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文化，是人们关于廉洁从政的思想、信仰、知识、行为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社会评价，从根本上反映着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目的和执政方式，是廉洁从政行为在文化和观念上的客观反映。下面是小编为您整理的生活廉政文化故，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生活廉政文化故事篇一：王衍巧防“贪内助”

王衍是西晋大臣，位及三公。他本人不是一个贪官。可他的妻子郭氏，却是个贪财聚敛的人。王衍知道，“妻贤夫祸少”。一个贤惠的妻子，不仅能够相夫教子，而且能够远罪丰家。相反，一个贪婪的妻子，却常常会将丈夫推上犯罪的道路。因此，王衍想了不少办法，以遏制这个“贪内助”。

首先，王衍终身不言“钱”字，他想以此表明自己的淡泊的心志，逐渐转化“贪内助”的贪欲。有一天，他老婆想试探他，叫仆人用钱把床围起来，使他无法下床。但是，王衍早上醒后，仍不言“钱”字，而是叫仆人“把这些东西拿走”。

其次，借助外在因素，用强力震慑“贪内助”的贪性。当时，幽州刺史李阳是西晋京都有名的大侠客，郭氏非常惧怕他。王衍就充分利用这个外力，每当郭氏对钱财起非分之想时，王衍就劝她说：“不只我说你这样不行，李阳也说不行。”郭氏听后，果然有所收敛。

上述两个办法，虽然不是很智慧、很得法，但却是文武并用、软硬兼施，王衍可谓用心良苦。也正是因为尽可能地遏制了妻子的贪欲，身处乱世的王衍才不至于被贪妻拖累，才能够在浑浊的官场上保全自己。

生活廉政文化故篇二：为政清廉的诸葛亮

诸葛亮功劳盖世，权倾天下，然而毕生不受不污，廉洁自律。他的高风亮节，让人感动至深。

在《又与李严书》中，诸葛亮说：“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也就是讲，他家里没有存款，妻子连件像样的换洗衣服也没有。

而在《自表后主》一文中，诸葛亮写到：“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这其实是诸葛亮的一份家庭财产申报单。“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按照汉代和三国时期的官俸制度，这是一个很低的数字。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妻舅叫阴识，家有四千七百余顷，比诸葛亮多出45倍。“子弟衣食，自有余饶”，是指诸葛亮的家人在黄氏带领下从事种植和蚕桑等农事活动，可保温饱无虞。至于自己的衣食起居，自然靠官俸维持。而“不别治生，以长尺寸”，显然是指俸禄之外，没有别的生计，不搞经营，也不依靠别的收入发财致富。

诸葛亮病危时，立下遗嘱：死后葬在汉中定军山，丧事力求节俭，依山为坟，墓穴只须能放一口棺木，棺木中不得放任何陪葬品，自己也只穿平时便服。这就是一代名相的最后要求。

“内无余帛，外无赢财”，诸葛亮以自己一生的行动实现了他清正廉洁的理想，他的廉洁自律，在蜀国官吏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史载，他任用的官员，大多勤于政事，廉洁自律。例如，名将姜维，住宅十分简陋，家里也无多余的钱财;而邓芝不仅生活俭朴，家无私产，连妻子也“不免饥寒”，死时，也是“家无余财”。

生活廉政文化故篇三：父清子廉的胡质、胡威

三国及西晋初期，胡质、胡威父子俩都以清廉著称于世。

在曹操当政时，胡质还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吏，日后他之所以官职显要，既不靠逢迎拍马，也不靠贿赂开路，而是靠自己的清正廉洁和勤勉政绩。魏文帝曹丕在位时，胡质任东莞太守，他在东莞九年，政通人和，上下称颂;到荆州任刺史后，他的政绩依然卓著。他任职之处，形成了“广农积谷，有兼年之储”的富庶局面。公元250年，胡质病逝时，“家无余财，惟有赐衣书箧而已。”朝廷思其一生为官清廉，体恤民情，特下诏褒奖其清廉品德，并“赐其家钱谷”。

胡威受父亲胡质的影响，年少时就有继承和发扬其父的清廉美德的志向。有一年，胡威从洛阳去探望在荆州当刺史的父亲。由于胡质为官清廉，其家自不富裕，以至于胡威去看望父亲时，没有一车一马，也没有仆人随从，只有他独自一人骑着毛驴上路。途中住宿客栈时，胡威自己劈柴、做饭、放驴。同住客栈的得知他是荆州刺史胡质之子后，无不惊讶而钦佩。在荆州小住几天后，胡威向父亲辞行，胡质很想拿点什么东西表示一下做父亲的心意，翻来翻去，总算从家里翻出了一匹绢。他对儿子说：“儿啊，父亲虽官居刺史，但我一生只食俸禄，这匹绢你拿着，就算父亲给你的路上的盘缠吧。”可没想到胡威不但不领情，反而责问父亲：“人们都说您清正廉洁，为官不贪不占，那不知此绢从何而来?”胡质先是一愣，然后解释道：“这是我节余下来的。”胡威这才放下心来。

后来胡威历任徐州刺史、青州刺史等职，他也同父亲一样廉洁自律，克己奉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晋武帝司马炎听说胡氏父子为官清廉的事迹后，很感动，马上召见胡威，对他父子两人的廉洁奉公行为大加赞赏。期间，司马炎问胡威：“你和你父亲相比，谁清廉?”胡威答道：“我不如我父亲。”晋武帝又问：“为什么?”胡威回答说：“我父亲清廉不愿意让人知道，我是恐怕别人不知道，所以我比我父亲差远了!”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胡威去世。因他政绩突出，为官清廉，朝廷特追赐他为镇东将军。

生活廉政文化故篇四：陶母教子

陶侃是东晋浔阳人，曾任荆州、江州等地刺史，是晋代很有作为的官员。

陶侃幼年丧父，家中十分贫穷，他的母亲湛氏靠纺织供养他读书，湛氏还教导他要好好做人。

长大后，陶侃做过管理捕鱼的小官，名谓“鱼梁吏”。一次，很爱母亲的他派人给妈妈送去了一罐鱼干，以表自己的孝心。谁知湛氏见了，并不领情，她让来人原封不动地把东西带回去，同时还捎去了一封信。在信中，湛氏批评儿子道：“你在外当差，把公家的东西送给我，这是不孝顺，你这样做会让我为你担心啊!”

陶侃听了母亲的教诲，十分后悔，此后再也不敢占公家的东西。后来，陶侃成为一名很有作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陶侃的成就，与他母亲的谆谆教诲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