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世界各地的企业都在囤积现金，其中尤以美国企业为甚。至少从15年前起，美国企业资产负债表上的现金比例就开始逐渐上升，以至于美国上市公司成了全球经济中的守财奴。根据美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Juan Sánchez和Emircan Yurdagul的调查研究，到2011年底为止，这些公司囤积了将近5万亿美元的现金。

如此大规模的现金储备，令美国公司对安全资产需求增加和利率下降难辞其咎，而这两点都刺激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但美国企业没有遭受中国等储蓄过度国家受到的指责(中国官方储备达3.5万亿美元)。不过，与中国和日本这些国家相比(中日迅速增长的企业储蓄令全球失衡不断加剧)，美国公司的现金储备存在着根本上的不同。

企业储蓄由折旧和留存收益构成。过去20年里，中国政府多数时间都在鼓励国有企业不分配利润，这样有助于增加留存收益。由于缺乏发达的金融市场，企业也更依赖内部融资。而日本已是成熟经济体，其投资机会不足以吸收国内储蓄。

与之相比，美国企业的贪婪是由科技公司带动的。我计算了苹果、微软、谷歌、思科、甲骨文、高通和Facebook的现金和短期投资总额，目前高达3400亿美元，比2000年初增长了将近4倍。与其他囤积现金的多数公司相比，这些科技公司有什么不同呢?答案就是###科技公司的借款非常少，或压根没有。拿苹果举例，其流动资金从5年前的245亿美元增加到今天的1298亿美元，让这位“魔法师的学徒”提高了不少身价。

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一直苦恼于需求不足，此时美国企业这种存钱癖就损害了公众利益。随着成百上千亿美元的企业储蓄全部投入到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上，美国对股权投资的现行财政和监管偏见将会被再度扭曲。他们的做法还给我们留下一个悖论。在这个时代，激动人心的科技革命几乎让一切变得数字化，可为什么这颗行星上最成功的创新公司，表现得像巴尔扎克小说里的吝啬鬼一样呢?怎么可能没有足够的投资机会来吸收这些钱，而且这些钱大部分现在的实际回报率为负。

其实在历史上，我们就曾经历过这种情况。20世纪30年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担心，商人反复无常的天性会令经济变成他们手中的人质。凯恩斯认为货币的价值储藏职能会带来问题，因为它允许企业家面对不确定因素时，可以撤回投资。他还抱怨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增长，是靠着“对金钱的迷恋”(用他的话说)来驱动的。

反观今天的囤积现象，不是个别企业家贪财，而更像是集体自恋。不过###在金融危机之后，恐惧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无疑也构成储蓄速度明显加快的部分原因。而且在一个快速变化的全球化市场里，对于竞争格外激烈的科技行业，现金所提供的灵活性尤为重要。

预防动机并不是刺激现金意识的唯一因素，公司治理可能也是一大因素。苹果、微软、谷歌可以免受敌意收购的困扰。许多科技公司都采用双重投票权结构，公司创始人即使只有少数资本也享有投票控制权，因此就没多少提高股息的压力——尽管股东维权人士卡尔•伊卡恩希望能从苹果多挤出些钱来(他最近买了这支股票)。

有些人认为，由于大部分现金存在美国本土以外，因此税收是这个问题的根源。美国对把钱汇回国内有严苛的税收规则，这的确为资金没有回流到美国提供了一种解释，但绝对解释不了为什么它没有用于投资。毕竟全世界的投资机会并不只局限在美国。

这种集体节俭最为合理的解释，貌似只能是信息技术、社交网络等公司###不是靠金融资本，而是靠人力资本来推动的。类似谷歌或LinkedIn之类的企业堪称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反面，而苹果或微软的资本密集型工业流程实质上已经外包出去了。这契合了一个事实：###最大的现金囤积者也是大型研究与开发的资金投入者。

此类公司主要借助股市为风险投资家提供退出机制，或者获取收购所需的资金。而且他们还能合理辩称，对于靠人力资本推动发展的企业来说，让金融资本持有者(在储蓄过度的世界里比比皆是)拥有企业全部控制权是不合理的。

随着经济复苏，预防动机必将渐渐减弱，但是在这个美丽新世界，外界仍将迫使美国的科技奇才们把商业投资吸收不了的现金都吐出来。在资本主义的最新运转中，这还真是件新奇事。(译者/曲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