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的指导性很强，有时是针对当时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发布的，有时是针对局部性的问题而发布的，意见往往在特定的时间内发生效力。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不起诉法律意见书，供大家参考!

不起诉法律意见书范文一

xx市xx区人民检察院：

受犯罪嫌疑人李xx及法定代理人李xx委托，江苏杜江律师事务所指派本律师担任李xx涉嫌盗窃罪的辩护人。现提出以下法律意见，请予重视。

一、犯罪嫌疑人李xx盗窃的涉案物品价值为1816元，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是从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二、犯罪嫌疑人李xx今年只有17周岁，是未成年人，对犯罪缺乏认识。因其在家人反对早恋，便赌气离家出走，在得不到家人帮助情况下，为满足上网及生活需要，伙同他人盗窃，其主观恶性不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三、犯罪嫌疑人李xx以往没有任何前科劣迹，本次犯罪尚属初犯，犯罪的主观恶性较小。事发后，能够积极配合办案机关，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

四、李xx和其父亲李xx愿意退赃退赔，现已经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的规定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行为人认罪、悔罪，退赃、退赔，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必要时，由有关部门予以行政处罚：1、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2、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且不是主犯的;3、被害人谅解的;4、其他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

五、犯罪嫌疑人李xx的犯罪情节轻微，行为没有任何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亦不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3条的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李xx是未成年人，且其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性小，建议对其免于刑事处罚。

江苏杜江律师事务所

唐赏

3月14日

不起诉法律意见书范文二

广州市花都区检察院：

贵院审查起诉的何燕涉嫌介绍卖淫案，广东××律师事务所××律师接受犯罪嫌疑人何燕及其家属委托，担任何燕的辩护人，经过会见犯罪嫌疑人和了解案情，现在我律师事务所及办案律师提出如下法律意见，恳请公诉机关依法予以采纳：

一、犯罪嫌疑人何燕在本案中并没有直接打电话给卖淫女，何燕没有介绍卖淫的直接行为，何燕也没有任何牟利的行为。何燕到该旅店上班不到三个月，且有正式职业，不是专门以介绍卖淫为业。虽然她本人在过程中有一些不良言语和行为，但是还是属于情节显著轻微的行为，其主观恶性不大，还没有达到构成犯罪的标准和严重情节。

二、犯罪嫌疑人何燕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已深刻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和违法性，并真诚悔罪。考虑到该女孩涉世不深，误入歧途，且其是家中独女，上有年逾六旬且身患严重疾病的父母需要照顾，因此，本案如果对何燕从宽处理，更有利于挽救和教育犯罪嫌疑人，达到刑法中惩罚和教育相结合的根本目的。

三、本案公安侦查过程存在严重的违法情形，据以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存在严重瑕疵。

本案的发生是在公安机关所属的治安大队便衣警察冒充嫖客引诱相关人员作出了违法的言行，治安大队便衣警察在本案中的行为，也即俗话所说的“钓鱼”，这种侦查行为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存在着严重的程序违法。可以说，没有治安大队便衣警察的引诱和欺骗行为，即不会有本案的发生。虽然说公安机关所属的治安大队便衣警察的行为的动机和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是在违法犯罪行为还没有发生时，采取该种行为进行对违法犯罪进行引诱，是法律所严格禁止的;公安人员作为侦查机关的公务人员，该种行为也是职业道德所不允许的。因此，严格来讲，在本案中，据以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即所谓的“证人证言”，即治安大队便衣警察的陈述，由于是侦查机关内部人员的陈述，根据侦查回避的原则，其作为证据存在严重瑕疵。

综上所述，我们恳请检察机关在对本案审查起诉中，结合上述情节，对犯罪嫌疑人何燕作出不予起诉或免予起诉的处理，敬请采纳。

此致

敬礼

广东××师事务所

××律师

10月19日

不起诉法律意见书范文三

昌平区人民检察院：

北京市奥援律师事务所接受犯罪嫌疑人朱家庆及其母亲赵福兰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贵院正在审查起诉的涉嫌故意伤害案犯罪嫌疑人朱家庆的辩护人。根据会见犯罪嫌疑人和有关人员，辩护人根据所了解的本案案情比较轻微的事实，现依法出具法律意见书，供贵院在审查起诉过程中考虑。

建议人民检察院对朱家庆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一案做出不予起诉的决定。

1、2014年8月2日下午4时许，朱家庆发生故意伤害受害人崔宝利的行为事发突然，没有事先预谋、涉嫌犯罪的行为因一时着急偶然发生。从实施伤害行为和造成的伤害后果看，虽然给受害人造成轻伤后果，但情节相对轻微。事发以后本人立即表示悔意，尤其是在公安机关羁押期间，本人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一时冲动给受害人造成严重伤害，自愿认罪。本人已经通过辩护人和其家属向受害人表示赔礼道歉。

2、事发后，通过嫌疑人家属、辩护人与受害人积极沟通协商，当事双方已经达成和解协议，嫌疑人通过其家属就受害人本次受害损失予以赔偿，即赔偿受害人医疗费1000余元，以及精神抚慰金等共计25000元。同时就朱家庆的错误行为已经取得受害人崔宝利的谅解，崔宝利表示放弃追究朱家庆的任何法律责任的权利。受害人同时也希望司法机关不再追究朱家庆的法律责任，撤销案件或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

结合本案的基本事实和朱家庆到案后的全部表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2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第12条，辩护人认为对于犯罪后，加害人能够积极采取补救措施、认罪悔过、赔偿被害人损失并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视为加害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的降低，没有采取羁押措施的必要，甚至于失去了追究其刑事责任的特殊预防意义，对其决定不起诉就很有必要。为此，建议检察机关在对本案审查起诉期间，本着维护法律尊严和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原则，对本案嫌疑人朱家庆做出不予起诉决定。

此致

辩护人：

十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