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被视为一种烹茶饮茶的生活艺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一种以茶修身的生活方式。下面是小编精心为你整理的日本茶道和中国茶道的差异，一起来看看。

日本茶道和中国茶道的差异

1.中国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儒、道、佛三为一体。三者之间是互相抵触的少，从而使中国茶文化内容非常丰富，从哪个层次，哪个方面讲都可以做出宏篇大论来。日本茶道则主要反映了中国禅宗思想(茶“禅”一味)当然也融进了日本国民的精神和思想意识。中国人“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这四条都是通过饮茶贯彻的儒家的礼、义、仁、德等道德观念以及中庸和谐的精神。日本茶道的“和、清。静寂”。公开申明的“茶禅一味”，吸收了中国茶文化思想的部分内容，它规劝人们要和平共处、互敬互爱、廉洁朴实、修身养性。这也无处不体现着庄晓芳前辈所提出的中国茶德“廉、美、和、静”之精神。

2.日本茶道程式严谨。强调古朴、清寂之美。中国茶文化更崇尚自然美、随和美，日本茶道主要源于佛道禅宗，提倡空寂之中求得心物如一的清静之美是顺理成章的，但它的“四规”“七则”似乎过于拘重形式，打躬静坐，世人是很少能感受到畅快自然的。中国茶文化最初由饮茶上升为精神活动，与道、教的追求静清无为神仙世界很有着渊源关系，作为艺术层面的中国茶文化强调自然美学精神更成了一种传统。但是中国茶道 没有仪式可循，往往也就道而无道了。影响了茶文化精髓的作用发挥和规范传播，所以一说茶道往往首推日本。

3.中国茶文化包含各个层次的文化，日本茶文化尚未具备全民文化的内容。中国茶文化自宗代深入市民阶层，其最突出的代表是大小城镇广泛兴起的茶楼、茶馆、茶亭、茶室。在这种场合，士、农、工、商都把饮茶作为为友人欢会，人际交往的手段，成为生活本身的内容。民间不同地区更有极为丰富的“茶民俗”。日本人崇尚茶道，人许多著名的世家，茶道在民众中亦很人影响，但其社会性、民众性尚未达到广泛深入的层面，也就是说，中国的茶道更具有民众性，日本的茶道更具有典型性。

日本茶道和中国茶道的历史

中国古代饮茶也并非完全没有以群体的形式出现的，比如禅宗和尚的茶会就是有组织的活动。如前所述，饮茶在中国的兴盛曾受到禅僧的推动。禅宗讲究在坐禅中凝神屏虑，达到无欲无念，无喜无忧，梵我合一的境界。为防止未入禅定，先入梦寐，故饮茶提神。后来禅宗的义理有所变易，讲究顿悟，禅宗寺院的秩序受到影响。 8世纪末9世纪初，禅法又有所改革。这时百丈怀海( 724—814年)在律寺外别建“禅居”作为道场，并创立“普请法”，上下均力，一齐劳作，组成了新型的僧团。他又制定规约，即《百丈清规》。此书之原本已不存，但元文宗在金陵建大龙翔集庆寺时，曾责令百丈山大智寿圣禅寺的住持东阳德辉重行编纂。至 1336年编成，名《敕修百丈清规》。这些禅僧仍重视坐禅，所以也重视饮茶。在《清规》中有不少处讲到集会时饮茶的仪式。如：“茶汤榜”预张僧堂前上下间，库司仍具请状，备柈袱炉烛，诣方丈插香拜请。免则触礼。禀云 ……。禀讫呈状。随令客头请两序勤旧大众光伴。挂点牌报众。僧堂内铺设主持位。斋退，鸣鼓集众。知事揖住持入堂。归位揖坐烧香一炷，住持前揖香，从圣僧后转归中间讯立。行茶遍，瓶出。往住持前揖茶退身，圣僧右后出，炷香展三拜，起，引全班至住持前，两展三礼送出。复归堂烧香，上下间问讯收盏退座。

这里说的“茶汤榜”即“茶榜”，是寺院举行茶会时公布的启事，因为茶会除禅僧外，还常有俗士参加。有些“茶榜”是由著名文人撰写的。比如蒙古国时期，耶律楚材撰有《茶榜》，见《湛然居士集》卷一三。后来赵孟頫撰有《清谦讲主茶榜》，见《松雪斋集 ·外集》，可见元代禅院中仍举行茶会。但以后禅僧愈来愈讲随缘任运，愈来愈不讲静坐习禅了。“饥来吃饭，困来即眠”，“菩萨只向心觅”，“西方只在眼前”;理论演变到这种程度，连坐禅功夫都抛在一边，当然更无须以茶却眠了。

至此则须回答中国古代有无茶道的问题。由于汉字的组合比较自由，中国古文献中出现过“茶道”这个词组。比如与陆羽同时代的皎然，他写的《饮茶歌》中就有“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之句。《封氏闻见记》在叙述了陆羽和常伯熊提倡饮茶之后说：“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明代陈继儒在《白石樵真稿》中说：当时茶的蒸、采、烹、洗“悉与古法不同”，但有些人“犹持陆鸿渐之《经》、蔡君谟之《录》而祖之，以为茶道在是”。这些“茶道”的含义相当于茶事或茶艺，有别于日本所称“茶道”。

日本和中国不同，日本原先不产茶，茶是从中国传去的，所以日本没有中国起初把茶叫作荼，视为普通树叶子的那段历史。在平安时代，茶虽已传入日本，但只在大内辟有茶园，且归典药寮管理，与一般民众没有关系。12世纪时，两度入宋求法的荣西法师带回茶种，开始在日本推广饮茶。不过荣西的着眼点是看重茶的医疗保健作用。他在《吃茶养生记》中说：“茶也，末代养生之仙药，人伦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 ”又说：“贵哉茶乎!上通神灵诸天境界，下资饱食侵害之人伦矣。诸药唯主一种病，各施用力耳;茶为万病之药而已。”把茶当成“万病之药”，在其原产地中国，人们恐难以置信;这种说法实际上反映出对来之不易的外国物品之作用的习惯性夸张。

荣西之后，饮茶在日本逐渐兴盛，起初在禅院中流行，后来日本的公家和武家都欣赏饮茶之趣，在日本兴起了举办茶会的风气。根据《吃茶往来》(约为日本南北朝晚期或室町初期的著作)所记，当时高级武士修建了讲究的茶亭，在这里举办茶会。点茶献客之后，要玩一种叫“四种十服茶”的赌赛游戏，它有点像我国那种比茶味、比茶品的斗茶。但当时日本茶的种类没有中国那么多，他们主要是猜测其中哪些是“本茶”(指栂尾茶)、哪些是“非茶”(其他茶)，以定胜负。之后，“退茶具，调美肴，劝酒飞杯。先三迟而论户，引十分而励饮。醉颜如霜叶之红，狂妆似风树之动。式歌式舞，增一座之兴;又弦又管，惊四方之听”(《吃茶往来》)。但这种豪华的茶会被认为是“无礼讲”、“破礼讲”，是一种败坏风气的行为。所以到了室町幕府的八代将军足利义政( 1449—1473年)时，遂命能阿弥( 1397—1471年)创立起在书院建筑里进行的“书院茶”，这是一种气氛严肃的贵族茶仪。之后又命村田珠光( 1423—1502年)为主持茶会的上座茶人，他把寺院茶礼、民间的“茶寄合”和贵族书院的台子茶相结合，并注入禅的精神，排除一切豪华陈设，形成了朴素的草庵茶风。日文中的“茶道”一词，就是由他开始使用的，在此之前只称为“茶汤”而已。珠光认为茶道之大旨在于：“一味清净，法喜禅悦。赵州(指唐代的从谂禅师， 778—897年)知此，陆羽未曾至此。人入茶室，外却人我之相，内蓄柔和之德。至交相接之间，谨兮敬兮清兮寂兮，卒以及天下泰平”(《珠光问答》)。所以其终极的目的是天下太平;也就是说，是为巩固日本社会的封建秩序服务的。

到了16世纪中叶，千利休( 1522—1592年)将草庵茶进一步庶民化，使之更加普及。他把珠光提出的茶道之四谛“谨敬清寂”改为“和敬清寂”，即将带有严肃意味的“谨”改为冲淡平夷的“和”。但他又强调“敬”，敬体现在茶道的礼法上，这是日本封建等级制度下的人际关系的反映。由于中世纪的日本是一个以武士为中心的社会，所以武家礼法的地位很崇高，影响很大。而吸收了若干禅院清规制度的小笠原流派武家礼法中的茶礼，更在颇大的程度上为茶道所接纳。千利休说：“茶道的技法以台子技法为中心，其诸事的规则、法度有成千上万种，茶道界的先人们在学习茶道时，主要是熟记、掌握这些规则。并且将此作为学习茶道的目的”(《南方录》)。从千利休那里流传下来并渐趋定型的日本茶道，在茶室建筑、茶具、烹点技法、服饰、动作乃至应对语言等方面，无不规定得很细致。甚至连进茶室时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哪种茶具放在室内所铺之草席的哪一行编织纹路即所谓“目”(标准的草席长 1.9米，有 62.5目)上;移动茶具时在空中经过的途径是直线还是曲线;一碗茶要分几口喝光;于何时提哪些问题并如何作答;均须按照成规一丝不苟地进行。而且其间参加茶会的主客双方须频频致礼。一次茶会大约用四小时，据统计，一位主人和三位客人在此期间共行礼二百一十三人次，还要依场合之不同分真、行、草三种形式;如果行礼的次数过多、动作过谦，也是一种失礼的行为。真可谓繁琐已极。礼法，无论在日本或古代中国，都是用来维护和养成封建秩序的，茶道礼法也是如此。而且从千利休的三世孙千宗旦以后，千家流茶道采取了传嫡的家元制度。长子称为“家元”，继承祖上的事业和姓名，仅标明几世，以为区别;其他诸子不但不能继承茶人之业，还要改姓。家元则向入门求艺的弟子传授茶技并发给不同段位的证明书，通过这些活动对弟子进行管理，在本流派中拥有无可争议的权威。

但茶道并不仅以演习一套繁文缛节为满足，从“茶禅一味”的观点出发，它有自己对美的特殊追求。茶道之美崇尚枯高幽玄、无心无碍，对世俗美采取否定的态度。比如茶室内不取世俗喜爱的豪华秾丽之色，而以暗淡的朽叶色为基调。饮茶之碗起初曾珍视中国建窑、吉州窑等地的作品，即日本所称天目茶碗;后来根据茶道美的标准，改用朝鲜陶碗，这种碗的胎土未经仔细淘洗，夹杂石粒，表面有黑斑，相当粗糙，却被日本茶人看重，称作荞麦茶碗，视之为艺术品。继而日本茶人自行设计制作茶碗，如在千利休指导下生产的乐窑茶碗是一种低温釉陶器，制坯时不用陶轮而以手制，故器形不甚规整。这种茶碗呈筒形，器壁较厚，通体施深色釉，但浓淡不匀，釉面出现隐约的斑块。再如织部窑茶碗，是在茶人古田织部( 1544—1615年)的指导下生产的，这种茶碗造型扭曲歪斜，被称为“马盥型”。他如“鞋型”、“洲滨型”、“山道口型”、“多舌口型”等茶碗，器形都比较怪，其审美情趣与中国传统茶具大不相同。不仅如此，用中国的眼光看起来，日本茶道中还有不少难以理解之处。比如进行茶事活动之规范化的草庵茶室，其门户(躙口)的高、宽均为 70厘米许，客人须匍匐爬行才能进去，如此待客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而日本茶人却认为，茶室是一处超脱凡俗的清净世界，必须用这样一道窄门把它和尘寰隔开。所以英语把茶室翻译成 Abode of fancy(幻想的屋子)、Abode of unsymmetrical(不匀称的屋子)。这里的情趣日文称之为“佗”，正统的茶道称为“佗茶”。佗的含义颇不易界定，简言之，佗就是扬弃俗物，而从禅悦的无相了悟中去寻求毫无造作的清寂之美。可是尽管如此，这种美仍然不能不寄托在世俗的平凡物件上。甚至在进入清净的茶室的客人中，也还要根据其社会地位区分出正客、次客和末客来，更不要说那些不胜其烦的礼节了。所以，茶道标榜的和敬清寂本身就包含着难以解脱的矛盾。而这样的一种矛盾统一体当然不能只被看成是一种饮食文化、一种生活艺术或一种礼仪性的社交活动。它只能像最早向西方世界介绍日本茶道的冈仓天心在《茶书》(1906年)中所说：茶道“是一种审美主义的宗教”。“是超越饮用形式理想化以上的东西。即：它是关于人生的一种宗教。 ”“茶室是人生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在那里，疲倦了的征人相会在一起，共饮艺术鉴赏之泉。茶事是以茶、花、画等为情节的即兴剧。”这种走向超现世境界的茶道是日本所特有的，与中国的茶文化存在着质的区别。

日本茶道中饮用末茶，原是从南宋饮末茶的做法中学来的。但中国的饮茶法自元以后有了很大的变化，茶道却一直沿用那在中国已趋绝迹的末茶，因而无法与中国茶事的新发展相接续。日本生产不出像中国宋代那样的高质量的茶饼，却又要保持饮末茶的成规，乃将茶叶直接粉碎为茶末，其色绿，其味苦涩;特别是点出的浓茶，几乎难以下咽。日本人也觉得如果空腹饮这种浓茶恐损伤胃黏膜，所以要先吃“茶怀石”(一顿茶食，包括拌凉菜、炖菜、烤鱼、酒、米饭和大酱汤)垫补之后才饮。虽然这和荣西所说“茶是味之上首也，苦味是诸味上首也”相合，但和中国六朝以前的咸汤型茶、唐宋的甘乳型茶、明清的清茶型茶均绝不相同。同时日本点茶时多不用汤瓶而从茶釜中舀取，与宋代之烹点手法相较，也使人产生似是而非的感觉。

中国没有日本的那种茶道，因为两国的历史背景、社会风气均不同，对茶的认知亦有别，本无足怪。如楚天在《百科知识》上撰文介绍中日茶文化时曾说：“中日茶文化的主要区别，在于其中的‘道’，中国无，日本有。 ”“茶道是日本茶汤之道的俗称。日本饮茶之风已兴起七百多年，才由村田珠光从中悟出‘道’来。至千利休时，日本茶道的体系始告完成。经过千余年的历史积淀，茶道深深融入日本民族精神，成为日本特有的文化形态。它在交友恳亲的茶会上，形成以主人的茶事做法和客人的茶器鉴赏，及主客心领神会为环节的一整套繁缛复杂的礼仪，既细腻典雅，又莫测高深，同时还对时令、场所、道具、等级、规格的考究费尽心机”。而中国自唐以来，即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长庆间左拾遗李珏语，见《唐会要》卷八四)。宋代王安石的《议茶法》也认为：“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南宋的俗谚说：“早辰起来七般事，油盐酱豉姜椒茶”(《夷坚续志前集》卷一)。中国人以务实的态度对待茶。不仅中国平民从不把喝茶视作特殊的“道”，而且连被尊称为茶神的陆羽像有时也逃不脱以滚汤浇头的遭遇;在实行家元制的日本茶人看来，同样会被认为是难以理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