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说中一个最重要的思想是中庸之道，而且这种中庸之道不仅限于伦理学，实际上也成了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一个核心原则。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有关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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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政治哲学

【摘 要】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说中一个最重要的思想是中庸之道，而且这种中庸之道不仅限于伦理学，实际上也成了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一个核心原则。他总结希腊人的生活之道，无论在个人行为还是在城邦生活中，过与不及都不合乎理性，也不能培养善行和达到幸福。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理学说;善;中道;政治哲学

一、政治学乃最高的善的学科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哲学性，只不过是观察人事的结果罢了。”以前我没读《尼各马可伦理学》之前，也同样带有这样的偏见。觉得伦理学早就分出去了，真正有哲学趣味的只有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和《形而上学》。但当我读完《理想国》、《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后，发现真正的哲学思想是来源于实践，离不开人类的生活。罗素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大概是站在逻辑实证主义的立场上看待哲学的缘故。

将研究人的行为规范与道德的哲学定名为“伦理学”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二卷第一章区分理智的品德和伦理的品德时说：“理智的品德是由于教导而生成和培养起来的，所以需要时间和经验。伦理品德则由风俗习惯沿袭而成，所以‘伦理’这个名称是由‘习惯’这个词略加改动而产生的。由此可见我们的伦理品德不是自然生成的，因为自然生成的东西是不能改变它自己的本性的，例如石头的本性是向下降落，纵然你将它向上抛掷一万次，也不能让它习惯上升。所以我们的伦理品德既不是出于自然本性的，也不是违反自然本性的，而是我们自然地接受了它们，又通过习惯使它们完善的。”由此可知，伦理道德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行为规范，伦理是做的、行动的知识，只能在生活习惯中完善起来。

《尼各马可伦理学》全书十卷，内容可以分为(一)第一卷至第三卷第五章是伦理学总论，讨论“善”是什么，伦理品德是什么，以及中道、选择和意志等问题;(二)第三卷第六章起到第四卷讨论各种个人的品德如勇敢、节制等;(三)第五卷专门讨论正义;(四)第六卷讨论道德和理性、实践智慧;(五)第七卷讨论自制和不自制;(六)八、九卷讨论友爱;(七)第十卷又回到总论，批判当时流行的各种有关快乐的学说，提出思辨生活是最高的幸福。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第一章开宗明义地说：各种技艺、知识、行为和考虑都以某种善为目的，善是一切事物所追求的目的(目的论色彩)。我们试想：如果在实践中有一种仅仅以它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都是为了它，而它却不以其他东西为目的，那“它”是什么?它必定是最高的善。因此，如果人们努力探求关于这种最高的善的知识，必定给实际生活带来重大的影响，亚里士多德认为研究最高的善的学科也就是政治学(是实践知识方面的最高学科，不是从理论知识角度谈的)。他说：正是政治学规定城邦需要哪些知识，哪一部分人应该学习哪一部分知识，学习到什么程度。我们看到那些高贵的才能如战术、理财和演讲术都从属于政治学，为政治学服务。政治学还规定了我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因此这门学科的目的便包括了其他一切学科的目的，因此人们的善也就是政治学的善。个人的善和城邦的善即使是相同的，但是获得和保持城邦的善显然比个人的善更大更完满。一个人获得善是有价值的，但为了民族和城邦获得善，更加光荣，更加神圣。所以最高最有权威的知识应该是政治学。

如上面所言，既然一切知识和行为都以某种善为目的，那么政治学要达到目的(即最高的善)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认为无论是谁也会承认那个目的就是幸福。然而，关于何为幸福，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说明了最高的善即幸福不是一般人认为的享乐、荣誉或财富，又不是柏拉图所说的“善的理念”，而是符合最好的最完善的品德的活动。

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这种幸福观和当时一般人对于幸福的看法是很不一样的。古希腊人普遍认为一个人的命运是多变的，幸福或不幸福是来自机遇，人们只能消极地接受它。希腊史诗和悲剧中就充满了这类故事。

既然幸福是符合最高的最完善的品德的活动，那么怎样的品质才是合乎道德的呢?亚里士多德指出，伦理品德有这样一种性质，它们总是被过度或不足所破坏。一个人在恐惧、勇敢、欲望时都会感到痛苦或快乐，或多或少会处理不好，造成过度或不及;只有在适当的时机，对适当的人和对象，以适当的方式去处理，才是最好的，这就是选择适度的中道。

二、最好的政治制度——由中产者执政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过：好的品德在于实行中道，这个原则在城邦生活中也可以适用。

《政治学》第四卷第十一章开始讨论对大多数城邦说什么是最好的政体，对大多数人说什么是最好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说这不是通常人不能接受而只有具有天赋并受过特殊教育的人才能达到的标准，也不仅是有雄心壮志的人提出的理想国，而是大多数人能够实践的生活以及大多数城邦能够实行的政体。这就是现实的政制。

一切城邦中的公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最富的，最穷的，以及处于二者之间的中产者。他认为中产者最能服从理性，而出身在财富上趋向两极的人都是不听从理性指导的。极富者逞强放肆，极贫者懒散无赖，无论在军事和文职机构中，他们都很难管束，容易对城邦造成大害。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城邦作为一个共同体存在，应该尽可能由平等或相等的人组成，中产者最具备这样的特征。只有由中产者组成的城邦才能得到出色的治理，也最符合城邦的自然本性。中产者是最安分守己的，这样的城邦是最平稳的。

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政治共同体应由中产者掌权。凡是中产者强大到超过两个极端的富人和穷人时就可以防止政权向极端方向转变，而由富人掌权的就成为极端的寡头制，由穷人掌权的就成为极端的民主制，这二者都可能变成最坏的僭主制或暴君制。而且只有这种合乎中道的政体可以排除党派之争，凡是中产者庞大的地方都较少党争。大邦比小邦少有党争，因为在大邦内中产者人数较多，而小邦的公民往往不是富人便是穷人，中产者微不足道。

民主政体比寡头政体更加稳定持久，就是因为在民主政体中的中产者的人数和地位都超过了寡头制;如果民主政治中的中产者人数较少，穷人占绝对优势，内战就很快发生，城邦也就解体。亚里士多德认为可以作为证明中产者优越性的事实是：很多优秀的立法家都出身于中产的公民，如梭伦和莱克古斯。

亚里士多德说，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现在大多数城邦不是民主制就是寡头制的原因了，因为大多数城邦的中产者人数不多，富豪或平民的任何一方占据优势，便会压迫中产者，将政体拉向自己一方，建立寡头制或民主制。好比当时希腊称霸的两个大城邦——雅典和斯巴达，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坚持自己的政体，一个鼓励民主制，另外一个鼓励寡头制，之照顾本邦的利益，而不照顾各邦的公共利益。亚里士多德认为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中间形式的政体——共和政体——很少出现，只有在少数城邦出现过。

亚里士多德还指出：无论建立哪一种政体，立法者都得照顾中产者的利益，即使制定了民主制性质的法律，也要将中产者拉拢到政权中来。当中产者超过其余两部分或其中之一时，政体就有可能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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