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是亲情的温暖，感动是友谊的童真;感动是一杯能消除夏日炎炎的茶，感动是一个能忘记冬日寒冷的红薯;感动是一个能忘记孤独的音乐盒。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感动人心的抒情散文，供大家欣赏。

感动人心的抒情散文：老王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登，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登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老王不仅老，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登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胡同口登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登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唔”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自己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明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感动人心的抒情散文：合欢树

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作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她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她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她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地白花的裙子。

二十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者是洗、敷、熏、灸。

“别浪费时间啦! 根本没用! ”

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废人救出困境。

“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会没用?”

她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直留神呀!”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她非疯了不可。

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

“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她说。

“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她说。“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她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

三十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七年。

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迷迷糊糊的，我听见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在树林里吹过。

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

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儿去。小院儿在一个大院儿的尽里头，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儿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儿小院儿，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院儿里的老太太们还都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但都不说，光扯些闲活，怪我不常去。我坐在院子当中，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有一年，人们终于又提到母亲：“到小院儿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大伙就不再说，忙扯些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儿。

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含羞草”，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长，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依然让它长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却又长出叶子，而且茂盛了。母亲高兴了很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又过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痛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

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就去看看那棵树吧。我也想再看着母亲住过的那间房。我老记着，那儿还有个刚来到世上的孩子，不哭不闹，瞪着眼睛看树影儿。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小院儿里只有那棵树。

院儿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欢迎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送到我跟前。大伙都不知道我获奖的事，也许知道，但不觉得那很重要;还是都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这回，想摇车进小院儿真是不能了，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过道窄到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出也要侧身。我问起那棵合欢树。大伙说，年年都开花，长到房高了。这么说，我再看不见它了。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

我摇着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呆一会。悲伤也成享受。

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到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感动人心的抒情散文：中秋忆母

母亲离去已有月余，某些时候有写些什么的冲动，细细想来，竟不知从何下笔，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大多数时间，自己无法相信母亲已经离去的事实，仿佛母亲依旧坐在街沿上，手里仔细地掐着菜，或是端着一杯茶，惬意地喝着……

然而母亲是真的离去了。从前望着年迈的母亲，有时在心里也有些隐忧，甚至不止一次的设想着母亲离去的情景。纵然有很多次的假象，却从来没有想象过母亲离开我们是如此的匆忙，匆忙得来不及问一声想吃什么，还有什么愿望……

8月8日，这个让我永远无法忘记的日子。那天晚上十点多，三哥突然打来电话，说母亲病了，送在县医院。我预感到母亲的病一定不轻，转身拿了水瓶毛巾等东西，赶到县医院。母亲正在做着各种检查，弟弟说母亲吃过晚饭突发腹痛，现在也不知道确切的病因，正在检查。听着老母的呻吟，我的心像被什么拽着一样，透不过气来。只是希望医生能早点得出一个结论，能早点给母亲止住疼痛。

值班的是一个年轻的医生，看了半天，说没有什么典型特征，鉴于母亲B超时发现卵巢有大小两个囊肿，只好叫来妇科以及外科的医生一起来会诊，起初怀疑是肠梗阻，后来又怀疑是卵巢囊肿蒂扭转，最终的结论是必须开腹，才能找到真正的原因。但是医生又说母亲年事已高，基础病很多，血压很高、心律不齐、肺部有积液，说开腹手术风险极大，要求转院。望着不断呻吟的母亲，我们和医生商量，怕母亲经受不了转院的路途奔波。央求医生赶快给母亲止痛，医生只给了一颗止痛栓剂。并说光止痛没用，关键问题是要找到病因。我们再一次无力而又无奈地望着母亲。塞了一个止痛栓剂后，母亲的疼痛似乎缓解一些，说让医生给她打小针，小针止痛快些，不要打吊针，或者给她弄一些缓解胃胀的药物，但是都被医生否决了。

我给母亲揉着身子，问她如果需要手术她愿意不愿意。母亲说她在家里来的时候说过不做手术，现在看来找不到原因止不了痛，也只能做手术。我安慰着母亲，说在医院里不要紧，打了麻药做手术也不痛，我们都在外面等着，做了手术病就好了。母亲望着我和弟妹，点了点头。

母亲在一阵一阵的疼痛中煎熬，我们在给母亲做不做手术上挣扎纠结，医生也在做不做手术上犹豫，怕母亲不能从手术台下来。

等到母亲最终进入手术室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两点。我们的手里多了一份母亲的病危通知书。母亲进去的时候倒比先前安静了许多，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只有手术才能解除母亲的痛苦。三点多手术室里的医生拿出从母亲卵巢取出的一大一小两个囊肿，大的似鸡蛋，小的似板栗，还有一段有些变黑的结肠，确诊母亲剧烈的腹痛是因为结肠穿孔。异物已经进入腹腔，如果不手术母亲顶多只能活两个小时。手术后母亲只能挂一个袋子在腰间排便。

五点多母亲从手术室里出来。望着母亲，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我的心又一次被绷得紧紧的，那是一种痛彻心扉的感觉，我抚摸着迷迷糊糊的母亲的脸，泪水止不住的流下来，我多么不愿意我苍老的母亲挨这一刀啊，这一刀如同割在我的心上!

母亲从手术室出来之后，就不能明确地说话了，只是点头摇头。在此后的一天多时间里，母亲时不时会因为身体不舒服而手脚乱动，我们担心母亲动掉身上的管子，只得抓住母亲的手，像哄小孩一样告诉母亲不能乱动，过一天就会好些。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会转过头来望着我们，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我们还在傻傻地等待母亲会好一些，会和我们说说话，说饿了想吃东西，说让我们搀扶她起床走走……

母亲最后和我的交流是在9日晚上，因为头天晚上一夜未眠，晚上九点多的时候，母亲拼命推弟妹的手，问了很多母亲皆摇头。她的眼睛望着我和老公，最后弟妹问她是不是让我们回来睡觉，母亲点点头。我知道母亲是清醒的，知道我们头天熬了一夜，我高兴地用手拍拍母亲的脸，笑着说：“你还真行呢，医生说怕你下不来手术台，你多坚强啊，现在麻药醒了是有些疼，过一天就好些了，快快好起来啊!”

母亲目不转睛地望着我。我用棉球给母亲润了润嘴唇，嘱咐了弟弟弟妹和侄儿一些东西，和老公回家了。

凌晨四点多，二哥的电话响起，我知道母亲可能有事，赶到医院的时候，大哥二哥三哥大弟和小弟都在，二嫂和弟妹们也在，侄儿已经坐在医院的大门口流泪，我冲进病房，母亲的眼睛已经不能动了，只有嘴角还在微微地颤。我轻轻拍着母亲的脸，一声声叫着母亲，母亲已经没有了反应。小侄儿赶到的时候，母亲的手脚已经冰凉，只有上身和脸颊还有一些温度。小侄儿哭着抓住母亲冰凉的手，拼命地搓着，企图让母亲的手温暖起来。他哪里知道，纵然是千声万声，也留不住母亲匆匆奔向天堂的脚步;纵然是使尽全力，也无法让母亲的手再温暖起来。10日早晨6点36分，我的82岁的母亲血压消失心脏停止跳动。

母亲从入院到离去一共只有短短的30多个小时，而我的母亲起病的那天早晨还在帮着弟妹晾晒辣椒皮，全然看不出她的身体会潜藏着很多病疾。我实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深深地感到生命之无常。最让我心痛的是母亲从入院到离去都没让她吃一口东西。

我真的后悔，应该在母亲进入手术室的时候，问问母亲还有什么愿望，和她多说几句话。谁也没有料到此后再想听母亲说话已经是不可能了，纵然是我们姊妹八个再想挽留她也是不可能了。她去往天堂的脚步太过匆忙，我们唯有祈愿母亲一路走好，在天堂里幸福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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