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是亚当﹒斯密写的。想了解更多有关国富论的知识的，欢迎来看看相关的读书笔记。下面是小编精心为你整理国富论读书心得笔记，希望你喜欢。

国富论读书心得笔记篇一

(1)斯密认为，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必须随每一个国家的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长。而没有后者的增加，就不可能有前者的增长。而收入和资本的增长就是国家财富的增长。没有国家财富的增长，也就不可能有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第一篇，第八章，P56)在那个以农业为主导的时代，资本的增加引起社会资本总量的增加这一过程中，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劳动生产率得以不断提高，使得整个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在整体上大为增加。然而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这种国家财富增长所引起的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甚至还有减小的趋势。同时，在我国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在国民经济持续高涨的同时(这里仅从数字可以说明，至于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和可靠度则另当别论，但还是能够得出经济快速发展的结论的，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尽管有劳动力需求的大量增加，但国内的就业形势却日益严峻，失业人数逐年增加。当然，这其中有人口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量、劳动力素质与就业岗位不匹配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至少也说明斯密的这一理论没有考虑到诸多的外生变量，需作进一步的改进，以使其更具代表性和说服力。

(2)斯密认为，资本在农村的利率总要比城市的高，这是由于农村金融市场规模不经济、借贷成本高、资金市场供不应求等因素引起的。(第一篇，第九章)资本在农业方面虽然对社会贡献最大(现在已不能绝对地说是最大，用比较大的说法也许更合适)，但利润比较小，因此对农业方面的资金投入总是不能得到满足。因此，也就出现了农村发展的两难:问题：一方面是农村建设的资金需求缺口趋于扩大，一方面却是各种金融机构不愿意在农村从事放贷业务。以斯密的思维，可以通过放宽农村金融市场的利率限制来发展农村业务，通过围绕时常利率进行自由浮动的适度高利率来弥补各种借贷成本，最后通过竞争者对市场的争夺逐渐回归到利率的正常水平，这不失为当前解决建设新农村资金筹集困难的有效途径，但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保持利率的适度高的水平，不然可能会因为高的利率带来新的高风险，就适得其反了。另外，也可通过引导和规范而不是限制和取缔各种非正规民间金融、加大政府财政支农力度等措施来解决农村市场的金融抑制。

(3)斯密认为，当一个人的资财，只能维持他几天或几个星期的生活时，他会很少考虑从这笔资材中获取收入。他会尽可能地节约消费，希望依靠自身的劳动，能获得一些收入来增补这笔资财。他的资财完全来自他的劳动收入。各国的穷苦劳动者大多过的这种生活。(第二篇，第一章，P187)斯密通过分析资财的额度和可支配期限将其界定为生产性和生活性支出两部分，又将生活性支出按来源和用途细划为三种类型。这样，使我们对收入的认识逐步深化，更利于支配和使用不同类型的资财，为后来人们树立了理财观念和收支计划提供了依据。

(4)斯密认为，一个为了消费而借贷的人很快就会破产，而借钱给他的人通常也会后悔自己的愚蠢。因此，为了这样一个目的不论是借款还是贷款不管什么场合高利盘剥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双方均将不利。(第二篇，第四章，P233)既然借贷的人多为穷人，放贷的人会提高利率(如高利贷)来弥补这部分风险，但利率提高的同时又增加了还贷的风险。这样就存在了一个悖论：不管是借贷者还是放贷者，双方都存在利益的流失和各种风险，高利贷却依然能够生存下来。我认为原因是高利贷的存在包含了诸多不正当的经济和社会行为，比如洗黑钱、黑势力介入、借款者被迫从事违法犯罪现象等。

国富论读书心得笔记篇二

另外，新兴古典分工理论证明，不同区域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应于不同的分工水平，产生不同的增长效果。因此，欠发达区域面对不同的人口规模、制度供给、交通条件，应选择不同的分工模式。作者据此将欠发达区域分成三类，并分析了各自的分工抉择。

区域模式1：人口较多、居住密集的欠发达区域

根据命题2，此类区域即便没有任何优越的资源禀赋或比较优势，依靠自身的市场需求，选择合适的分工模式，也能实现经济进步。

作者认为，应将此类区域细分为若干个子区域，将相关产业分类聚集，发展“园区经济”，以节约交易费用，提高专业化水平，进而产生产业簇群。

区域模式2：人口较多、居住分散的欠发达区域

此类区域以中国中西部的农业大省为典型代表。因为多数居民都分布于广大农村，交通不便，相互之间贸易的交易费用很高，制度创新的成本更高，制度供给水平低下。当务之急是提高专业化水平，以便与高水平的分工网络对接。

提高市场分工水平有两种途径。一是大力发展中小城镇，提高城市化水平，使人口更加集中，从而减少交易费用和制度创新成本。政府工作的重点是鼓励专业化的生产和服务，为个体私营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服务。根据命题1，政府即便是有意扶持某些产业，也应该是在专业化的基础上选择以农产品为核心的分工网络。

二是融入临近区域的分工网络，即给发达区域“打工”。因为在经济发展初期或工业化前期，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来支付交易费用和学习成本，也难以承受为集中人口而进行的城市化所需耗费。而此类区域劳力成本相对低廉，因此可选择有资源禀赋或内生比较优势的临近区域，为其提供配套生产或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有必要鼓励企业向专业化发展，通过产业集聚加强企业之间的信息、要素的交流，提升企业家的管理素质。

区域模式3：人口较少的欠发达区域

此类区域人口较少，无论是否集中，从理论上讲都难以独立形成一个合意的分工网络。最重要的是提高本区域在某些方面的专业化水平，以便融入发达区域高水平的分工网络。在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经济环境得以改善后，在分工网络上可以逐步摆脱对地理交通条件的依赖，从而逐步与较高分工水平的其他区域进行贸易往来。在此过程中政府应重点扶持有一定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鼓励龙头企业并购、扩张，带动其他企业形成连锁效应和学习效应。

《国富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心与公利心做了和谐的统一，让我们知道了自利与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有利于整体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自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着人们做出有利于社会与个人的最佳选择，没有任何政府与个人会代替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必会带来混乱。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呢?斯密虽然没有直接表达，但是全书已经告诉我们，那只“看不见的手”正是人类的利己之心。

国富论读书心得笔记篇三

斯密渊博的知识和对事物细致入微的观察绝对能让任何人折服。单看目录，里面就涉及劳动价值理论、分工理论、货币及价格的解释，以及利润、工资、地租、资本、税收、贸易等等的分析。再看书中提到的行业，从英格兰的制造业、到苏格兰的牧业，到印度的种植业，到北美的金银矿业，还有海上运输业、造船业、农业、建筑业，林林种种。

除此之外，还有各种社会的现象，如政府的法令、贸易的限制、工会、垄断等等。斯密在阐释自己的推断的时候，总会旁征博引，让读者不得不信服。

斯密的推断从实践的观察中来，往往一句话就能点明背后的规律，而又给人留下许多思考的空间。试举一例，“什么东西增加了生产食物的土地的产出力，它就不仅增加了被改良土地的价值，而且也给许多其他土地的生产物创造了新的需求，从而使其他土地的价值也增加了。”这句简短的话一下子就点出了市场的多个规律。

在《国富论》里，斯密在批判重商主义的基础上说明了分工和贸易如何增加财富。分工和交易出自人的利己心，“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之下，利己行为得到了社会财富的增加。这正是斯密赞扬市场经济的出发点。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开篇就谈到了劳动分工。他认为劳动分工和市场竞争是国民财富增加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但经济学发展的一百多年间，市场竞争理论得到了极大丰富，而劳动分工理论却相对显得苍白。

在书中，斯密阐述了劳动分工是一些国家经济产出增长的主要原因。他用劳动分工来解释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与各种机器的发明。以下是他在书中举出的例子。

在一家制针厂，10个工人一天总共生产出48000根针。但是，如果把他们全都分开并独立工作，而且他们之中没有人接受过这项业务的专业培训，那么他们每个人一天的产量肯定不到20根，甚至可能连一根针都做不出来。

由于劳动分工是国民财富的基本源泉，他提倡进行自由贸易来促进国家之间的劳动分工。

劳动分工是组织设计的首要内容。这是因为，首先，随着技术发展和产品复杂性的提高，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能独立完成一件复杂精致的工作。其次，个人知识积累量的差别，造成了人们能力上的不同。而组织中有些工作需要高度发展的技术，有些工作可以由未经培训的人员去完成。如果不进行劳动分工，使组织中需要高度技术的人员过多，将会产生掌握全能技术人员的严重短缺。另外，如果组织中每个人都从头到尾地完成整个工作，他们必然既从事技术性工作，又从事非技术性工作，其结果是，从总体上看员工在工作中使用的技术低于他们的实际水平，造成资源的浪费。最后，进行简单重复劳动可以提高员工工作技巧，并大大减少由于改变操作而造成的时间浪费。劳动分工还促进了工具和设备的专门化，这些都使工作效率得以提高。

虽然劳动分工具有能使组织效率提高的种种优点，但它也存在使个人工作兴趣降低的缺点。由于员工们年复一年地从事同样的机械性动作，使他们对工作感到乏味，因而抑制了他们的工作热情和由此产生的创造性。为此，越来越多的组织正在采取一些措施，如工作轮换，共同工作等来弥补劳动分工的副作用。

另外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理论是他关于“看不见的手”的阐述。他认为，市场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亚当•斯密同时也是一个伦理学家。他提的“看不见的手”这一理论，应当建立在他的道德伦理基础上的。有些人认为：“放任市场自动调节经济关系，会使各方利益最大化。”而1929年的经济危机中，胡佛政府放任市场经济不管，等待这“看不见的手”来调节，无疑间接的使那场大危机越演越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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