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燮(1144—1224)，字和叔，庆元府鄞县(今浙江宁波)人，人称絮斋先生，南宋时期浙东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为“明州淳熙四先生”(又称“甬上四先生”)之一，是陆九渊心学在东南的主要传人和重要代表人物，将心学向政治伦理化的方向作了极大的发展。他摒弃空谈，把治学与社会实践密切结合。他倡导做学问要经世致用，虽传承陆氏心学，但兼采诸家之长，不以门户之见而自闭耳目;他体察民生疾苦，关心社会实际，以兴邦济国为己任;他耿直清介，嫉恶如仇，终身以名节自期。

一、袁燮的哲学思想

1.“心即理”的宇宙本体论

“心即理”的宇宙本体论是袁燮哲学思想的基调和核心。他传承陆氏心学，以“心”将天地万物统一起来，以寻求至高境界的“天人合一”。袁燮以“心”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提出“心”与天地同本、与圣贤同类的思想，目的在于论证现实社会的价值原则和伦理规范的合理性与神圣性，赋予“心”以价值色彩，将人间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准则都视为“心”的体现。他说：“吾之本心，即古圣之心，即天地之心，即天下万世之心圣人即我，我即圣人。”天、地、人和世间万物是相通的，统一的根据是“心”，“心”是超然存在的，没有天、地、人和万物的区别，“此心无天人之殊，天得此而为天，地得此而为地，人得此而为人”。“心”是万事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根本。此外，袁燮还认为“心即理”，“此心此理，贯通融会，美在其中，不劳外索’’。

“心”在袁燮这里归根结蒂是指道德伦理的本源。他提出了“吾心即道”的观点，“吾心即道，不假外求。忠信笃实，是为道本”，“道不远人，本心即道。知其道之如是，循而行之，可谓不差矣”。这样，袁燮就通过赋予“心”以普遍存在、涵盖万物、超越万物的特性，确立了“心”至高上的本体地位。

2.“性情皆善”的人性论

在人性论上，袁燮继承并融合了孟子的性善论、张载的气质之性论及陆九渊人性受之于天的思想，提出“性情皆善”。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关于人性，孟子最早提出了性善论，然而对于现实世界中恶的萌生及存在根源却未能给出清晰的说明。北宋时期，理学家张载“气质之性”的提出，不仅说明了人性的来源及人性本善，同时又指明了恶的来源。陆九渊则认为人性乃天理之表现，人性受之于天。袁燮的人性理论，在基本沿袭孟子性善论的同时又吸收了张载和陆九渊的观点。他肯定人性是善的，“性情皆善”。他以孔子所讲的“诗无邪”为依据，认为在上古先王时代，“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发而为诗，莫非性情之正”，“夫寂然不动之谓性，有感而发之为情，性无不善，则情亦无不善，厥名虽殊，其本则一”。_4_(哪舛’既然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则情亦“可以为善矣”。《礼运》系“孔子之遗言”，认为喜怒哀乐爱恶欲，“是七情者，弗学而能，人之良能也，岂有不善者哉”。所以，诗人“咏吟情性”，“发乎情，民之性也，合二者而一之，毫发无差，岂非至粹至精，同此一源，不容以异观耶”。人性本善，由此“发之为情”，也就是“人之良能”，当然也是“善”的。袁燮的人性论实际上是把孟子的性善论贯彻到底。

正由于“性情皆善”，袁燮肯定人欲的合理性，主张“顺乎人情”。如对于男女之情，他说：“男女相悦，亦人之情也。”‘胛’对于辛劳与安定，他亦有自己的见地：“好逸恶劳，人之常情也!”“安佚者，人情之所甚欲;行役者，人情之所甚惮也。”‘当政者“为政”，更要“顺乎人情”，“合乎人心”。他说：“诗日：宜民宜人，取其人民之相安也。”“夫人情之相安，则有和顺而无乖戾，有欢乐而无怨仇，岂不甚可贵哉。”又说：“《易》之《咸》日：‘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人心至于和平，则风俗粹美，不可以有加矣。”

袁燮只肯定发之“本善之性”的人欲是合理的。但是人生活在群体环境之中，毕竟还会受到习俗和物欲的影响，使人的“本善之性”受到私利、私欲的熏染，使得人欲超出了义理的范围。“有己之心胜，则待物之意薄”，“朝思夕虑，求足其欲”，“何其不仁哉”“小人之心”，“朝思夕念，不过于爵位之崇，禄廪之厚，以足夫一己之欲”。对此，他认为，“由天理而行，则是心常明;为人欲所蔽，则是心必昏”‘胛’。这种背离“天理”的人欲当然失去了它的合理性，必须给予否定。

3.“本心即道，循而行之”的认识论

在认识论上，与其他心学家一样，袁燮同样讲求以内省的方式提升道德修养。相对于陆九渊，袁燮讲求的道德修养方法和途径趋于平实、具体，有调和朱、陆的倾向。与道学家所讲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格尽万物以求天理”的方法不同，陆九渊讲求的是“易简功夫终久大”的修养方法，强调整体的彻悟，强调“先立乎其大”，以“发明本心”。朱熹理学的出发点是格物致知、循序渐进，陆九渊心学的出发点是发明本心、洞悟整体。袁燮讲求的修养方法在承接陆九渊“发明本心”的基础上，也认同朱熹循序渐进、持敬渐修的原则和修养提升方法，认同他所讲的学者应该具有勤奋精神和虔敬态度。此外，袁燮同样很重视读书，认为博览群书是为学的一件大事，“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有一个勤，才不勤便有间断，才间断便有过失九仞之山欠了一篑，便不成这山，十分功夫欠了一分，岂能至于圣”这些论述已经渗透了朱学的一些意味。

二、袁燮的政治伦理思想

袁燮曾长期在基层为官，对民生疾苦和军国大事都有深刻的见地，作为心学家，他的哲学思想也渗透到其政治实践中，其心学指导下的政治伦理思想值得学界探究。

1.“顺民心、得民心”的民本观

袁燮的政治伦理思想中最突出的便是他的民本思想。袁燮强调统治者为政必须先“顺民心”、“得民心”，这也是他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的出发点。《絮斋毛诗经筵讲义》序说：“上以树君德，下以励臣节，穷源推本，尤在于顺人心。”关于“得民心”，袁燮说：“人之为政，悦人心于一时者易，得人心于悠久者难。”“人纯乎天，发而为政，皆与天合。以我之心，感民之心，民之不能忘，由我之不可忘也。”

“以民为本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现象，主要体现在为政者对待民的态度上，讲的是为政者要仁爱民众，理顺民心，赢得民心，实际上就是讲如何勤政爱民的问题。勤政爱民构成了民本文化的核心内容。”而在具体的政治实践和操作过程中，勤政爱民最核心、最重要的伦理导向就是统治者常怀爱民之心，以民生为念。这在袁燮“顺民心”、“得民心”的民本观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如袁燮非常强调统治者“仁”的精神。他指出，统治者要顺应天心，人君爱民是顺应天道的表现，“人君之仁民，必如天之无不爱可也”。在袁燮的奏疏和文集中常常流露出对广大下层民众奔波劳顿、生计艰难的生存现状的深深体恤和忧虑。平和之年，袁燮提醒君主不要为京城周围物阜民丰的繁盛景象所迷惑，要想到远方还有无数的困顿民众需要救助，“都城之内，财货疏通，米价至平，闾阎熙熙，远过曩El，民生似已安矣。而远方之民，凋敝乎财赋之烦，愁苦乎刑戮之惨，虽当丰岁，犹不聊生，则难以谓之举安”。

饥荒之年，面对饥民的悲惨境况，他上书皇帝，指出赈济灾民为当前急务，是安定民心、施行仁政的重要措施。同时袁燮更深刻地体察到，赈济灾民也是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动乱发生的重要措施，他以东晋末年流民李特李雄的动乱为例，“昔者东晋之末，李雄李特之流，初起不过流民，寝盛空能据蜀，监观往事，可为寒心”指出赈济灾民、关心下层民众的疾苦至关重要。他对流民可能引发的社会动乱问题深怀担忧，并对救灾物资的来源作了充分的论证，他规劝人君：“我朝内帑之储，本为凶荒之备，耗于侈用，诚为可惜，所宜特发睿断，申敕攸司，止绝他费，专以救荒为急，推广天心，大施仁政，则垂绝之命续，而作乱之萌折矣。”

在提及酷吏对民众的压迫时，袁燮规劝统治者要注意改善吏治：“吏贵乎廉，而贪浊者众;吏贵乎良，而残酷者繁，或催累年积欠，鞭篓不止;或借朝廷威令，罗织无辜，此百姓所以不堪其苦也，陛下能尽知乎?”他在多篇奏疏中都提醒君主注意民生境况，大行仁政，可谓用心良苦。这些言论也构成了袁燮“顺民心”、“得民心”的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

2.“以德、仁治天下”的君道观

“德”和“仁”是袁燮君道观的核心。

与历代儒者相似，为了规劝君主，袁燮在君主之上引入了“天”的概念，以“天”之精神为坐标，规正人君的行为。只是在袁燮的概念里，“天”是和“民”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实际上，上合“天心”也就是要下合“民意”。他说：“臣闻人君之德，莫大于敬天，尤莫大于法天。盖法天者敬天之实。宅天位之尊，精神运用，形见于天下者，无往而非天，是之谓敬天之实。徒日敬之，而不能法之，亦犹心慕其人，不知效其所为。”君主最重要的品德就是顺应天意，仅仅心领神会还不够，还必须把这些理念付诸具体的政治实践。“天”作为最高正义和真理的化身，在这里具有了绝对的价值评判意义。袁燮以“天”之精神作为政治伦理的最高坐标，在用人、纳谏、吏治和裕财等各个方面对君主谆谆善诱。

在德治方面，袁燮非常强调君主个人的道德修养，他认为君主“宅天位之尊”，必须注意完善个人的道德修养，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自己的权威和形成强大的感召力。他这样讲道：“明主精神在躬，运乎一堂之上，而普天之下，事事物物靡不精神也。岂非帝王之盛烈欤?”这里所强调的就是君主在精神方面对民众的巨大感召作用。

袁燮非常看重人君广开言路、纳谏兼听的精神，同时他认为这也是君主认识是非得失、了解臣下、区分贤佞、正确用人的重要途径。嘉定六年(1213年)后，袁燮开始在朝中为官，期间他屡次上疏宁宗，规劝君主纳谏兼听，了解世情：“陛下欲周知是非得失之实，要在勤于好问。”“勤于好问，实帝王之盛德_(袁燮认为君主只有勤政好问，才能真正了解当前的时事形势、民生疾苦和吏治状况，也才能在了解实情的基础上采取有力的施政措施。正如其所言：“陛下诚能自今以往，有疑必问，咨访宰执，日益加详。至于从臣之献纳，一谏之奏陈，百官之疏对，监司郡守之升殿者，人人咨访，究其所蕴，必将披沥肝胆，效其忠诚，而事无巨细，岂有所不知哉?”

3.“磨砺进取求统一”的军政观

袁燮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中始终进发着积极进取的奋发精神，他曾这样勉励君主：“臣愿陛下毋以宽裕温柔自安，而必以发强刚毅相济，朝夕警策，不敢荒宁，以磨厉其精神;监观往古，延访英髦，以发挥其精神。日进而不止，常明而不昏，则流行发现，无非精神矣”这种奋发精神又集中体现在他期盼国家南北统一的政治观中。“独以振兴恢复之心望其君”是袁燮政治观的突出特点。袁燮曾这样感叹：“呜呼!处今之世，何可一时一刻，不以边事为念乎?”面对国家残破、金兵压境的危难局面，袁燮对国家前途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他在奏疏中这样提醒宁宗：“陛下视今日之势，安耶危耶?强耶弱耶?如其安且强也，虽方盛之强邻，犹乡风而慕义。今者蕞尔残金，犹敢肆其恣凌，则中国之不安不强，亦已甚矣!舟漏而不窒，室欹而不扶，将若之何?此臣所为夙夜懔懔，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也，陛下可不深念之哉!”他认为南宋君臣应该自强不息，以恢复国家统一为第一要务。他强调君主在国家危难之际要有自强不息的“刚健”之心，呼吁南宋君臣“法天行健，磨砺精神，破庸人之论，以强中国之势”。

袁燮属于主战派，主战但不盲目，具体到边患的应敌策略上，袁燮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思路。他认为在边患问题上，充分的准备是至关重要的：“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他提醒宁宗：“臣窃惟当今之务，备边为急，要当精讲而熟计之然则今之边防，岂可有一事不备乎?”2H首先，他指出内帑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国朝之有内帑，所以为军旅凶荒之先备也。””丰厚的军财储备是应敌最基本的保证，君主必须高度重视，加以爱惜，“此内帑之储，所以不可不爱惜也”。其次，在上疏宁宗的《谕边备札子》中，袁燮就边备中存在的重大疏漏作了充分的论证和翔实的提议，这些疏漏涉及到了作战时机的捕捉、君臣上下对边患问题意识的统一、对敌人优势劣势的把握，以及军纪严明的训练、士兵的培养等各个方面。缜密可行的对敌军事策略，从战略到战术的严密构架，都显示出袁燮有勇有谋的军事思想和“磨砺进取求统一”的军政观。

在斗志和思想上，袁燮这样勉励君主：“思天变之可畏，惧国势之将危。无一日不修攻战之具，无一日敢忘侵侮之耻，选择将帅，如恐不及，练习士卒，常若寇至，而绝口勿言通和，此则帝王之雄略也!”其言之切、情之深，字字句句无不浸染着强烈的民族精神和“磨砺进取”的忧患意识。

三、结语

综而观之，袁燮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伦理思想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哲学思想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心学指导，政治伦理思想则是其心学思想在人世时的实践表现。无论是袁燮的哲学思想，还是政治伦理思想，都渗透着浓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强烈的民族精神。只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这些思想的精髓并没有为昏庸的当政者所领悟。但是，作为一代名儒，袁燮积极人世、关心时政的优秀品质依然值得我们称道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