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溃读书笔记
《天朝的崩溃》告诉我们，凡事都应怀着一种批判的精神去对待。教科书所说的未必就是对的，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而对历史的解读却是五花八门。下面是小编向各位推荐的天朝的崩溃读书笔记，希望对各位能有所帮助!
天朝的崩溃读书笔记篇一
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重大，有关著述已出版不少。《天朝的崩溃》的研究可谓推陈出新，它的出版广受读者的欢迎，这是史学著作中少有的现象。作者一系列独到创见可能在学术界引起争议，但这种争议将有助于深化中国近代史研究。《天朝的崩溃》是作者系统研究鸦片战争十余年所得的成果。作者详尽考订了与战争相关的一系列重要史实，力图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使许多在今人看来是荒谬的现象得以显示其在当时环境中的“合理性”。同时，通过对有关人物及其言行活动分析，观察清王朝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作为，揭示历史进程中的偶然与必然。《天朝的崩溃》对我的历史观和对鸦片战争的理解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下面将从这两大方面谈谈我的收获。
一、关于历史
鸦片战争中，清朝的溃败是注定的，但在我们以往所接触的历史教科书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它在总体方面承认鸦片战争的失败在于中国的落伍;在具体叙述上又认定，落伍的一方只要坚持抵抗，就有可能获得胜利。历史是客观存在的，而历史的叙述却存在很大的主观性，因为史学家们身上也有着很大的阶级属性，特别是在古代或近代的中国社会，其所写的论著往往会服务于他本身的价值观，使得历史变为一种宣传工具。这样一来，了解历史的真面目变得绝非易事。
茅海建老师的《天朝的崩溃》正是出一种学者的理性与严谨，尽量收敛自己的情感，尽最大的努力还原历史的真相而著的一本书。
《天朝的崩溃》一书的很多观点与我们所受的传统教育的教科书上的观点大有不同，比如说历史书中所批判的琦善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卖国贼，三元里人民的抗争也不一定是出于整个民族存亡。今天我们所了解的琦善是经过放大后的琦善，他原本只是个妥协派代表。在那个时期，对琦善之流的批判无疑是对当时一切主张妥协投降的人们发出的警告。这已经把历史给扭曲了。而《天朝的崩溃》试图与逝者对话，引导我们切身体会历史人物所面临的情境。
在我们今天看来，当时很多人的行为都为我们所不解，比如说战功赦赦的果勇侯杨芳居然会选择妥协卖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对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行为的批判都是属于事后诸葛亮的行为，虽符合一定规律，但不一定符合当时人们的心态。而《天朝的崩溃》不仅只是批判这样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更多的是增加对历史人物心思的理解，来揣测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理解历史方能总结历史。历史也并非理性可以演绎。在很多史学著作中，我们常可以看到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大家似乎在寻找一种模型来模拟历史本应的发展方向。天底下没有绝对的圣人，事情的发展也总有它的道理。
在读完《天朝的崩溃》后，会发现很多历史现象并没有传说中的如此神话，林则徐不是神，历史人物的决策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出于人性的考虑而做出的一种行为。历史的主体是人，分析历史应该像茅海建先生一样，不要人为拔高，而应回到一种尊重事实的理性。
二、关于鸦片战争
1失败的必然性。历史是人创造的，但其发展又有着其客观规律。是不是让伊里布、琦善等人变得跟林则徐一样的清廉负责，历史就会改写，天朝就不会崩溃呢?《天朝的崩溃》并不急于从当时的要员下手分析战争失败的原因。它先从总体上介绍了清朝的军事力量。武器上的落后，及管理上的效率低下使得清朝必败无疑。物理学上习惯用整体法来分析自然现象，这于历史也有它的相通之处。战争最基本的实质只是两支军事力量之间的对抗，表现为两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从整体的角度看，英国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无论内部结构的怎么优化，它都无法超越这个集体本身的局限性。除非内部元素可以打破传统的束缚而凌驾于集体之上，实现新的突破。
战败是避免不了的，因为要在短期内改变一个民族，使这个整体有一个质的飞跃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思考，在这一战争中，什么因素导致天朝如此的不堪一击呢?
2天朝的盲目自大。盲目自大是当时整个社会的一个通病，也是清军节节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
1840年6月21日，出任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率由印度开来的舰队驶到。但这支强大的军队，并没有立即向虎门或广东其它地区发动进攻而只是采取了相当软弱的对策。英军的这一举动让林则徐等人自认为是自身的强大及良好的设防震住了英军，以致于后来的定海的失陷都归结到没有像林则徐那样采取有效的措施。“处在失败中的人们，找不到胜利的迹象，最容易产生某种希望。而且，局势越危急，战争越失利，这种希望之火就越放光芒。”这种贴切的心理分析很好地解释了全朝上下的心态。天朝的盲目自大可谓病入膏肓。在接连的战事失败之后，仍未能清醒。1841年，颜伯焘虽全力倾注于厦门的防务，但厦门仍失陷。天险加上人的重视，战争仍取得了失败。这对当局者或其它的指挥官都应是个清醒剂，而很遗憾地，我们没有看到官员的觉醒。在不久的定海之战中，裕谦的定海防御工程在坚固、火力诸方面均远不如颜伯焘的条件下，仍豪言壮语一点也不逊于颜伯焘。他不愿承认区区夷人居然敢跟天朝作对，更不愿相信他们能把天朝打败，把原因归结于军队士气低落及将领的无能。结果定海失陷。天朝节节溃败。
这种自大的心态，导致当时的人们不愿意去认清事实，他们不想打破自己心中的那股希冀。“知识给人以力量，愚昧也给人以力量，有时甚至更大的力量。然而，愚昧的力量再强大，仍只是妄动，妄动能产生强大的破坏力，使国家和民族蒙难，但却不能战胜近代化的敌人。”虽然战事的节节失利，但清官员们对英军的认识始终未能进步多少。英军的同一种战术在多个战场竟都能凑效。就英军的战术而言，其在厦门之战如同广东诸役，都是以优势舰炮对清军各炮台，陆军从炮台翼侧登陆攻击。在定海之战中，英军采用的依旧是战舰轰击正面、陆军侧翼抄袭。在这些战役中，英军都取得了大捷。如果他们能够重视每一场战役，及时总结，并加强沟通，或许天朝就不用崩溃得如此之猛烈。
这种自大的心态是全民性质的，引发了一系列恶果。上到道光帝，下至普通老百姓，对夷人基本都是蔑视的态度，这直接导致战略上的忽视，在没有知此知彼的情况下，闭门造车，制定战术。战争失败了，前线的指挥官不愿承认，道光帝更不愿承认。道光帝对天朝的自信，又加深官员对失败的恐惧感，不敢直面惨淡的战果，采取了瞒报谎报的方法。颠倒战果，夸大事实，反过来加强道光帝的自大的心理。在这种强烈的恶性循环中，整个天朝体系一触即溃。
三、结语
近代中国历史是一部血与泪的历史，回首过去，华夏民族有着切肤之痛。但这种痛不能阻止我们正确去认识历史，相反，正是因为这种痛，我们才更要客观理性地去认清历史，以史为鉴。正如作者所说，鸦片战争的史料可谓汗牛充栋，对鸦片战争的研究著作也不少。但对史作的阅读，我们必须保持着理性与批判。
《天朝的崩溃》也告诉我们，凡事都应怀着一种批判的精神去对待。教科书所说的未必就是对的，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而对历史的解读却是五花八门。在与史打交道的时候，自己需保持着理性的思维。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读史并不是要还原历史的真相，而是要从史中有所思考。茅海建老师的《天朝的崩溃》正是教会了我们这一点。
天朝的崩溃读书笔记篇二
清朝傲视“四夷”的“天下”观念，部分是因为儒家文化的优越和外传的历史传统，部分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水平，并不低于西方。十六世纪西方人初至，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康熙大帝的文治武功，使中国进入一个新的“盛世”，即使实在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前，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仍不低于西方各国，生产总量则远远超过之。至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确确实实是落后了。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英国最先进的事物，经过儒家教义的折光，顿时变为最荒谬不堪的东西。君主立宪，在皇权至上面前，有如大臣擅权;经商贸易，在农本主义面前，显为舍本求末;追逐利润，在性理名教面前，只是小人之举;助于女王主位，男女不辨，更是牳鸡司晨之类的“夷俗”，即便令人兴叹的西方器物(钟表，玻璃，呢羽等)，想用赏玩收藏之余，仍可斥之为“坏人心术”的“奇技淫巧”。无怪乎海通200余年后，中土的官僚士子们并未折服于西方，反坚信于中华文物制度远胜于“西夷”，尽管他们在一个事实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西方“船坚炮利”。
忠奸理论所能得出的最终结论是，为使忠臣得志，奸臣不生，就必须加强中国的纲纪伦常，强化中国的传统。也就是说，鸦片战争所暴露出来的，不是“天朝”的弊陋，不是中华的落伍;反而是证明了中国的圣贤经典，天朝制度的正确性，坏就坏杂在一部分“奸臣”并没有照此办理。于是中国此时的任务，不是改革旧体制，而是加强旧体制。
忠奸理论和“奸臣模式”，并非是鸦片战争史独有的现象，而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常用方法。正是它具有掩护君主，掩护传统的特殊功能，因而屡屡被官僚士子们用来解释那些他们不能解释或不愿解释的历史现象。这种理论和模式，经过他们长久的宣教，成为老百姓耳熟能详，最易接受的历史分析方法。并在今天仍有影响力。
问题的核心在于：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能否取得鸦片战争的胜利?这是一场胜或负的结局皆有可能操作的战争，还是一场必定要失败的战争?如果战争必败，我们又该如何评价这段历史?
毫无疑问，历史不会改变，战争的结局也不会改变。但是，历史学家在研究，分析，评价历史时，总是会主义到当时未被采纳的建策，未被利用的条件，总是会注意到历史可能出现但未能出现的转机。也就是说，他们心中有许多“如果”，“可能”，“万一”之类的假设，离开了这些，他们无法研究历史，而只能成为历史的宿命论者。
当然，我们也有理由将一切责任都推给历史。事实上，我们也从历史中找到许多无可辩驳的原因：西方列强的侵略，经济底子薄弱，人口基数太大，等等。但是，我们在历史中看得最少的是，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究竟翻了拿些错误，尽管历史已经明白无误的说明，我们犯过错误。
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历史学应当提供这种力量。历史学家生来具有无可派遣的民族情结，不应当演化为历史研究中对本民族的袒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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