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司设立过程中，发起人为了完成公司设立，会签订一系列相关合同，这些合同的内容涉及公司设立活动的大部分事项，对公司最终的设立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公司设立过程中的合同责任是怎样的?

我公司与B、C两公司协商共同出资筹办D公司,并于2000年1月一起制定了《D公司章程》。由于D公司尚未取得企业法人资格,为了使其能够尽早营业,我们三名股东决定对该公司章程中既定的营业设施——音像器材批发市场的建筑工程,由我公司发包给E公司承建。

我公司与E公司于2000年3月签定了《建筑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合同订立后,E公司立即施工。竣工后验收合格,经有关部门核定,总造价为4000万元人民币。我公司向E公司支付工程款2000万元。D公司于2001年1月成立,依法取得企业法人资格。D公司向E公司支付工程款600万元。E公司尚有应收工程款1400万元,该公司多次催要未果,于2001年11月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将我公司列为被告，请问D公司将我公司列为被告是否有法律依据?

你的问题涉及到公司设立过程中的责任承担。公司在设立过程中处于一种特殊组织形态。它是指自公司章程制定时起，至公司登记成立时止，以取得法人资格为目的，但尚未取得法人资格的过渡性的“前法人实体”。

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七条的规定：“依法设立的公司，由公司登记机关发给公司营业执照。公司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公司成立日期。” 在公司登记机关依法颁发营业执照之前，这个“前法人实体”是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也就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预先核准的公司名称保留期为6个月。预先核准的公司名称在保留期内，不得用于从事经营活动，不得转让。”

因此，实际上，法律所限制的是不能以筹办公司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而没有限制以筹办公司的名义从事其他活动，特别是公司设立所必需的活动，如以自己的名义在银行开立账户、办理股东出资财产的转移手续、申请设立登记等。因此，设立中的公司能以自己的名义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范围仅限于公司成立的“必要行为”，这里的必要我认为是为公司的成立所必需的行为，而超出该“必要行为”的经营行为等其他行为则应该由公司的设立人来共同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行为人以自己的名义为了设立过程中的公司的利益实施行为，通常是接受全体股东的委托而实施的，其直接指向设立过程中的公司。公司成立后，其权利义务以及行为的结果均应归属于公司，各股东可以通过股东决议的方式予以确认。如果公司因为任何原因成立失败，则应由全体股东根据其达成的协议承担行为结果。对于第三人而言，如果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行为人为设立过程中的公司而订立该合同,则该合同可以直接约束设立中公司与第三人。若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不知道行为人与设立过程中的公司的关系，行为人在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向第三人披露其订立合同的目的，由第三人在行为人与筹办公司二者之间选择其一履行合同。这里的前提是该行为必需是公司设立所必需的，如果该行为不是设立公司的必需行为如经营行为,则只能由行为人自己负责。

根据以上分析，首先应当肯定你公司的行为是设立公司所必需的行为，因为该建筑设施是公司章程中约定的未来公司的营业地。如果你公司与E公司订立合同时明确是为了D公司的成立和经营而发包工程，而且D公司已经成立，则该合同可以直接约束D公司。但是你公司作为合同当事人，E公司以你公司为被告应该也是可以的。如果E公司并不知道上述情形，则E公司以你公司为被告则更无可厚非。无论E公司单独以你公司为被告，还是以你公司和D公司为共同被告，如果你公司因此承担了支付责任，你公司有权向D公司追偿。值得指出的是，建筑工程的立项、开工、竣工直至产权登记，均须履行一系列的法定手续，你公司应当完善相关手续，妥善处理相关遗留事项。

合同责任性质

合同责任的性质这一问题，学术界、司法界素有争议，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合同责任是属于补偿性质，在于补偿债权人利益受损而为之救济，即因受损方的违约行为而约债权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债权人因此而获取的救济。第二种意见认为，合同责任是违约行为的一种法律制裁，具有惩罚性，惩罚金可高于受损方实际损失。这是从违约方角度来说，认为责任本身就是一种制 裁。

第三种意见认为，合同责任既具有补偿性，又具有惩罚性，但以补偿性为主。第三种意见，其理由如下：首先，从合同责任的立法目的看，是为了维护合同的严肃性和维护 市场经济秩序。违约行为的发生一般都以一定程度的损害事实为显形特征，这种损害是发生在违约方和守约方之间的，并且同违约方的违约行为有关联。根据报应学说，就必须找到守约方和违约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平衡点，给予守约方权利救济，补偿其损失。同时，给予违约方惩罚，以实现社会法的公平价值。

其次，从合同责任的内在要求看，主要侧重于赋予债权人利益的权利救济，弥补其受到的损失。这种损失中应该包括一些不能够精确计算的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一部分是带有对违约方的惩罚性质，而可计算的部分属于补偿性质。

再次，从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看，双方订立合同时，都希望从合同中获得期待利益，并因此产生了依赖关系。基于这种原因，双方自愿设定一些保证条款以促成合同实现，一旦发生违约行业，守约方将理所当然取得补偿损失的请求权利，而违约方则承担处罚。这种当事人之间权利的取得和义务的设定都基于双方自愿，只要不违背法律规定，公抶良俗，法律是应该支持的。

最后，从合同责任的社会效果来看，应该支持其积极地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面。如果将合同责任只限于补偿性，一旦发生纠纷诉至法院或仲裁机关，将必须花很多时间去弄清一些细小问题，或者查清的确很难查清的隐形损失，这样将浪费不必要的人力物力，对社会资源则无益是种浪费，而且也加大了司法机关的工作负荷量。不如根据当事人合同约定及时做出裁决，只有当违约金过高或不合理的情况下，法院可予以变更，这样有利于纠纷的解决，也可减少举证、质证的麻烦，符合诉讼经济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