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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学术论文篇一

中国社会文化史理论与实践述论

摘要：本文叙述二十余年来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发展历程，阐述了在理论探索等学术实践方面取得的成绩及其本土化等方面的特征，并就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走向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实践;特征

中图分类号：C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1)04—0036—07

中国大陆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复兴文化史研究，80年代中期再次兴起社会史研究，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举起社会史与文化史共生共荣的旗号，并出现“社会文化史”这一概念。二十年来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有了明显的发展。本文仅以中国大陆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为例，对这一发展历程进行简单评述。

一、研究阶段与成果

从1988年刘志琴发表论文到2010年4月《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的出版，是中国大陆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发展的第一阶段。

20世纪80年代末首先提出文化史与社会史相互结合问题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志琴研究员，她先后发表的两篇文章被学界视为“‘社会文化史’这一新学科概念的最初形成”。1990年李长莉发表《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一文，明确提出了“社会文化史”的学科概念。梁景和于1991年开始在学术领域运用“社会文化史”的概念，并于1994年在自己的博士论文提要中说明本论文的“社会文化史”的属性，认为自己的博士论文《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是“社会文化史研究范畴的一个具体领域”。

1992年与2001年，在北京先后召开“社会文化史研讨会”和“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两次学术研讨会，会议集中探讨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方法问题。2005年、2007年和2009年分别在青岛、乌鲁木齐和贵阳召开三次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有相当数量的社会文化史论文发表，也有探讨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文章。2009年6月和10月，在北京召开了两次“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这是首次以社会文化命名的学术会议。

近二十年来，关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包括刘志琴主编、李长莉、闽杰、罗检秋撰写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梁景和的《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009年第2版修订本)，李长莉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严昌洪的《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李长莉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现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至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年修订版)，孙燕京的《晚清社会风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余华林的《女性的重塑——民国城市妇女婚姻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另外，杨念群、孙江等主编的《新史学》(中华书局版)，孙江、黄东兰、王笛等主编的《新社会史》(浙江人民出版社版)亦有其独特的研究意旨，可专门论述。

2010年4月28日召开的《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回顾与走向座谈会》标志着中国大陆社会文化史发展新阶段的开始。近一年来主要发展事项有：2010年6月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2010年9月召开了“首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另外，近期还将出版“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第一本《民国社会教育研究》和《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思想交汇——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学术沙龙辑录》第一辑等。

二、理论探索

关于社会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在1992年“社会文化史研讨会”和2002年“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均有很多学者对此展开讨论，并发表了很多重要的学术见解，参见有关会议纪要和综述。下面仅就几篇理论探索论文作扼要介绍。

刘志琴的《青史有待垦天荒——试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开篇就强调“历史学在当代的发展却亟需要从社会文化的大视野，开拓自己的新领域”，申明了开拓社会文化史的学术意义。同时指出“社会文化史是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强调大众文化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主要问题，“因此探讨人民大众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关注热点和价值观念的演变和时尚，必将成为跨世纪的热点问题引起社会的关注，推动这一研究领域的兴旺”。刘文重点谈四个问题：其一，传统史学的饥饿，导致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刘文从中国传统史学的成熟，政绩训令、文治武功、礼仪大典、星变灾异、生产经济、征伐边务无所不包谈起，指出中国史学虽然成熟但不完备，因缺乏民众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感受等重要内容而使中国史学形成了“历史饥饿”现象。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重写中国历史，于是贴近民众生活的社会文化史必将应运而生，这是史学的进步。其二，改革开放引出史学发展的一条新线索。从文化史到社会史再到社会文化史是改革开放以来史学发展多条线索中之一条。80年代初，文化史开始勃兴。80年代中期迎来了社会史的复兴。90年代出现了社会文化史。其三，世俗生活的理性化。以礼化俗即为礼俗，礼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特质之一。精英文化的价值观渗进世俗生活，使世俗生活理性化，这就是世俗理性。精英文化通过以礼化俗的过程推向下层民众，所以又是精英文化社会化的结果。生活伦理意识是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中稳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这种民族文化心理是社会变革中最难触动而又必须触动的层次。从世俗理性剖析历史上的社会文化，有助于现代人具体地认识社会生活与思想观念的双向联系，认识深潜在一般行为后面的文化内涵，这是真切的理解

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和探索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途径。其四，贴近社会下层，求索历史真相。生活在下层的民众与上层精英的价值观念不尽相同，下层民众受经济生活的驱动较大，而与伦理价值大相径庭。思想启蒙要收到预期的效果，还要有经济生活发展的推动和社会风尚的变化，这是召唤民众最坚实的力量。没有这个基础，启蒙者迟早会陷入曲高和寡的境地，要根本改变层层相因的习惯势力，只有依靠现代化的启动，加速推进小农社会向工业化的转化，这是全方位的，极其深刻的社会转型，是真正推陈出新的动力之源。刘文最后发出了“社会文化史的建树为改变中国通史的 面貌，定会作出新的贡献。社会文化史，是有志者自由翱翔的新天地!”的感慨。

李长莉的《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一文，把“社会文化史”视为新角度和新方法，认为“社会文化史”这一概念“是鉴于历史研究的现状，综合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及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新角度和新方法而提出来的”。李文对“社会文化史”的学科概念作了完整的阐述。她认为社会文化史是文化史下面的三个层次之一，即物质文化史、社会文化史和精神文化史中的一个层次。而社会文化史是指“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历史。即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组织、制度、道德、风俗习惯、娱乐方式、传播方式、语言文字等与思想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她认为社会文化史“是最丰富、最直接地体现人类文化的社会性、复合性的层面，是精神文化的社会体现。它既是抽象的，不是附着于某种物质性实体;又是具体的，是通过诸多具体现象构成和反映的”。社会文化史是否是文化史下面三个层次之一，这个问题今天还可以进一步讨论，比如可以换一个思维角度，不在原有框架内思考，可以把它视为新时代的新史观等，但无论如何，当时李文的论述确有新意，说他人所未说，言他人所未言。

李文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作了集中论述，认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是“丰富多彩、繁复庞杂的人类历史上的整体社会生活”，包括“社会组织、制度、教育、法律、风俗习惯、文化传播方式、娱乐消闲方式等等”。关于研究方法，李文认为“主要运用文化学及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更注重社会现象各元素之间的联系，它们的相互关系，及其各元素所反映的某种具有共性的、隐藏其后的精神因素。它主要运用分析和比较的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李文还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意义作出了自己的阐释，认为“社会文化史的宏观研究，可以对某一历史时期社会大众的整体精神面貌进行描述和解释”，“社会文化史研究可以揭示某一时代的思想观念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社会文化史研究可以更全面地理解文化冲突、文化融合和文化变异的过程”;所以，“社会文化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新角度，不仅是可以成立的，而且可以大有作为。这一新领域的开拓，将会使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进一步深化，也会促进历史的丰富发展”。

梁景和的《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也是一篇理论探索文章。该文首先论述社会文化史的概念及研究对象，认为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一个社会的人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是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决定的;一个社会人们的生活变化引起了哪些思想观念的变化;由于新思想观念的影响使一个社会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一切都是社会文化史要研究的问题。文章重点谈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社会文化与国家意志的关系问题、社会运动的社会文化意义问题、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多维层面和多角度问题、社会文化研究的常态和动态问题等等。梁文还谈及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方法与史料问题，认为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为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二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三为创新的理论与方法。文中详细介绍和阐述了以田野调查法为重点的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认为田野调查法是从事社会文化史研究、搜集资料的重要方法之一。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史料问题，梁文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梁景和的《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承接上一篇论文之后的又一重要著述。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社会生活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视角和领域，成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梁文首先对社会生活进行概念上的界定，认为“社会生活是指人们在以生产为前提而形成的各种人际关系的基础上，为了维系生命和不断改善提高生存质量而进行的一切活动的总和”。该文对这一界定作了理论释义。接下来，梁文对社会生活的理论范畴进行了重点阐释，社会生活的理论范畴是指在宏观层面上的几个重要概念和问题，它是关注社会生活和研究社会生活的思考域和切入点。文章指出，社会生活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的区分，广义的社会生活是指人类整体的生活状态，它包括政治生活状态、经济(物质)生活状态、文化(精神)生活状态、社会生活状态。而狭义的社会生活专指社会生活状态。狭义的社会生活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它在不同的时代所反映的具体内容是不同的，它也随着时代的进化而不断的发展和变化，有的消失，有的生长，但总的趋势是因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活的多元趋向而使社会生活的内容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生活内容的领域不断地扩大。广义的社会生活里面包含着人类整体的社会生活，也包含群体的社会生活，还包含个体的社会生活。同理，狭义的社会生活也包含人类整体的社会生活，还包含群体的社会生活和个体的社会生活。无论是人类整体的社会生活，还是群体和个体的社会生活，既体现着一种共性，又体现着一种个性，所以这种社会生活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体。群体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对象，要善于发现和关注群体。贯穿于人类社会的社会生活，存在着一些最基本的贯穿于人类社会的恒常内容，这些恒常内容在任何时代都要围绕着人类的生活，都要伴随着人类的生活，实际上就是它们呈现着人类社会不同时代的最基本的生活样式，因而它们成为人类社会生活最基本的内容。不同时代人们的生活观念是不同的。但是尽管不同时代人们生活观念不同，并不否认有着普世的贯穿于始终不变的生活观念，这种始终不变的生活观念一般是处于宏观层面上的。在同一时代，不同人群的微观生活观念也是有差异的。人群的划分是多种多样的，用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人群，由于各自特殊的生活环境，造成他们微观生活观念的差异。同一个体在不同年龄段，其生活观念也是有变化的。中国古语“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讲个体在不同年龄上的不同的生活观念和生活状态。社会生活的目标是要不断地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生活质量的高低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所谓绝对是指在不同的特定时期内，不同的生产水平给人提供不同的物质条件，人们会感到不同的物质享受，每一次新增的物质享受都能体现生活质量的提升。所谓相对是指个体的感受是不同的，心境的不同是影响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个体的身心愉悦，特别是心境愉

悦，不完全与物质生活的高低成正比。人们社会生活的质量是要追求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的统一。梁文最后还谈及社会生活与社会文化史的关系问题。

三、基本特征

二十年来，在中国社会文化史初步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反映出如下几个特征。

其一，社会文化史萌发的本土性特征。中国社会文化史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逻辑的产物，是中国文化史、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发展链条上的一环。

改革开放的大势催发了文化史的复兴，改革开放的深入迎来了社会史的兴盛。文化史研究偏重于精神层面，即关注思想观念、社会意识等问题的研究;社会史研究则偏重于社会层面，即关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等问题的研究;而社会文化史研究关注两者的共生共荣。很多文化观念问题反映在社会生活等社会问题的层面上，很多社会问题与文化观念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社会文化史就应运而生了。二十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文化史的萌发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逻辑的产物，主要研究者是从文化史、社会史研究而走向社会文化史领域的。刘志琴是在研究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基础上，首先洞察两者的内在联系，进而率先提倡研究社会文化史。梁景和于1984年入北京师范大学攻读中国近代文化史方向的硕士学位，学位论文《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习俗的变化》开始涉及社会史研究，而他在1994年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提要中明确指出本论文的社会文化史属性。李长莉长期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文化史研究室从事文化史研究工作，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倡并转向社会文化史研究。虽然个别研究论著受到西方史学的影响，但是总体上说，当时在中国社会文化史的萌发阶段，基本体现了中国史学自身发展逻辑的本土性特征。90年代末西方新文化史(或称社会文化史)渐次传人中国，开始对中国史学界产生影响，使更多的年轻学者投身于社会文化史研究之中，也促进了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长足进展。

其二，理论探索的自觉。前文谈到，刘志琴等人都先后撰文探讨社会文化史的理论问题，而社会文化史研究与社会文化史理论研究几乎同步进行，反映了理论探索的自觉，这无疑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文化史研究向前发展。在社会文化史的理论研究方面，90年代初就有很多学者积极参加理论探讨，诸如对建立社会文化史学科的意义，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等问题的讨论。新世纪初，仍然有一批学者关注并参与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探索，诸如杨念群、赵世瑜、高翔、张鸣、侯旭东、黄兴涛、左玉河、李少兵、蒋大椿、姜涛、葛兆光、张亦工等学者，分别就社会文化史研究是价值判断还是事实陈述、如何从社会日常生活中折射出观念的变化、社会文化史是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还是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心在哪里、社会文化史研究能否起到改进思想史的作用、中国学者能否建立自己的解释系统、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问题和方向何在等等理论问题和一些实际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和研究。这些讨论虽然还只是一般性的学术观念的陈述和探讨，还不具备完整的理论体系，但这些自觉的理论思考所呈现出来的学术见解对打开社会文化史的视野和规范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无疑意义重大。

其三，展现出绚丽多彩的研究成果。十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成果逐渐丰富，初步改变了十年前研究成果薄弱的状况。前文介绍的十余部书，有十部(包括修订本)是近七年出版的，有八部(包括修订本)是近三年出版的。很多近年出版的著述中能够看到对中国社会文化专著的介绍。另外还有几篇文章也有助于了解近年来绚丽多彩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专著和研究论文。李长莉在“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一文中介绍了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论著，她根据内容和形式的不同而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专史，即本身兼有社会史和文化史相交叉的性质，反映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相交织的一些专史，如风俗史、社会生活史、宗教史、教育史、婚姻家庭史、报刊或传播史等。第二类是综合史，即对历史上某一时段、某一地域、某一群体或某一历史现象，从社会和文化的多个方面进行综合研究，以求比较全面地展现社会文化的整体风貌，如综合史、群体史、地域文化史等。第三类是结合史，即将社会史和文化史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注重探求社会生活、大众文化与思想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最能体现社会文化史学科方法创新的研究路向，这方面的类别主要有心态史、社会与思想变迁史、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史等。左玉河与李文平在“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述评”一文中重点介绍了近代社会变迁与社会风俗史研究、近代市民社会与公共空间研究、近代中国诸社会问题研究、文化心态史及观念变迁史研究、国家社会互动关系及话语转化等问题的研究现状。黄延敏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进展”一文中着重介绍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当代中国婚姻、家庭、女性、性伦、服饰、话语、精神文化生活与社会心理等问题的研究现状。苏全有在“近十五年来的中国近代风俗史研究综述”一文中重点介绍了女性与婚姻、政治人物、事件与风俗、地域风俗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四、余论

关于如何推进社会文化史向前发展，李长莉、左玉河、黄延敏等均人撰文提出过建议和主张，他们共同的意见是：第一，社会文化史虽资料数量庞大，但非常分散、缺乏整理，因此搜集出版资料集显得尤其重要，既可方便研究者利用，又可尽量减少重复劳动。同时要关注田野调查，重视访谈资料的发掘整理和应用。第二，社会文化史总体上还处于初创阶段，相当多的研究者尚缺乏运用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的自觉性和经验积累，缺乏研究范式上的建树，还未形成公认的比较成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继续深入探索社会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亦显重要。第三，缺乏深入专精的高水平著作，尚未形成公认的研究典范。以上意见无疑是正确的，这些现象近年来虽然已经有所改变，但还没有根本上的突破，还要攻克难关，尽快完成相关的学术研究任务。

在此谈几点个人浅见：第一，建立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学术重镇。有条件的学术单位或学术团体可以明确地把社会文化史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主要领域和主攻方向，集中从事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工作，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其重要成果能够成为被认可的学术精品，引领社会文化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第二，抓基本社会生活内容和独特社会生活内容的研究。社会生活的内容极其广泛，既包括基本的社会生活内容，也包括独特的社会生活内容，还包括更多的处于中间地带的社会生活内容。虽然这几类社会生活内容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不能截然分开，但各自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基本的社会生活内容主要包括人类所共有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两性伦理、生老病死等基本的生活，这是维持生命和延续生命最基本的条件，也是最基本的生命历程，是任何时代，任何人都很难回避的生活内容，所以说它是基本的社会生活内容。研究一个时代或一个时期，一个地域或一个群体的基本社会生活内容的变化，有助于理解和认识社会政治经济、思想观念、风土人情的缓慢或急速变迁，有助于认识和理解那个时代和那段历史，并从中获得历史的启迪和生活的智慧。独特的社会生活内容主要指一个时期或一个地域，某些群体或一个群体独特的生活及其生活的变化。比如清末民初的剪辫运动，

五四时期男女同校兴起，1957年反右运动，80年代初“ 文化热”，90年代大众文化的崛起，新世纪初的“奥运热”等，均可视为独特的 社会生活内容。独特的社会生活内容是那个时代所独有、而其它时代所没有的。研究这样的社会生活，无疑也有助于认识和理解那个时代和那段历史，并从中获得历史的启迪和生活的智慧。所以在社会文化史研究中要同时注重研究基本社会生活内容和独特社会生活内容。第三，运用多学科的视角研究社会文化史。学科的划分是人为的，学科的划分使知识更加系统化和深化，以学科为本位进行学术研究无疑是一条最基本的路径。但学科的划分不是目的，学科之间不应当存在彼此隔绝的壁垒。只要是能够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学科之间的互动和交融是必要的，这也应当是一条新的路径。研究社会文化史，不但可以把多学科的研究成果视为史料，也可以借鉴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还可以体悟历史学与多学科共同的思维方式和思考的共同问题，这是多学科对话的基础，可以从这种互动的对话中深刻而又全面地认识和理解社会文化问题。第四，注重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搞历史，一般有一种习惯的想法，觉得研究的问题应当远一点，这样尘埃落定后可以看得更清楚。这个想法有道理 ，搞 政治史、 经济史、外交史、军事史都有这样的问题，起码有些史料不能马上解密，搞起来有困难。但社会文化史稍有不同，它研究的是社会生活，是大众文化，是生活观念，这些问题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它的史料来源极为宽广，也不需要谁来解密，反而时间越离得近，感受越真切，更易有自身的体悟，自身的把握。有些问题可以直接去观察，直接调查，直接交流，这种直观的感受带来的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升后的理性认识会更科学，更接近实际，更靠近真实。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社会生活、社会观念的变迁比上下五千年任何一段时期都更快速、更丰富、更显著、更激荡。研究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文化史，将会发现更多社会与人生的真谛，于此于彼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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