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不端行为表现为论文买卖、抄袭剽窃、论文造假、一稿多投、搭车署名、来稿照登等。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浮躁、浮夸心态和行为,科学评价体系的缺失,知识产权法律意识淡薄是导致论文不端行为的主要原因。这类现象有害于良好学风建设,制约科研队伍的发展和科研人才的成长,影响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声誉和地位,阻碍民族思维能力的提高并影响科技创新。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著作权角度分析学术论文买卖现象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从著作权角度分析学术论文买卖现象全文如下：

摘要：作为学术能力和科研水平的学术论文能否被作为商品一样在市场上买卖，在买卖中所转让的是什么样的权利。沈履伟案涉及学术腐败中罕见的联手作弊手段，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从著作权角度进行分析，对著作精神权利的署名权的可否转让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著作权;署名权;精神权利

一、 案件引例

天津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沈履伟剽窃案，涉及学术腐败中罕见的联手作弊手段，又为恶人先告状，且剽窃者令人惊愕地一审胜诉，成为中外知识产权案中极为罕见的特例，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训诫性，因而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和新闻界的一大热点。

2004年8月，天津市语言学会在学术批评网发表《关于天津外国语学院教师沈履伟〈求是集〉的剽窃问题——天津市语言学会致天津市有关领导和天津外国语学院的公开信》，其中写道：“天津外国语学院汉学院的教师沈履伟去年申报正高职称科研成果《求是集》一书，全文剽窃他人公开发表的论文10篇。像这样连标题带正文只字未改的全文剽窃，字数之巨，篇数之多，手段之拙劣，实属罕见，已成学术腐败一典型，且为津门学术界一笑柄，激起兄弟院校许多教师的愤慨!剽窃者所在校——天津外国语学院对此应严肃处理，但剽窃者迄今仍趾高气昂，这很不正常。”公开信向天津市有关领导及天津市外国语学院及其他院校领导进言，建议采取一系列措施以维护学术健康发展，遏制歪风，弘扬正气。

2004年11月24日沈履伟向河西区法院起诉，以所谓“侵害名誉权”为由，将天津语言学会和学术批评网告上法庭。同年12月13日天津外国语学院给一审法院出示了司法证明：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天津外国语学院2004年10月14日作出的《天津外国语学院关于沈履伟同志“违反学术规范”问题的处理意见》中提出“沈履伟同志存在明显违反学术规范的现象”是指沈履伟同志在出版《求是集》一书的过程中，未注明与董志广同志合作创作作品的事实。上述合作创作情况，董志广同志曾向我院出具证明。

2005年5月30日，天津市河西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1]

一、被告天津市语言学会停止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

二、被告天津市语言学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沈履伟精神损失费1000元;

三、被告天津市语言学会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中国学术批评网网站上刊登声明，向原告沈履伟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四、驳回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公证费900元之请求。

诉讼受理费510元，其他费用100元，由被告天津市语言学会承担。

天津市语言学会对这个判决不服，2005年6月8日上诉至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请求：撤销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2004)西民二初字第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沈履伟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裁定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两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沈履伟承担。

2006年1月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对沈履伟诉天津市语言学会侵害名誉权案作出终审判决：[2]

一、撤销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2004)西民二初第235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沈履伟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10元，其他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10元，共计1120元均由被上诉人沈履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 法理分析

天津市语言学会对这个判决不服，上诉至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请求撤销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2004)西民二初字第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沈履伟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裁定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两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沈履伟承担的主要理由是：

1、原审认定涉案13篇文章系沈履伟与他人合作完成，系错误的。事实是沈履伟根本就没有参与共同创作作品的证据，沈履伟将他人早已发表的作品照搬过来，变更署名为自己的姓名，剽窃他人作品，其行为属于剽窃。

2、根据法律规定，著作署名权不具有财产性，而与作者的人身相联系，是一种著作人身权。它与作者本身不可分离，专属于作者，不能也不允许转让、继承或放弃。董志广发表12篇作品在先，已经通过其作品首次发表表明作者为董志广，排除了与其他作者合作的可能性。因此，董志广向沈履伟转让著作署名权无效。而权利人将其作品许可他人使用，不包括属于人身权的署名权，因此封野没有权利将属于自己人身权的署名权转让给沈履伟。

2006年1月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对沈履伟诉天津市语言学会侵害名誉权案作出终审判决的根据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实施细则的规定，创作是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创作作品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合作作品是指作者为二人以上，有共同创作的主观合意和共同创作作品的行为而创作的作品。合作作品要求作者之间有共同的创作意图，并且各方都为作品的完成作出了直接的、实质性的贡献。涉案13篇文章早由他人为作者署名公开发表，而沈履伟没有举出能够证明其与该13篇文章的署名作者就该13篇文章的创作有着共同的合意和共同创作作品的行为。故沈履伟所述其系涉案作品的合作作者，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实施细则的规定，著作署名权系著作人身权的一种，该权利与作者的身份具有不可分性，法律禁止未参加创作的人在作品中署名。沈履伟没有举出证据证明其参加了作品的创作，其以作者之名署名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且沈履伟的行为足以使读者相信《求是集》所收录的文章系沈履伟的个人作品。故，沈履伟在其出版的专著《求是集》中收录的涉案13篇文章构成了对他人作品的剽窃。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对沈履伟诉天津市语言学会侵害名誉权案作出终审判决。撤销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2004)西民二初第2352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沈履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10元，其他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10元，共计1120元均由被上诉人沈履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 署名权

署名权，是指作者在其创作的作品及其附件上如何标记作品来源的权利，也称为姓名表示权。著作权法规定，署名权系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作品是作者心智和劳动的结晶，在作品上标记姓名，以真实反映作品和作者之间的“血缘”联系，既是对作者创作行为的尊重，也是满足社会公众知情权的保障。署名权行为是作者和被视为作者的法人和和非法人团体拥有的权利，其他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行使此项权利。所以，署名权还隐含着另一种权利，即作者资格权。法律保障署名权，意味着禁止任何未参加创作的人在他人创作的作品上署名。根据这一权利，作者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其创作的作品上署以非作者的姓名，都是无效的民事行为。署名彰显作者和作品联系的客观事实，该既定事实不因时间的推移、世事和法律的变迁而改变。署名权如何行使，著作权法没有作明确的规定。通常可用真实的姓名，也可以用笔名、别名或者隐去姓名不署。不署姓名是署名权的行使之一，不等于不享有或者放弃所有其他著作人身权和财产权。以作者隐去姓名为由否定其作者身份，进而剥夺作者的其他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为，是违反著作权法的。

法律明确规定署名权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不同作品来自不同作者这一事实不被人混淆，署名即是标记，旨在区别。[3]署名权不同于作者的民事人格权，它不因作者的死亡而消失和改变。因此，行使署名权应当奉行诚实的原则，应当符合有效法律行为的要件，否则会导致署名失效的后果。

四、 作品精神权利在大陆法系的发展

作品精神权利理论起源于法国，之后逐渐为大陆法系其他国家接受。在1793年法国议会制定第二部著作权法之后，有关著作权的本质，存在两派学说。一派认为著作权是一种财产权，该学说被视为传统学说，以加斯塔姆彼德及其支持者为主导。另一派认为，著作权是一种更为抽象的“人格权”派出出来的一类权利，即著作权为人格权，深受康德影响的雷诺及其追随者持此观点。在1848年到1850年之间越来越多的法国学者反对将著作权纳入财产权之列。1860年前后，法国学术界出现了一个所谓的“人格主义”学派猛烈抨击著作权属于财产权的传统观点，终于在1878年法国学者莫里洛明确提出，并在法律意义上使用“著作人身权”的概念。

在这之后，学者继续探讨、辩论著作权为何种类型的权利。以波依莱为首的一批学者综合、吸收著作权属于财产权的不同流派的思想，提出了“知识产权说”。根据这一学说，著作权有人身权和财产权共同组成。莫里洛在提出著作人身权的法律概念之后，又进而论述了著作权的双重性质。在他看来，著作权是由两项内容构成的：第一项内容属于“完全的人身自主权”，这一权利禁止违背作者的意愿而发表作品，禁止以作者以外的他人名义发表作品，以及恶意及拙劣的复制作品;著作权的第二项内容是专有的是专有的使用权，它是由实在法赋予的一种纯粹的经济权利。至19世纪80年代，作者对作品享有发表权、署名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权的观点已为法国学术界普遍接受，并且上述权利被认为是人身权。

关于著作权的本质的探讨和争论还发生在善于思辨的德国学者之间。康德在1785年所表达的观点就已涉及著作权的人身权属性。这位哲学家认为，著作权实际上是人身权利。按康德的观点，作者的作品是通过出版者向公众发表的演说。对作为有形艺术产品的一册图书，可拥有人身权利。后来的学者又进一步发展了著作权的“人身权利理论”。这当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冯、吉尔克。他被誉为著作人格权之父。他认为著作权的对象是智力作品，这一智力作品人格的表露，作者通过创作活动使自己具有个性特点的思想反映。

他认为尽管著作权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确实是为了保护经济因素，但是法律保护的所有权利均源自于作者对作品的保密还是将其公布于众这一重要权利，这就是人身权，而人身权本身没有期限，债权人也不能对它申请强制执行。他甚至极端的认为著作权中只有人格权，无其他，“复制、表演、演奏等专有权利也未必具有经济性质，因为作者可以在没有经济利益的情况之下行使这些权利鉴于作者为确保其人身受到保护，无论如何要保留其对作品享有的权利，权利的可转让性甚至都不会导致权利的全部转让，而只是转让复制等权利。因此根据这一理论，著作权是以人身权利为基础的，只是附带地具有经济性质。”他的学说也被成为“一元说”。他还主张将民法上适用于人身权的规则及原则适用著作权。由于民法上的人身权不能转让，吉尔克便明确的将权利本身和权利的行使区分开来，并以此证明出版合同的合理性：即将权利的行使让与第三人的是可能的。

五、 作品精神权利的不可转让性

英美法系国家侧重于对作品经济权利的保护，著作权仅限于财产权，因此一般不涉及作品精神权利的转让。[4]除此之外，世界各国的著作权法大都规定作品精神权利不可转让。如《法国著作权法》认为，“精神权利是不可转让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意大利著作权法》的主张与《法国著作权法》大体相同。最为典型的是《日本著作权法》，该法认为，“著作人的精神权利属于著作人个人享有，不可转让”。《德国著作权法》认为，“著作权可以被继承并在并在共同继承人之间转让，此外不得转让。”

在此论述的作品的精神权利不可转让，是指作品精神权利作为一个整体不能转让，对于其中的个别权利未必不可转让。如发表权则是可以转让的，对于未发表的作品，它与作品使用权必须一道转让，否则使用权是无法实现的。除此之外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精神权利一般认为禁止转让。

在理解作品精神权利为何不能转让的问题上，学者们习惯性适用下面的推理：作品精神权利是人身权，人身权不能转让，所以作品精神权利不能转让。

对于反对者来说他们会认为作品精神权利是财产性权利，而所用的推理是：财产权是被许可转让的，作品精神权利是财产权，所以作品的精神权利可以被转让。在这个推理中，大前提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并非所有的财产权都能转让。当财产权利的转让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法律便会予以禁止。如我国禁止土地所有权、枪支等财产的转让，但无论如何不能由此否认土地和枪支的财产地位。 法律所以禁止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作品精神权利的转让，也是基于保护公共秩序的需要：

第一、在一般情况下，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作品精神权利的转让会侵害社会评价体系。作品本身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评价工具，如论文、科研人员职称评定均通过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的考核来检验相关人员是否具备相应的知识水平。社会往往正是通过作撰写的特定论文和著作来评价其学术水平，从而为选拔优秀人才提供重要参考。若作品的精神权利可以被自由的转让，也就是意味着版权绝卖，即作品作为一种商品可以彻底自由地买卖。社会评价体系会因此紊乱，人们无法辨认谁是真正的智者。

第二、在一般情况下，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作品精神权利的转让会侵害社会思想体系的有序性。作者的思想、观点的载体，他体现了作者的观点和看法。在允许版权绝卖的情况下，甲的观点可以瞬间成为乙的观点，我们无法寻找思想的源泉，也无法知晓谁到底要表达什么样的观点。社会思想体系的有序性势必会受到侵害。

也正是基于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维护，在一般情况下，署名权这样的作品精神权利也是禁止被转让的：法律禁止违反公共利益的财产权利转让，作为财产权利的作品精神权利转让违反公共利益。那么法律会禁止作品精神权利的转让。

总之，法律不允许作品精神权利转让是基于公序良俗的考虑。如果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扰乱了社会正常的评价秩序。法律就一定会加以制止。

注释：

[1]《震惊国内为的学术打假大案始末》，天津市语言协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5页。

[2]《震惊国内为的学术打假大案始末》，天津市语言协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6页。

[3]《知识产权法》，曾宪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89页。

[4]《作品精神权利论》，杨延超，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190页。

参考文献：

[1]天津市语言协会.震惊国内为的学术打假大案始末[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曾宪义.知识产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杨延超.作品精神权利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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