一轮聚集效应开始之时。正是由于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的作用，才使得亚洲国家出现了后浪推前浪的增长热潮。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是美、日发生扩散效应的结果，他们从美、日等国手中把劳动密集型产业接纳了过来。而中国则将“四小龙”所形成的扩散效应接纳了过来。

“四小龙”由于经济规模较小，劳动成本上升迅速，所以他们的扩散效应就比较快，中国从此取得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优势。但是，中国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人口众多、区域广阔，有几亿待转移的剩余劳动力，所以它能长久保持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以此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并且按梯次逐级积累其人力资本。在中国沿海、内陆和边远地区差别甚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扩散效应在国内从东向西、从南向北就可以延续较长的时期。而且中国所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因此，中国所产生的聚集效应扩散到亚洲其他更贫穷的国家需要较长久的时期。直到中国在这些产业上丧失竞争力时，才可能完成向外扩散的过程。不是这些国家不可以发展与中国同质的行业，而是这些国家在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方面的竞争优势以及“干中学”积累的经验远远比不上中国，虽然在统计上中国劳动力成本要高于印度，但是，这仅仅是指产业工人，并没有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以他们的出口和外资引入规模要小得多。如果中国不是在亚洲“四小龙”之后恰逢其时地实行了体制改革，那么，扩散效应就不会转移到中国的身上，重工业就可能失去良好的发展机会。如果中国的扩散效应长久地停留于国内，印度等国想要与中国竞争、大规模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是不可能的，也就不会取得GDP的快速增长，实现经济起飞。而且中国再次实现聚集效应，他的产业结构就会上升到更高层次，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会进一步提高。只要政策不变的条件下，中国的产业结构会一步一步升级，劳动力成本也会进一步提高，印度只会亦步亦趋跟在中国的后面实现产业结构的转换。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增长率依然会保持较高的增幅，总量也会不断扩大。

尽管印度的服务业产值在其GDP中的比重已经超出50%，但是，2005年初的《经济学人》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分析表明，印度的信息技术产业和像电话服务中心这样的某些承包外国公司业务的服务业，在印度整个服务业中只占很小的比重，在印度整个GDP中只有4%，雇员也只有大约100万人。该文对有关印度能成功跳过工业化发展的阶段，直接进入以信息产业主导的后工业化经济的观点提出了质疑。Martin.Wolf(2005)也注意到印度经济发展模式的这种矛盾：印度以服务业为基础，但显然未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储蓄率和基础建设投资远低于中国，工业化几乎尚未开始。Steven.Roach(2005)也认为，在未来20年内，印度赶上或超越中国的可能性不大，他说：“印度缺少使他迅速赶上中国的国内储蓄、境外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条件。如果不发生意外冲击，中国对印度的领先地位在未来相当一个时期将继续下去”。但是，更重要的因素并非如此。

中印两国都在致力于经济改革，两国制度环境、市场环境都在不断改善，中国政府也在努力提升自身的竞争能力，提出“以人为本”的社会目标，这说明中国领导人洞察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所在，主要体现在提高全民的收入水平、努力创造个人发展和提高的环境，提高劳动者素质。在不断完善的制度安排下，随着就业机会的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的加快，中国可选择的发展空间依然广阔。由此可见，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印度超越中国的愿望很难实现，印度成功超越中国说缺乏理论与现实依据。

参考文献：

[1] 于海莲，杜振华.中印经济竞争力的比较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6).

[2] 黄亚声.中印经济增长中的软硬基础设施比较[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1).

[3] Robert.Barro ，Xavier.Sala-I-Martin.Economic Growth(the second edition)[M].The MIT Press，2004.

[4] 徐滇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 爱德华•卢斯.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OL/BD].金融时报中文网，20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