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利政策是公司经营的一项重要决策,与投资决策、筹资决策一同构成企业理财活动的三大核心内容。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股利政策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有关股利政策毕业论文范文一：深究西方股利政策适用性

股利政策理论经过理论学者和实证学者的研究，在西方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我国学者通过对西方文献的介绍和引进，也逐渐地加深了对作为现代财务管理三大政策之一的股利政策的研究。所谓股利政策是指以公司发展为目标，在平衡企业内外部相关集团利益的基础上对于净利润在提取了各种公积金后在股东和留存收益之间分配所采取的基本态度和方针政策。它归根到底是对净利润的分配究竟是满足股东的当前利益还是长远利益的一种通盘考虑。包括股利支付率的高低、股利支付具体形式、股利发放程序的制定等内容。股利政策在西方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传统股利政策理论阶段和现代股利政策理论阶段。前者包括“一鸟在手”理论、MM无关论和税差理论;后者包括顾客效应理论、信号理论及代理成本理论。

一、西方股利政策综述

(一)传统股利理论

1、“一鸟在手”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风险的存在，当前所能获得的股利收入比留存收益所能带来的未来资本利得更加可靠，因此对于风险厌恶型的一般投资者来说，宁可现在获取较少的股利也不愿意等到将来获取风险较高的高额资本利得。在该理论下，公司如果采用较高的股利支付率则会降低投资者的风险，因此投资者会相应的降低其期望投资报酬率，公司的股票价格会上涨;反之反是。

2、MM无关论。该理论由Miller和Modigliani两位学者于1961年提出，该理论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通过逻辑严密的数学推导证明，得出股利政策不会对企业的价值或股票的价格产生影响的结论。其假设包括股票市场完美有效、无税和无交易成本、股东同质、利益一致、信息完备、股东能够对公司资本配置行为给予正确评价等等几点。该理论的假设前提虽然与现实情况很不相符，但因为其完备的数学证明它仍成为现代股利政策理论的基石，以后的各种股利政策理论一般都是在逐步放宽其假设前提的情形下形成的。

3、税差理论。该理论从资本利得和股利收入的税收差别的角度来解释股利政策与股价行为的关系。一般来说，对资本利得征收的边际税率要小于对股利收入征收的边际税率。这样，投资者不但可以少缴税而且还可以通过持续持有股票以延缓资本利得的实现来取得递延收益。因此，该理论的结论是：公司应采取低股利政策，以提升股票价格，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

(二)现代股利政策

1、顾客效应理论。该理论可以说是对传统税差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顾客效应理论认为，因为不同的投资者其所处的税收等级不同，有些投资者偏好高股利政策，而另一些则偏好低股利政策。不管公司制定怎样的股利政策都会吸引一批投资者或称顾客。公司的任何股利政策都不可能满足所有投资者的需求，公司股利政策的变化只是吸引了喜爱之一股利政策的投资者的加入，而其他不喜欢这一新的股利政策的投资者则会卖出股票，直至达到新的平衡。

2、信号理论。该理论通过放松MM理论的信息完备假设，引入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从信息传递的角度来研究股利政策与股价行为之间的关系。该理论认为，公司的经理人员比外部的投资者对公司的经营情况拥有更多的私人信息，更加了解公司的未来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两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经理人员可以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向股票市场传递某种信号，股利政策就是其中之一。公司采用高股利政策会向股票市场传递一种公司盈利能力强，现金流量充足，发展潜力巨大的信号，这会促使公司股票价格上扬。国外的许多实证研究表明，股利政策的确具有信息传递效应。

3、代理成本理论。代理成本理论是在放松了MM理论中公司经营者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完全一致的假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两权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促成了委托-代理关系的产生。代理成本理论认为委托人(股东)和代理人(经理人员)一般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目标函数，但两者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股东为确保经理人员不偏离自己的利益，可以通过激励和监督两种方式对他们进行制约。委托人的监督激励成本，代理人的担保成本和剩余损失之和就是代理成本。代理成本理论认为股利政策可有效的降低代理成本。首先股利的支付减少了经理人员手头的自由现金流量，也就减少了他们利用这些资金为自身谋取私利的机会;其次股利的支付会促使经理人员为满足必要的资金需求而从资本市场筹资，这将增加外部因素对他们的监督和检查，减少代理成本;另外，股利的支付还可促使经理人员为满足连续的股利支付而努力工作，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促进公司的发展。

二、我国股利政策的特点与西方股利政策理论适用性分析

1、我国上市公司中支付现金股利的公司比例小，且股利支付率较低。2001年以前，大部分上市公司中存在着不分红派现现象，直到2000年底中国证监会对分红派现作出硬性规定之后才得到改变。即使如此，上市公司所派发的股利也不过是毛毛雨，甚至低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有学者认为，我国个人投资者的素质不高是造成我国股票市场中投机气氛浓郁的一大根源，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可能过于武断。诚然，投资者的行为会对股市波动产生影响，但它并不是造成其产生的本源，因为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上市公司普遍采取低股利支付的政策使得投资者欲追求股利收入而不可得，只得退而求其次转而追求股票换手而取得的价差即资本利得。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上市公司采用低股利支付政策使得股民投机心理加剧，股市不稳定，股价波动起伏;股价的波动又会给外界投资者造成公司经营缺乏稳定性的印象，影响公司的形象，投资者为了规避风险一般不愿意投资于风险太高的企业，缺乏投资者的支持的公司必然后劲不足，公司盈利能力下滑，无法产生足够的现金流量以支付股利。上市公司的这一行为特征与西方股利政策理论中的税差理论和顾客效应理论看上去相符。

根据税差理论，分配较少的股利保留较多的盈余可取得少征税和延缓缴税两大好处，所以公司应采用较低的股利支付率，这种情况恰好与我国上市公司所采用的股利政策相似，但如果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作一深入分析，则会发现其实不然，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特殊的市场环境形成了我国独特的股权结构，我国上市公司的总股本中的绝大部分是国有股和法人股，而且它们不能在二级市场上市流通，只能协议转让，但转让价只能以净资产价格为基础，取得的收入会远远低于市价。

就是说，处于绝对控股地位的非流通股无法通过在资本市场上的流通来获得资本利得，而只能从股利分配中获取股利收入。根据顾客效应理论，处于控股地位的非流通股是上市公司的第一大顾客，上市公司应满足其主要顾客的利益，采用高股利支付的政策，但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另外，代理成本理论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也不相符，在我国现阶段实质上所有者缺位的环境下，上市公司经理层普遍缺乏内部监督的压力，公司理应采用较高的股利支付政策，以加强外部因素对经理人员的监督，但实际仍与理论不符。

2、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随意性强，保持稳定股利政策的公司很少。上市公司使用投资者资金理应承担向其支付回报即股利义务。西方发达国家的上市公司为了维护其公司形象，倾向于保持相对稳定的股利政策，而在我国则恰好相反，无论是股利支付率还是分配方式的选择均频繁多变，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据统计，1996-2000年间，连续四年分配股利的公司仅占上市公司总数的4.5%。这一情况虽然在2001年证监会出台新政策后有所改变，表现为分红的上市公司越来越多，但其分红数额和利润相比仍不过是九牛一毛，这就增加了上市公司分红是为了获取配股资格的嫌疑。

近年国内有学者利用累计超额收益法和相关系数法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信号传递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的确存在股利信号传递效应，这似乎说明信号理论适用于解释我国现阶段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但其实并非如此。根据信号理论，现金股利作为一种经理层向外界传递其内部信息的手段，经理层为了公司的稳定运营，向市场传递一种公司前景良好，未来发展空间广阔的利好消息，会倾向于维持稳定的股利支付率，该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西方发达国家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在西方国家，在改变股利政策问题上公司的经理层都显得非常谨慎，一般只在公司的盈利发生了“长期且显著”的变化之后，才倾向于调整股利政策。而该理论与我国上市公司的行为兼容性不强。

三、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建议

通过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与经典股利政策理论相去甚远，现有的股利政策理论无法很好的解释我国现有的情况。笔者认为，应该改变现在这种状况，使我国的股利政策接受理论的指导。我国现阶段的股利政策应采用稳定的高股利支付政策，并以代理成本理论为指导。原因有三：

1、我国的上市公司绝大部分是由原国有企业改制而来，一股独大，国有股凭借其控股地位占据了董事会中的绝大多数，并藉此控制公司经理层人员的任命。在我国改制而来的上市公司中的经理人员多为原国有企业中的领导干部，由于所有者实质上缺乏对公司经理层进行监督的动力，使得代理成本上升，这时如果采用高派现的股利政策就可极大地减少代理成本;并且公司在自由现金流量不足的情况下，往往不得不向资本市场融资，其结果是加强了外部投资者如银行、证券投资基金、证监会、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和监督，减少了代理成本。

2、勿庸置疑，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是在国家为减轻国有企业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前提下形成的，其先天不足。这就不难解释那种认为上市公司在IPO时套取大量现金，而在上市之后又因现金不足不得不采取低股利政策，大股东控制上市公司剥夺其他小股东和利益关系人的质疑。笔者认为采用稳定的高股利支付政策可以较好的解决这种情况，笔者认为会产生这些质疑的根本症结在于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和自己产生现金的能力。公司持续的高现金股利分配会迫使经理层为避免因无股利可分而丢掉饭碗这一压力下努力工作，把工作重心真正放在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率，增强公司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上，彻底从根本上扭转原来那种效率低下，人浮于事，公司效益搞不上去的局面。

3、采用稳定的高股利政策还可有效遏制资本市场上的投机行为，促使股票市场向其真实价值的逐渐回归。对于投资者来说，现金股利作为实实在在的投资回报可极大地减少其投机行为，转而更加关注公司的经营效益和长远发展。形成股票市场评价与公司经营效益的良性互动，有助于培育关注公司长远投资价值的目标股东群。有了一群和自己目标一致的股东的支持，公司不愁搞不上去。

当然，要真正实施这种稳定的高股利支付政策还必须有相应配套措施。为此我们应在市场可承受的范围内加快国有股的减持和流通，稳步推进金融市场的改革，更加充分地发挥证监会的作用，培育经理人市场，建成一个让上市公司能上能下的制度环境。

有关股利政策毕业论文范文二：制造业现全股利政策实践探究论文

摘要：本文以2005年深沪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影响制造业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相关因素。结果表明：每股收益与现金股利分配率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与现金股利分配率显著负相关.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营业收入增长率、股东权益对数以及每股经营现金流量对制造业现全股利政策的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股利政策 制造业 现金股利

一、文献回顾

关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内外并没有统一的研究结论。国外比较流行的理论主要有“一鸟在手”理论、MM无关论和税差理论、顾客效应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以及代理成本理论等。国内关于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两类：一类是研究单个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论文百事通一是股权结构对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如陈洪涛、黄国良(2005)以2001—2003年沪深两市的A股作为样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二次函数非线性回归两种方法，实证分析得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存在“U”型关系，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成反比，股本规模及股权相对集中度对现金股利没有影响。唐国正(2006)罚究得出股权二元结构下上市公司分配现金股利产生再分配效应——流通股价值向非流通股转移，分配现金股利可能是大股东的掠夺行为。

袁振兴、杨淑娥(2007)以沪市2001年至2004年进行过现金股利分配的58家公司的1241个现金股利分配事件为样本，研究发现股权高度集中公司的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支付率正相关;股权相对集中公司的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权益性现金股利正相关，与收益性股利负相关。二是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流等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如朱云(2004)以1994年至2002年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事件为样本，认为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能够增加现金股利支付率。姜秀珍(2004)以1999年至2000年沪深两市的公用事业、能源电力和路段隧道三类A股为研究样本，认为现金流不确定性时，理性的经理人会支付较低水平的股利。第二类是研究多种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朱明秀(2005)认为现金股利政策受公司盈利能力、股权结构、资本结构、企业规模的显著影响。

唐国琼、邹虹(2005)以2003年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得出每股收益、货币资金、负债比例、企业流通股比例、企业规模、权益净利率对现金股利政策有显著影响。孙亚云(2006)的研究表明盈利能力、每股经营现金流量、资产负债率、股本规模成长性等对现金股利政策有影响。第一类研究仅考虑单一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不够全面，有失偏颇。第二类研究虽然同时考虑多个因素的影响，但较少关注特定行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制造业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数量较多、上市时间相对较长、现金股利政策相对稳定、信息披露质量较高，以其作为本文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因素较多，大致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法律法规的限制、大股东的分配偏好、税收因素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等影响因素。本文主要从分析内部因素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1)资本结构。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受资本结构的制约。若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率过高，会使资本成本上升、资本结构失衡，发放现金股利会加剧财务状况恶化。因此一般情况下，负债比率高的公司更倾向于增加内部融资和权益资本，一般不派或少派现金红利。本文用资产负债率表示公司的资本结构。

假设1：现金股利分派率与资产负债率成负相关

(2)筹资能力。企业股利政策受其筹资能力的限制。公司为了生产经营的需要，可以将利润留存，少发甚至不发现金股利，也可以一方面发放现金股利，另一方面借款或发行新股筹资。对于那些规模小、快速成长的企业而言，由于其在二级市场上筹资比较困难，后一种方案并不可行。因此这些公司往往减少现金股利支付、尽量多留存利润。本文用股东权益的对数表示公司的筹资能力。

假设2：现金股利分派率与股东权益的对数成正相关

(3)盈利能力。企业股利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盈利能力。一般而言，企业的盈利越强，其股利支付率越高，因为盈利强的企业对保持较高的股利支付率更有信心。如果盈利低，一方面对未来资金的来源无法预测，另一方面也表明企业面临较高的经营和财务风险，外部资金的成本相对较高，企业只能留存利润以应付未来的资金需求。本文用每股收益表示公司的盈利能力。

假设3：现金股利分派率与每股收益成正相关

(4)股权结构。股利政策会受到现有股东对股权控制要求的影响。一些大公司试图通过股利政策来稳定其在长期经营中已形成的控制模式。为了避免新股东加入打破目前的控制格局，尽量发放较低的股利，以便从内部留利中获得所需资金。就许多中小型公司来说，如果现有股东无力购入公司新发行的股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将被稀释，现有股东会更倾向于采用债务融资或内部留利的筹资方式。我国上市公司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股在上市公司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由于股权的集中，使得国有股股东在股权的平等性和股权利益的一致性方面均与其他股东存在较大差异。国有股的委托代理机制存在的问题使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容易落在董事会和经理人员手中，进而可能损害所有者的利益。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殊性及其对股利政策的重要影响，股权结构也是形成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之一，控股股东存在通过现金股利转移上市公司资金的嫌疑。股利分配的决策取决于控股大股东的利益取向及配股的需要。本义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表示公司的股权结构。

假设4：现金股利分派率与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

(5)资产的变现能力。企业股利的支付能力很大程度上受其资产变现能力的限制。股利通常以现金形式支付，然而大量留存利润并不等同拥有支付股利的现金，公司资产的变现能力与其留存利润是相互独立的。如果企业资产变现能力较强，其现金来源充裕，则股利支付能力也会较强。有的企业虽然盈利能力很强，却因再投资或偿付到期债务而缺少可发放股利的现金，这就限制了企业现金股利的支付能力。本文用每殴经营现金流量表示公司的资产变现能力。

假设5：现金股利分派率与每股经营现金流量成正相关

(6)投资需求。企业的股利政策应以其未来的投资需求为基础加以确认，如果公司有较多的投资机会，往往会采用低股利支付率，将较大比例的盈利留存以用于企业再投资。如果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高，其投资需求也较高，会扩大企业规模，那么将采取低股利政策。本文采用营业收人增长率表示公司的投资需求。

假设6：现金股利分派率与营业收入增长率负相关

(二)样本选择在2005年深沪上市的912家制造业公司中，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有354家，剔除2家信息披露不全的公司.最终获得352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数据处理采用EVIEWS3.1。

(三)变量定义因变量：现金股利分派率(PAY)。自变量：本文采用六个自变量，分别是资产负债率、股东权益对数、每股收益、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每股经营现金流量、营业收入增长率。具体的变量说明见(表1)。

(四)模型建立根据假设，本文构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PAY=+DR+SIZE+EPS+LARGE+CPS+zz+，其中，为待估参数，为随机变量。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在深沪2005年所有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发放现金股利公司有354家，占比38.7%，派现公司的比率不高。从(表2)

可以看出，样本公司股利支付率的平均值0.154，股利支付率较低;资产负债率平均值为0.449，最大值为0.856，最小值仅为0.047，说明样本公司资本结构较为合理，不存在很大的偿债风险;每股收益均值相对比较低，说明样本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待提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仍然占很高的比重，接近全部股份的半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这是造成大股东利用权利来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进而损害小股东利益的前提。

完善治理结构，这样才能使得上市公司在机制上保证投资者尤其是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体现普通投资者的意愿;每股现金流最大值和最小值有很大差别，这与制造业的行业性质有关，不同规模企业的现金流差别很大，这也造成公司的各项投融资与股利政策的差别;营业收入增长率均值为0.230，在传统行业中此指标值偏高，最大和最小值差异很大。样本公司中每股收益为负数的有3家，每股现金流量为负数的公司有32家，分别占样本公司的0.85%和9.1%。这说明上市公司还是根据盈利能力来制定股利政策，基本上不会采取不理性行为，说明上市公司没有存在大股东恶意套现的现象存在。

(二)相关性分析(表3)

反映自变量之间pearson相关系数相关系数最大为0.515，均小于0.8(共线性中相关系数的经验值为0.8)，初步判断，各自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

(三)回归分析用EVIEWS3.1软件进行回归，计算出各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显著程度，具体见(表4)。

通过多元回归，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从模型整体回归效果看，模型的可决系数为0.325，模型的回归效果较好，DW值接近2，反映自变量并没有自相关现象，F值为27.680，说明整体解释能力比较强。

(2)从资本结构来看，资产负债率与现金股利分派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负债率高的公司不易筹集资金，尤其是制造业，资产的规模与质量对公司的偿债能力有很大影响，所以公司倾向于内部融资，从而造成股利发放率低。这也证实了唐国琼与邹虹(2oo5)、孙亚云(2oo6)研究结论在我国制造业的适用性，假设1成立。

(3)从筹资能力来看，股东权益的对数和现金股利分派率呈正相关关系，但显著性不大。这与我国国情基本符合。我国上市公司筹资有一定的条件限制，规模大的公司易于筹集资金，所以可以有较高的股利发放率。我国上市公司大部分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壳资源稀缺现象表明上市公司本身即是一个很大的融资工具，公司的筹资门槛和筹资成本都较发达国家低，所以在考虑现金股利分配时并未考虑公司规模即筹资能力对其的影响。所以假设2不成立。

(4)从盈利能力来看，每股收益与现金股利分配率呈显著正相关，即企业具有较高盈利能力时，倾向于高股利政策。优秀的业绩意味着有更多的利润可供分配，因此会相应提高公司现金股利的可能胜。本文关注的制造业，风险相对其他高新技术产业较小，盈利能力稳定但利润增长率相对较小，从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我国制造业司的盈利能力普遍低下，很小的盈利波动即会引起公司现金股利的变动，这也证实了朱云等(2004)提出的仅仅政策引导对于构建健康的股利政策还不够，还需要盈利能力支撑，当前的关键是如何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假设3成立。

(5)从股权结构来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分派率呈负相关，与预期相反，且不显著。说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通过现金股利转移上市公司资金的动机不明显，从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2005年不存在高管恶意套现现象。相反，由于近年证券市场法制的不断完善，包括盈利能力、现金流量要求等各种配股条件都相应提高，所以各公司必须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才能达到各种配股条件，大股东的掏空动机被遏制，现金股利分派率降低。这与唐国正等(2005)提出的股权二元结构下大股东的掠夺行为理论相违背，假设4不成立。

(6)从变现能力来看，每股经营现金流量与现金股利分配率呈正相关，但不显著。从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部分公司在负现金流的情况下还分配现金股利。公司的现金股利通常是以现金形式支付，但大量留存利润并不意味着拥有支付股利的现金，因为公司资产的变现能力与其留存利润是相互独立的。如果企业资产变现能力较强，其现金来源充裕，则其股利支付能力也会较强。也有企业虽然盈利能力很强，却因再投资或偿付到期债务而缺少可发放股利的现金，这就限制了企业现金股利的支付能力。我国制造业的具体情况是，现金股利分配率低下，且分配公司少，现金流均值不大，从历史数据来看，现金流波动不明显，这些都是我国的特殊情况，与市场风险是不符的。所以企业管理者在制定殷利政策时并未考虑企业的现金流。姜秀珍(2004)的理论在这里并不适用。假设5不成立。

(7)从投资需求来看，营业收入增长率与现金股利分配率呈正相关但不显著。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指标本身，营业收入包括主营业务和其他业务，其他业务收入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和可操控性，所以指标值是否能正确反映企业的成长能力有待考察;二是我国证券市场的投机气氛很浓，大部分流通股股东只想赚取买卖差价，获取资本利得，并不现金股利的发放，所以企业制定现金股利政策时并未考虑外部投资者是否会看好企业的成长潜力。假设6不成立。公务员之家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分析2005年我国制造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发现资本结构与股利分派率呈负相关，而盈利能力与现金股利分配率呈著正相关。股本结构、成长性、企业规模、现金流等对制造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不显著。建议一是增强盈利能力。高派现、高回报的基础是上市公司的良好业绩，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不高制约了派现水平。为了提高现金股利分配能力，必须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二是引导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是股利分配行为理性回归的重要条件。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设立时间不长，与国外相比，我国投资者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投资理念不成熟，看重股票资本利得收入，期望从股票价格的大幅上涨中获取收益，发放股票股利、配股在我国都曾一度被认为是利好消息，忽视现金股利。投资者这种不注重现金回报、不注重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投机性参与理念，助长了上市公司不合理的现金股利分配行为。为此，需要提高投资者素质，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让真正具有投资价值的股票得到市场的认可。

三是进一步完善有关股利分配的法规和政策。参照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的股利分配政策，结合我国实际，有关部门应当明确规定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原则，由上市公司制定具体的分配方案，在年度报告中进行披露，减少股利分配的随意性。只有这样才能从法律角度约束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我国上市公司每年的股利政策均有显著不同，影响因素并不具有连贯性。随着环境和制度的变化，各种因素对股利政策的制约和影响将如何变换，还需进一步观察;本文是以2005年度制造业分配资料为研究基础，但不少上市公司进行了中期分配，中期分配是否和年度分配具有相同的含义和影响因素，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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