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末以来军事实践的发展证明,军事理论创新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基础性、前瞻性和先导性作用日益凸显。然而我们该如何写有关军事理论的论文呢?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推荐的大学军事理论论文5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大学军事理论论文5000字篇一

《试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开放性》

[摘 要] 学习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苏联的军事科学与战略战术，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军事战略理论，积极开展军事合作与援助活动，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开放性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 毛泽东 军事思想 开放性

作为集军事统帅和军事理论家于一身的领袖，毛泽东创立了具有完整理论形态和科学体系的军事思想，构建了毛泽东思想最灿烂、最神妙的篇章。在指挥中国革命战争和建设现代化国防的波澜壮阔的实践中，毛泽东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辩证法，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精华，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军事战略理论，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思想。

一、学习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

毛泽东注意学习和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思想，最早的应该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古田会议决议》阐述的建军原则主要来源于此。古田会议解决了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下，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份的军队如何保持无产阶级特性的问题，成为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怎么办》等著作，毛泽东较为系统地了解了马列主义的军事战略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和方法论，并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的实际，构建了一座宏伟瑰丽的军事理论大厦。

恩格斯首次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概念，把它与一般战争相区别，认为这是“弱小民族制胜强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的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手段”。毛泽东深入研究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和特点，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创立了完整的人民战争理论，即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采取独特的战略战术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长期的敌强我弱的对峙中，在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把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有机地组织起来，建立了正规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把革命根据地作为重要的战略依托，采取了一整套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战胜了国内外任何一支武器装备远远优于自己的强敌。他因此被中外军事家誉为“人民战争之王”。

积极防御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一贯主张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丰富了这一思想，并且更加具体化和系统化。他说：“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1]他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进一步分析了战斗、战役和战略的辨证关系，即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样把积极防御和有效进攻结合起来，由战役、战斗的胜利发展为战略的胜利，由局部的优势和进攻发展为全局的优势和进攻，最终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

马克思还指出：“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集中优势兵力，是消灭敌人的最有效的方法。毛泽东深知战争的规律和用兵的法则，对集中兵力有独特的见解。他阐明了集中兵力的必要性在于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即改变进退的形势、攻守的形势和内外线的形势[2]。他非常形象地说：“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3]因此，“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至少是两倍于敌之兵力，有时甚至是六倍)，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这样做的结果，“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5]所以毛泽东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列为十大军事原则之首。这一制胜敌人的法则，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创造了许多奇迹。 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10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在反“围剿”的第一仗中，中央红军集中全部的4万兵力打敌军第18师，大获全胜，歼敌9000余人，还活捉了师长张辉瓒。解放战争时期的孟良崮战役，也是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断敌“一指”，歼灭敌人的著名战例。当时敌人纠集17个整编师的兵力以密集队势进犯我解放区，华东野战军抓住机遇，将冒进突出的敌人整编第74师与第25师、第83师分割开，集中5个纵队16个师的兵力将其四面包围，激战三天，最后全歼骄横一时的王牌整编第74师。

游击战在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著作中占据了较大的篇幅，他们曾把游击战形象地比喻为“成千上万只蚊子折磨一只疲惫不堪的狮子”。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围困战等许多游击战战法，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游击战，并且把游击战作为克敌制胜的主要作战形式，提升到战略地位来认识。毛泽东揭示了游击战具有主动性、灵活性、进攻性、速决性和机动性的特点，是弱军战胜强敌的有效手段。他还总结了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游击战思想。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游击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成为“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他也因此被外国军事评论家称为“现代游击战争之父”。

二、学习苏联红军的军事科学与战略战术

毛泽东非常重视苏联的经验，因为他们成功地进行了十月革命，并且在粉碎白军和外国敌人的干涉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因此学习苏联的军事科学和丰富的战略战术就成为毛泽东毕生关注的内容。

以苏联红军为榜样，依照苏联红军建设的经验，设立政治部和党代表，开展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是我党早期军事活动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说，“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6] 此后，向苏联学习，便成为我军建军史上的传统。为此，毛泽东提出，我们不仅要学习苏联在建军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培养近代的军事素质，还要逐渐具备新式的技术装备，总之，“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经验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但这种学习一定要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和人民军队的实际结合起来，不能照搬照抄。毛泽东批判了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作风。他说，有一部分人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这些人认为“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苏联的规律和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不允许任何的变更，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7]所以毛泽东提出“以我为主，参考友军，研究敌人”的学习苏联的原则。

建国之后，针对我军现代化水平低，与现代战争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不相适应的实际，毛泽东号召学习苏联的军事科学，以便迅速把我军提高到足以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取胜的水平。所以，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建立比较完整的军兵种体系，掌握最新的武器装备和最新的战术，把我军建设成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就成为新时期人民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主要内容。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与苏联签订了发展某些军事工业的合同，并从苏联购买了60个步兵师的武器装备。1950年2月，空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苏联政府订购各型飞机586架，其中歼击机280架，轰炸机198架。毛泽东访苏期间，亲自为海军签订订货协定，购买了价值1.5亿美元的海军装备。1951年，毛泽东派总参谋长徐向前率中国兵工代表团赴苏联，临行前给他两大任务：一是购买武器装备，二是多搞点技术项目，发展自己的兵工厂。这些举措使我军逐步发展成为全世界屈指可数的兵种齐全、装备精良的现代化、正规化军队，也促进了国防的现代化建设。

三、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的军事战略理论

毛泽东阅读过不少有关外国战争的书，对拿破仑、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林肯和克劳塞维茨等这些外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非常熟悉。他们的军事战略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对毛泽东军事战略的形成产生过影响。

拿破仑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政治伟业和军事战略对后世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基于中国革命敌强我弱的实际，毛泽东非常看重他以弱胜强和以少胜多的战略战术，称赞他是一位“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的战略大师。拿破仑一生虽然征服过欧洲的许多国家，但1812年远征俄国却遭到了惨败。拿破仑以50万大军对20万俄军，俄国实行战略退却，拿破仑军队陷入后路被切断、四面被包围、饥寒交迫的绝境，最后仅剩2万多人逃离俄国。

毛泽东对此作了分析：“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8]

克劳塞维茨是资产阶级时代的的一位伟大的军事战略理论家。毛泽东最早从列宁的著作中了解到《战争论》这本书，并于1937年找来认真阅读。延安时期，八路军组建了克劳塞维茨军事思想研讨班，毛泽东经常参加活动。毛泽东批判地吸收了其中一些重要的观点，站在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高度，丰富和发展了这些理论。克劳塞维茨提出“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结论得到列宁的肯定和高度赞扬。毛泽东评价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政治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9]这是对战争本质的科学概括。克劳塞维茨也曾提出过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的观点，但毛泽东把这一问题从战争的目的提高到战争的本质来认识。他说：“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10]

中国革命战争是在长期的敌强我弱的状态下进行的，如何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是毛泽东军事战略理论的重点。毛泽东浏览了许多关于外国著名战争和战役的论述，对这些军事战略理论的借鉴和吸收，成为毛泽东研究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探求弱国战胜强国经验的重要的“参考书”。1812年拿破仑远征俄国的战争，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反抗意大利侵略的战争，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等是战争年代毛泽东着重分析研究的对象，在探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时曾多次引述过这些战例。

针对党内某些教条主义者反对诱敌深入，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毛泽东阐述了“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战术，严厉批判了“处处设防”、“寸土必争”的愚蠢行径及其危害。他说，所谓诱敌深入，就是实行战略退却，主动丧失土地即是积极的战略退却。“关于丧失土地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11] “阿比西尼亚的打硬仗，也得到了丧失土地的结果，虽然阿国失败的原因不仅仅这一点。”[12]拿破仑远征莫斯科时，俄国库图佐夫避免决战，执行了勇敢的退却，诱敌深入，战胜了威震一时的拿破仑。但斯大林却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毛泽东认为这不是个好办法。他说斯大林的教训之一，就是分兵到处顶(处处设防)，而不是诱敌深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在法德边境设置了马其诺防线，但德军绕道比利时，置这道防线于无用之地。马其诺防线未能挡住德国的步伐，却使法军许多兵力陷了进去。毛泽东同时强调我们还要多搞几道防线，防止敌人长驱直入;斯大林让希特勒长驱直入，一下子就逼到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城下，非常危险。我们应该汲取这些教训。

阿国的灭亡给“亡国论”的鼓吹者们找到了借口，他们大肆渲染“如果抗战，必会作阿比西尼亚”的亡国论调。毛泽东从军事力量、党的领导、社会条件、国际援助等方面具体指出阿国灭亡的原因，这恰恰是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优势：大国，人多，兵多，进步和多助等。这就是中国不会灭亡的根据，而中日之间的强弱对比决定了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决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但最终的胜利必定是中国的。阿国抗意战争领导方面没有坚持持久战，没有发动民众，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他强调坚持持久抗战，必须依靠人民大众，因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否则将会重蹈阿比西尼亚亡国的覆辙。同时毛泽东又预言：“阿比西尼亚还有相当广大的游击战争存在，如能坚持下去，是可以在未来的世界变动中据以恢复其祖国的。”[13]后来的情况验证了毛泽东的预见，阿比西尼亚人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帮助，五年后恢复了祖国的独立。

毛泽东还批驳了“惟武器论”的错误思想，提出了“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的重要论点。他说，如果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就是空的。毛泽东批评相信原子弹了不起的同志，认为他们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蒙巴顿，作为一个勋爵，他尚能认识到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在提出核武器是“纸老虎”的同时，毛泽东又高度重视人民军队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建设。三年困难时期，有人主张放慢核武器的发展速度，有人主张停止搞导弹、原子弹等尖端武器，毛泽东则坚决主张把核武器的研制搞下去，他说：“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4]中国很快拥有了自己的原子弹、氢弹等先进武器，对打破核垄断、制约霸权主义和保卫国家安全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积极展开军事合作与援助活动

抗战之始，毛泽东就提出“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15]抗战初期，苏联先后向中国政府提供了约4.5亿美元贷款和大批的军用物资，同时派军事顾问和军事专家帮助训练中国军队，还派遣了2000余人的航空志愿队来华参战。为了牵制日本，从军事战略上配合苏联抗击德国，八路军多次发动对日军的进攻，还承担收集日军情报和进行破路斗争的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中国共产党积极寻求与美国合作的途径。以“迪克西使团”而闻名的美军观察组肩负美国政府赋予的特殊使命来到延安，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近三年的合作与交往。军事上，中共中央批准美军在我部分解放区设立电台，并向美军提供日军情报和气象资料，积极营救飞行员，配合英美联军作战。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打破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战略封锁，我军进行了广泛而有重点的对外军事援助与合作，其中最著名的即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出兵朝鲜，既是毛泽东一生最为艰难的一次决策，又是毛泽东高超的军事艺术和善于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的雄才大略的充分展示。中朝两国军队贯彻“积极防御、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大量构筑坑道，依托坑道展开攻防作战，以丰富的经验发展了阵地战。著名的上甘岭战役，成为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从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到1953年7月27日签订停战协定，经过三年的浴血奋战，共歼敌109万多人(其中美军39万多人)，击落击毁敌机1.2万多架，还迫使美军三易统帅。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挫败了美国的侵略阴谋，捍卫了我国的领土主权和朝鲜的独立，维护了远东和世界和平。中朝人民用劣势装备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韩联军，极大地振奋了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精神。这场战争的胜利还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改善了我国经济建设的环境，并为打开新中国的外交大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继抗美援朝后，我军以派遣军事顾问团和派出作战支援与保障部队的方式，进行了抗法援越、抗美援越和抗美援劳等综合性的直接的重大的援助活动。而提供军事装备和物资、帮助训练军事人员等项目的军事援助，则扩展到欧、亚、非、拉美等所有的友好国家。中苏关系破裂后，从对苏联战略防御的要求出发，加强了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军事交往，打开了军事外交工作的新局面。这些军事援助和交往活动的展开，使我军吸取和借鉴了外国军队有益的经验，为我军引进了先进的技术装备，获取了现代战争的最新信息和尖端技术，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和国防实力的提高奠定了基础。为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而实行的对友好国家的军事支援，有力地支持了被压迫国家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从而创造了相对有利的国际战略态势。

注 释：

[1][2][3][4][7][11][1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98、223―224、237、225、172、211―212、212页。

[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47页。

[6][9][10][13][1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80、479~480、483、453、347页。

[8]《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88页。

[14]《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