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家的一条看门狗死了，孔子让他的学生子贡去帮他埋葬，并叮嘱道：“路马死则葬之以帷，狗则葬之以盖。汝往埋之。吾闻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今吾贫无盖，于其封也，与之席，无使其首陷于土也。”

孔子曾做过鲁国大司寇，并一度代摄相事，虽赋闲多年，却一直保持着当时上层士大夫的一些生活习俗，出必坐车，但终因用度匮乏，车已多年无盖，已经没有条件和往常一样遵行周礼，给死去的看门狗罩上一个旧车盖，体体面面地埋葬。但依然尽力而为，让子贡在把狗的尸体放进坑去时，盖块席子，以免狗的头直接陷到土里。怜狗之情，溢于言表。

这事并见于《孔子家语》和十三经之一的《礼记》，前者载《曲孔·子夏问》，后者载《檀弓下》，二者均是专记周礼丧礼典型仪节和典型故事的名篇，可见孔子葬狗在儒家礼仪中具有示范意义。

但到孔子之时，早已礼崩乐坏，上层统治者多是人心不古，“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周礼已无人记得，更无人践行了，只有孔子牢记着这一漫溢着浓浓人情的古朴礼仪，并真心实意地加以落实。“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限于物质条件，不能严格按周礼葬狗以车盖，但“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代之以席，不仅见礼，更见真情。派自己弟子中最为干练的子贡操办，尤显对此事此礼的重视。孔子葬狗，不仅在当时，即便在今天，也能给人许多启示。

孔子为什么要这样近乎庄重地安埋一条死去的看家狗，而不像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食其肉寝其皮，或胡乱弃之荒野，任野兽撕食?王充认为这是孔子忆念狗的看家之劳，“为报功”也(《论衡·祭意》)。其实不仅仅是这样，孔子一生力倡仁政，其所思所行，无不以“仁”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如此葬狗，正是出于践行“仁”的自觉和本能。

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并及于物，他身体力行，处处示范，尊重生命，仁爱万物。还在他任鲁国司寇的时候，一次马厩失火，孔子退朝后，听管理员汇报此事，先问伤人没有，接着就问伤马没有，爱人及物，不假思索(李泽厚《论语今读》)。

孔子反对人间暴政，推而及之，也反对虐待家畜，提倡与动物亲和，即便对专供驱使的马牛，也要真诚善待，让其由衷感到人很爱它，感到和人一道工作是一种快乐。《韩诗外传》引先秦古书，说孔子曾讲过一个一家三代御马的故事，十分生动具体地体现了孔子这种思想和情感。有个叫颜无父的马车御手，特别爱马，马拉着车，知道御手爱它，感到很轻松，所以也喜爱拉车，一边奔跑，一边在心里说：今天跑得真快乐呀!到颜沦这一代，就差了一点，硬赶着马跑。马一边拉车，一边叮嘱自己：跑快点吧，这人在赶我呵!再到颜夷手里，就差得很了，恐吓威逼着马奔跑。马很怕御手，很怕拉车，感到车子特别重，不断恐惧地警吓自己：快跑快跑，不然这人要杀你!孔子赞美第一种做法，说：“美哉颜无父之御也!”像这样“与马和欢”，才是“役马”的正法。好个“与马和欢”，这是多么动人的人与自然相亲相爱和谐共处的境界呀!

世间生灵，各有其生命存在方式，各有其情感诉求所需，千差万别。要与生物和谐共处，就得尊重不同物种各自的生存规律和生活方式，顺其自然。孔子深谙此理，倡行仁政，博爱诸物，却不强加于人，也不强加于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也，也不妄加不欲之物。爱一物，必先了解该物生存特点，从而投其所好，为之提供和创造理想的生存条件和生活环境。所以庄子在阐释什么是天下极乐之境时，便借用了孔子所讲鲁人养鸟的故事。孔子讲，鲁君爱鸟，把一只海鸟迎进供奉祖宗神位的太庙，像尊奉祖宗一样敬养起来，“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千方百计要让海鸟生活得优越快乐。谁知海鸟竟被折腾得“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鲁君把他所认为的“至乐”全部供给了海鸟，结果却是好心办坏事，海鸟未得“至乐”，却得“至悲”。为什么会如此?孔子指出：“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全然违背了鸟的生存方式，自然酿成悲剧。正确的爱鸟途径，应是尊重并遵循鸟自身的生活，即“以鸟养养鸟”，放鸟回归大自然，“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江湖，食之鳅鲦，随行列而止，逶迤而处”(《庄子·至乐》)。这在今天尚须大力普及的生态和谐观，2500年前，孔子已讲得何等生动而深刻!

当然，生物之间，有自然和谐的一面，也有生存竞争的一面，它们之间残酷地却是无法避免地存在着一个血淋淋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