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小事是鲁迅一篇写人类情感的光辉面与阴暗面的文章。你能从一件小事中思考到什么呢?不妨来看看小编精心为你整理鲁迅一件小事读书笔记，希望你有所收获。

鲁迅一件小事读书笔记篇一

从车子上看，从坐车者的角度看，在分析事故责任时，人物“我”几乎是无意识地将事故中的另一方推为责任承担者，非常自然地扮演了一个欺负老女人的“公正的仲裁者”。正是坐车者的立场决定了人物“我”的观点，导致了下文的“料定”、“真可增恶”的判决。事故的责任到底应该由谁负?小说中并未明写，但车夫对于事故的责任似乎是愿意负责的，这在其行动上可以作一个大致的判断，巡警分驻所的裁判似乎也对车夫不利(“你自己雇车罢，他不能拉你了。”)。这样一来，在人物“我”的叙述中就构成了一种矛盾关系，可以称为矛盾A，矛盾A的结果是人物“我”的精神上的震惊。第二层矛盾关系(矛盾B)是人物“我”掏出一把铜元给车夫后的自我反思：人物“我”又不由自主地扮演了一个奖励、表扬者的角色，事实上在此之前人物“我”反对车夫这样做，一旦车夫这样做了而显出人物“我”之“小”之后，人物“我”却一百八十度地转向嘉许者的立场，将自己从卑劣中超拔出来，当人物“我”发现自己的这一转向时，引发了内心的又一次震惊。正是矛盾A、B及其引发的震惊，构成了“一件小事”的基本内涵。

《一件小事》的主题是什么呢?现在可以讨论这个问题了。小说的第一部分是人物“我”的概述与议论，关键的语词是“坏脾气”——人物“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人”应该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但是，人物“我”在这里所指的被他看不起的人侧重指哪些社会阶层的人呢?一般以为是指统治阶层，其实从上下文看，“六年”中的“国家大事”，包括了辛亥革命以降的一系列大事，则满清王朝的遗老遗少、各种军阀、各类政党、革命党人以及所谓国民大众都包括在“人”之中，这是“坏脾气”的一面：对于中国人的怀疑、失望。“坏脾气”的另一面就是对于自己的估价——人物“我”虽然同为中国人，却是鹤立鸡群、茕茕孓立，孤高、孤立、孤独而又哀伤。“一件小事”正是这样的人物“我”的一次震惊经验的艺术表达。

鲁迅一件小事读书笔记篇二

《一件小事》虽然不是鲁迅小说中最好的作品——仅从艺术形式上看，也许还是不成熟的作品之— —— 却是非常重要的作品，无论从现代小说史还是从鲁迅小说创作的道路看，都是如此。但是，由于传统的研究方法的局限，长期以来，这篇近乎随笔的小说，不是被从政治、伦理学的角度过分地拔高，就是被粗心地加以否定，以至其独特的内涵未能得到恰当的揭示。

小说最早的推崇者当推茅盾，在《鲁迅论》中，茅盾指出，鲁迅既老实不客气地解剖别人，也老实不客气地解剖自己，并且说《一件小事》和《端午节》，“便是自己分析和自己批评”：

《一件小事》里的意义是极明显的，这里，没有颂扬劳工神圣的老调子，也没有呼喊无产阶级最革命的口号，但是我们却看见鸠首因形的愚笨卑劣的代表的人形下面，却有一颗质朴的。热而且跳的。在这面前，鲁迅感觉得自己的“小”来。

在这段分析之后，茅盾引证了小说最后一节文字。此后的肯定此小说的批评家，基本上就着茅盾这一评论中的两点发挥：一是反映了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后来逐渐引申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优良品质的描写的宏论)，一是表现了鲁迅自我解剖的精神(后来引申出提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我改造，向工人阶级学习的宏论)。

根据我们在第一部分的梳理，毫无疑问，茅盾的评论中混淆了作者(鲁迅)、叙述者我、故事中的人物我之间的区别，将三者视为同一的。在茅盾之前，成仿吾在《(呐喊)的评论》中，则毫不客气地指《一件小事》为“即称为随笔也很拙劣”，可以说是一笔抹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应如何看待?我们不妨先将这些问题悬置，对小说作一番考察。

按照叙述学的基本假定，叙述文本是叙述者对叙述底本进行叙述加工的结果。以《一件小事》中的叙述而言，稍加分析便可以看出底本与述本的关系。小说开头这样写道：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

这里的故事讲述者是人物“我”。从时间上看，在底本中的“六年”在叙述时被变形了：底本的时间长度在叙述时被一句话的篇幅所代替;从人物“我”的经历的事件看，“六年”中的细节是无限的，在人物“我”的叙述中同样给变形了，这里的人物的回忆性述本与底本中的差异应该是很清楚的，而如果与第二部分所叙述的“一件小事”相比，在时间与细节量的处理上，叙述加工的程度就更鲜明，与对“六年”的叙述加工不同，“一件小事”的时间与细节量是通过选择而加以强化了的。

“一件小事”的叙述加工。最重要的是关于老女人跌倒的叙述。“刚近S门，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地倒了。”接着一段有两种成分，一是对跌倒前的情况的叙述，这包括两个因素，车夫让开道、有点停步和老女人过马路、破棉背心已被风吹得外展，这些叙述的内容在底本中本来是跌倒前的情况，现在被放在跌倒后叙述，这是第一个层次的叙述加工——改变时序，这种改变时序的叙述加工，除了技术上的原因(若不改变时序，叙述起来就很平直，文章没有起伏了，改变时序后，形成了节奏。)，还有情节构成上的原因：先述事故，事故发生前的情况被作为原因(确定责任的依据)而叙述，从而形成因果链。这可以视为第二个层次上的叙述加工，这个层次的叙述加工比较隐蔽，但仔细分析仍然可以发现，事故发生前的情况在被叙述时，已经被“我”加工了。老女人过马路速度应该不是很快，快的是车夫(“车夫也跑得更快”)，但在“我”的叙述中是“伊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向车前”这个介词和方位词构成的短语，具有方向目的意味，而“突然”、“横截”都包括了叙述者的评论，强调了老女人出现的突发性与无道理，突发、无道理而又似乎专找车前走，这里叙述者对于底本的加工是渗透了老女人不该如此的意向和对老女人厌恶的情感，在这种情感意向下歪曲了底本。这种叙述的目的，是将事故的责任指向老女人自己。“车夫已经让开道”则进一步开脱了车夫的责任。但另一个叙述者也许可以强调车夫因为拉得快，对路况注意不够，等到发现有人，慌忙让道停步，但还是挂着了老女人的衣服，将她拉倒在地。在“我”叙述时，却是因为棉背心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主动者是棉背心，而不是车把。试比较：棉背心兜着车把 / 车把挂住棉背心 “车把”在叙述中被处理为被动者，责任推向老女人。接下来的一句评论性更强：“幸而……否则伊定要栽一个大斤斗，跌到头破血出了。”似乎老女人应该庆幸、感激。到底是棉背心兜住车把还是车把挂住了棉背心，这个句式中主语位置的分配，正是事故中肇事者位置的隐喻，也是这一段叙述结构的象征。

拓展阅读：一件小事原文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但有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

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大北风刮得正猛，我因为生计关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一路几乎遇不见人，好容易才雇定了一辆人力车，教他拉到S门去。不一会，北风小了，路上浮尘早已刮净，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车夫也跑得更快。刚近S门，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地倒了。

跌倒的是一个女人，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伊从马路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开道，但伊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否则伊定要栽一个大斤斗，跌到头破血出了。

伊伏在地上;车夫便也立住脚。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很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

我便对他说，“没有什么的。走你的罢!”

车夫毫不理会，——或者并没有听到，——却放下车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搀着臂膊立定，问伊说：

“你怎么啦?”

“我摔坏了。”

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去。

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搀着伊的臂膊，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驻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坐着没有动，也没有想，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才下了车。

巡警走近我说，“你自己雇车罢，他不能拉你了。”

我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交给巡警，说，“请你给他……”

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我走着，一面想，几乎怕敢想到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搁起，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车夫么?我不能回答自己。

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煞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⑵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注释

⑴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北京《晨报·周年纪念增刊》。

⑵“子曰诗云”：“子曰”即“夫子说”;“诗云”即“《诗经》上说”。泛指儒家古籍。这里指旧时学塾的初级读物。

⑶据报刊发表的年月及《鲁迅日记》，本篇写作时间当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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