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黑格尔诸论述分析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概要地展现了他所把握到的哲学史的逻辑，但正因他任何领域的思想都服务于他的整个体系，他终结哲学史的哲学史理论也同他整个体系一样被哲学真正的历史终结了。但是，他的理论的思维方式和基本原则，却还在当代的哲学史研究中发挥难以消解的作用。

黑格尔认为：“哲学史上的事实和活动有这样的特点，即：人格和个人的性格并不十分渗入它的内容和实质。与此相反，在政治的历史中，个人凭借他……之所以为个人的条件，就成为行为和事件的主体。在哲学史里，它归给特殊个人的优点和功绩愈少，而归功于自由的思想或人之所以为人的普遍性格愈多，这种没有特异性的思想本身愈是创造的主体，则哲学史就写得愈好。”[1](P7)

但是，我们有必要区分哲学的问题和问题的解决。西方传统哲学关注的基本问题，在历史上虽然有层次上的提升，但始终没有离开对一个“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笃信与寻求。这是每一个哲学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史有它必然性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有逻辑可循的。这个逻辑就是，无论哲学家从哪个角度去阐释，无论他阐释得直接还是曲折，最终都要追究这个“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在我们承认这一点的同时也就等于承认了还有一些东西是偶然的，那就是哲学家对问题的解决。

黑格尔又拿数学特别是初等几何学的“历史”与哲学史进行比较，甚至否定别的科学的历史。黑格尔说它们“依内容而论，诚然也有历史。这历史诚然也有一部分是关于内容的改变和此前所公认为有效准的原则的放弃，但另一部分，也许是它的内容的较大部分，则是关于永久性的成分;而新兴的成分并不是从前所赢得的原则的改变，而只是对于固有的原则的增加或补充”[1](P15)。而且它们的进步也“只是由于新的材料的增加而丰富其自身，却没有引起内在的变化。像数学这种科学，它的历史在内容方面大体上只是一种记载或列举新贡献的愉快的工作而已。例如初等几何学自欧几里得创立以来，可以说是没有历史”[1](P15)。

如果说没有历史的是初等几何学，那么“初等哲学”①有无历史呢?而从“初等”几何学到“高等”几何学本身就是几何学的历史。哲学在黑格尔看来是先天为统一的，而几何学就要被分为初等的和高等的，为什么不能使用同样的原则对待同为人类知识的两种学科呢?

与其说黑格尔设定哲学史是有逻辑的，倒不如说他实在难以相信它没有逻辑。既然已经坚信了哲学的逻辑，那么任何证明都将成为说明。因此，将一个预设得周全了的哲学史按照同样规定好了的逻辑展开，这个过程——确认哲学史的逻辑的存在——便是没有什么新收获的分析判断。黑格尔说“哲学是理性的知识，它的发展史本身应当是合理的，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1](P12-13)，也就不足为奇了。

黑格尔认为，哲学史的概念本身就包含着一个内在的矛盾，“因为哲学的目的在于认识那不变的、永恒的、自在自为的。它的目的是真理。但是历史所讲述的，乃是在一个时代存在，而到另一个时代就消逝了，就为别的东西所代替了的事物。如果我们以‘真理是永恒的’为出发点，则真理就不会落到变化无常的范围，也就不会有历史。但如果哲学有一个历史，而且这历史只是一系列过去了的知识形态的陈述，那么在这历史里就不能够发现真理，因为真理并不是消逝了的东西”[1](P13)。

显然，黑格尔要以新的理解方式来调和这个矛盾，使得真理必须有历史式的解释，历史也同样得到真理式的理解。有那么一个真理，是西方传统哲学虽然自觉却又强制性的前提，一切理论的展开都是要宣称找到了它，都是要用更为合理的方式说明它。所以，黑格尔的经历了辩证发展的全过程，把所有环节都包含于自身的“真理”是最合理的说明。虽然黑格尔反对历史上作为绝对正确标准的“直观标准”和“逻辑标准”，但他所谓为研究方便的目的而设定的贯穿始终直至同时也是终点的“起点”，依然是一个设定。所以说，黑格尔也没能改变西方哲学的问题，他所改变的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就是说，黑格尔用起点即终点的解释方式更合理地解释了真理，但他不能改变真理是确定实在的这一信念，亦是说，他必须得出真理之存在的结论。既然真理是确定存在的，那么真理自为地实现自己的过程也就是必然的了，哲学史也就应该按照必然的逻辑推进了。

不过这种逻辑的确能够很好地解决历史与真理的矛盾，它使得历史成为真理的历史，而真理也被解释为历史的真理。这对于后来的哲学史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只不过有的是用唯心论去解释，有的则换上唯物论的内容。但是，这些发现没有任何预言的能力，它只能把那些已经明确发生了的事情明白地解释一遍。这种必然的逻辑只能是“面向背后”的逻辑。

二、哲学史逻辑的性质

科学的逻辑是从过去走来、向未来走去的显而易见的线索。比方说，对于同一个现象，最终的解释必须是相同的;科学的问题是可以得到明确解决的，一个问题一旦解决，就成为“定律”;科学对自己的未来是有所预料的，这一点是使得它具有面向未来的逻辑并与哲学区别开来的最重要的特征。科学可以对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亟须解决的问题、可能达到的高度等有一定的了解，这些内容是内在于科学发展历程之中的，但它又是不属于当下的科学的。因此，现实的科学与可能的科学构成了科学向前推进的历史和逻辑。

但哲学就不同了。我们今天可以分析说古希腊哲学经历三圣的高峰之后必然衰落并走向了神秘主义，我们也可以说英国经验论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是怀疑论的休谟哲学，但这终究只是“面向背后”的逻辑推测。亚里士多德不知道也无法预见他之后哲学将怎样发展，培根也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经验论原则将被休谟发展为怀疑论。试想，如果培根能够预料到经验论的这一发展逻辑，那么他便能知道怀疑论的全部内容，否则他不可能提出“怀疑论”的概念，他既然能够说出“怀疑论”的概念，他也就必然知道这一概念的全部内容。总之，未来的东西，哲学一旦有所预料，那东西就立即被这个哲学包融进自身并成为新的“这个哲学”。因此，哲学永远不能像科学那样清晰地画一条界线把完整的自己和可预见但尚未到来的东西分隔清楚。

在此意义上再来看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就能明白他思考的高度越高，他就越是必须终结历史。虽然他的哲学史的逻辑对于历史上的哲学家来说都是对未来不可见的，都是“面向背后”的，但作为在终结处的整体把握，他必须看得见这个逻辑的全体。而如若我们刚才所说哲学史的逻辑只能“面向背后”的话，黑格尔还要把握全部，那他就只有把这逻辑以往的历程统统把握住，同时他也就不可能相信未来还有会什么历史。因此，黑格尔自觉地把握哲学史的逻辑，却不自觉地成为哲学史进程的一个环节，而绝非终结。

哲学史的逻辑的性质便是这样，它自然不是凭空而来，但在它来到之前，却没有任何预兆。所谓预兆则必须与所预兆的事情同时发生。那么，这个逻辑就没有什么必然性可言了。虽然我们怎么想也不能从唯理论中分析出休谟哲学来，但这并不等于承认从经验论中分析出来了就具有逻辑必然性。与其说是有一个必然的逻辑支配着哲学史运动，不如说是在以往的哲学史里构造出了一个逻辑。

归根结底就在于黑格尔没能够真正解决“历史与真理”的矛盾。他必须和以往的哲学家一样——宣称为未来形而上学奠基的康德也不例外 显然，康德所谓的“奠基”工作只是他自己哲学体系的完成。后来没有人按照他确立的纯粹的形式原则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而他自己也构造了一个包含现象界、本体界和将两者沟通起来的完整的哲学体系。所以，对于康德来说，他希望构建的东西他构建完成了，他给未来留下的东西又不可能，所以他的哲学也不可避免地是终结式的。——自认为达到了真理，因此，他也就必须把历史终结在到达真理的那一刻。

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理性的本质。人类的诸种形态的思想，以哲学最为贴近纯粹的理性。我们往往认为理性要比感性和信仰提供更多的甚至是唯一的确定性，但不要忘了这个判断是谁做出的。感性和信仰都不具有划分人的认识领域，评判各领域的范围的能力。只有理性做了这样的划分，才能确立自己为确定性。

但理性却常常陷入各式的悖谬、幻相、恶循环等等之中，在哲学的历史上，它什么也没能确立，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所谓的超越就是把问题本身否定掉、拒斥掉。因为理性没有确定性，它不能确立任何可以经受得住它自己批判的东西。虽说自然科学是近代以来理性的一面旗帜，但一切它的确证最终归结为感性经验的确证。

因此，理性的本质特性是不确定性，人类生存的确定性的基础是由感性和信仰提供的，虽然理性是更为重要的认识能力。一方面，理性想要代替感性和信仰为人类建立起确定性;另一方面，它又没有这个能力，结果就是思想的历史与真理之间出现了永恒的矛盾。

三、哲学的未来发展

在传统的思维方式下，这个矛盾难以解决。哲学自视以思想为对象，那么它就把自己变成外在于自己的东西了。思想以自身为对象本来是哲学的特质，是人类思维所必需的一个维度，但正如作为把握人类精神至高层面的形上追求的理论形态——形而上学，由它产生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就是不好的了。“反思”的思维方式也同样要求把一切思想都当作对象去看待了。所以，现代社会人们很难把哲学、艺术、科学等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它们都被视为外在于人的工具。不夸张地说，能够为物质生活服务的，就是好工具，就被重视，就拿过来用。这就是现代社会缺少精神世界的大师的原因，是哲学、纯粹的艺术、理论科学不如应用科学(经济学、法学、工程技术等)受到重视的原因。

思想始终是人所固有的，每个人都能用自己的思想去把握各类对象，可以说人就是思想，思想就是人。但在现代社会，思想的成就却不能内在于人，却也要像矿产一样成为外在于我们的对象。只是往往它们被视为废弃了的矿坑。不过，虽然这是有害于思想的事，但也为思想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契机。

孙正聿教授通过“崇高的追求与异化的崇高”去把握“哲学的历史与逻辑”，他说：“崇高的追求与异化的崇高，是传统哲学自身无法解脱的内在矛盾。‘消解’这种矛盾，就是现代哲学的革命。”[2](P21)考察他所指出的诸种异化了的崇高的形态，我们可以看出，崇高之所以异化，之所以成了人的对立面，就是因为它是“崇高”。哲学的历史不就是人追求崇高的历史吗?这种历史被概括为“追求崇高”、“崇高的异化”、“重构崇高”，那么“崇高”被重构、“崇高的现实”被创造出来之后呢?历史又终结于真正的“崇高”的实现吗?只要人不能把哲学内化于他自身，“崇高”就永远都只能是人的对象。而只要“崇高”是作为对象而存在，那么哲学的历史与真理的矛盾就不能得以解决。

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看黑格尔在哲学史中发现的另一个矛盾：“哲学既是关于绝对真理的学说，为什么大体上它只是启示给少数的个人，给特殊的民族，并且只限于特殊的时代”[1](P14)，即哲学真理的普遍性与掌握者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亦是贯穿哲学史始终的，表面上与“历史与真理的矛盾”分属于纵向和横向的领域，但其本质都是由真理的对象化造成的。无论“追求崇高”、“崇高的异化”还是“重构崇高”，所谓“崇高”、“真理”或者“绝对”都是作为人的对象而存在。

哲学真理怎么才能成为人的部分呢?把哲学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生活方式之一，它是人的一部分，而不再是外在于人的对象。那么，人的追求崇高的活动本身就是崇高了。哲学史的逻辑，不应是一个绝对的“模板”，而应该是与人的生存的逻辑同一。哲学和其他思想形态一样，本来是为人的生存服务而存在的，但在人类的历史过程中，它们都在不同的时期被树立得“崇高”起来，人反而要为它们服务了，黑格尔就做到这种“服务”的顶峰了。

一直有很多关于哲学史的认识认为历史的逻辑就是必然性的，即便是加入唯物主义的因素，也至多是理解为由经济、社会、以往思想的成就等决定了当下思想的状况和未来的进程，比如，杨祖陶先生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的最后成果和必然结论。他在谈到哲学思想的发展不能是脱离历史的，这是对的，但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没有任何理由说德国古典哲学将在黑格尔之后必然发展成什么。这样的必然性是黑格尔所说的由可能性和条件而成的必然性，对于他来说，世界是设计好了的。设计好的东西，就没什么未来可言了，未来之所以是未来，就在于它的全部还没有到来，如前所述，科学多少还可以把握到一点，而哲学由于其纯思想的特殊性，未来对于它来说是无限的可能，也就是一无所知。否则，我们就只能在黑格尔的逻辑里绕圈子。

因此，我们便不能谈论传统理解那样的哲学史的逻辑。那种所谓的逻辑只是对已知的陈述，没有任何未来。也可以基于此点说，黑格尔的体系最终是僵死的。我们从哲学史的特殊性出发，最终达到了一切思想形态的同一性。虽然各种形态之间存在差异，但作为思想，它们永远都是为人的存在而不断丰富和实现的，人面向未来，思想就要面向未来，而永无终结。抛弃哲学史逻辑的必然性，将给哲学的未来以无限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