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名人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学习名人的最佳途径就是看一下关于励志名人的人生励志故事，那么励志名人的人生励志故事都有哪些呢?一起来看看吧。

励志名人的人生励志故事：在任何一种生活里都能找到幸福

作者:金星

做母亲时我是个最平常的女人，我对孩子们的期望也只是他们能够像平常人家的孩子一样，快乐、健康，以后能为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虽然他们的妈妈有点特殊，但我希望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就能学会用平常心看待世界，能与人真诚交流，从最普通的生活里看到最真实的美好。

我经常在与普通人的交流中得到快乐。我不会用我的光环罩着你，你也不用迎合我。所以我跟骑三轮车的大爷、看a门的保安、打扫卫生的阿姨关系都很好。每次带着孩子碰见他们，我总会热情地打招呼，孩子们看在眼里，就知道该怎么尊重别人。

搬家之前，我特别喜欢逛家附近的一间小店，里面卖的都是一两百元的花裙子。由于常买常穿，和老板娘也熟了，拉拉家常，讨价还价，最后开开心心地做成了买卖。如果孩子们在身边，他们会看到这就是真实的生活。妈妈虽然也会去旗舰店买名牌衣服，用来出席一些重要场合，但生活里更常去的是这样的街边小店，你来我往，买卖间更有人情在。

陕西南路路口，晚上经常会有一对安徽小夫妻，他们摆着一个炒米粉小摊，过去我们是那里的常客，他们做的东西既干净又好吃。认识他们有六七年了，他们刚有孩子的时候，我就把我们家老三的衣服全打包送给他们。我说：“别嫌弃啊，都是些穿不了的，扔了怪可惜的。”他们接过衣服，特别感激。但从不见他们四处说和我很熟，也不会因此不收我们吃米粉的钱，该怎样还是怎样，大家心里都特别踏实。许久不见了，他们会关心一下我最近是不是太忙，让我别太累。有一年新年，我把小两口请到我们家的院子里来，那晚所有的客人都吃上了他们做的炒面、炒饭、馄饨，客人们都说好吃。我看着这小两口，到上海谋生，从没孩子到有孩子，一直本本分分地生活，这成为我在上海最重要的记忆和风景。我经常带着孩子们去那里，就算现在搬家后离得远些，每个月也会特地跑过去吃点东西。人与人之间这种真实平等的关系真美，我想让孩子们从小就能理解这种美。

有一天，我在录节目，收到老公的短信：“我跟你讲个故事。”那天老公带着嘟嘟去一个弄堂里修大衣拉链，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妻在那里摆摊，老太太给老头儿打下手，那老头很娴熟地就把拉链修好了。老两口的生活极其简朴，却充满对生活的热情，还带着一辈子的手艺在继续为别人服务，这个画面把嘟嘟感动坏了。在回家的路上，他一直跟他爸爸念叨：“那对老夫妻太幸福了，爸爸，你看到了吗，他们真是太幸福了!”这种幸福感染了我儿子，也感染了我老公，他们急着要和我分享这种幸福。

我有能力的时候，会尽力给孩子们创造一个优越的成长环境。但世事无常，我不能保证这样的物质基础会一直存在。如果有一天，我突然住不起大房子，也没有那么多人认识我了，我就想让孩子们明白，就算回到一个最普通的生活层面，我们一样可以过得很好。他们已经在别的地方看到了那种最平常的幸福，不是住在高楼大厦里，不是西装革履，而是在最简单的生活和最丰富的心灵里。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生活方式，命运将你推向任何一种层面都别奇怪，别怨天尤人，它并没有剥夺你幸福的权利，在任何一种生活里，我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励志名人的人生励志故事：最后的计算

作者:王吴军

波莱尔是法国著名的数学家，他一生倾心于数学计算研究。他常常对别人说：“数学计算是我的第一生命。”因为经常勤奋地研究数学计算，波莱尔积劳成疾，倒下了。

在波莱尔临终的时候，他的亲朋好友默默地守在他的身边，希望他能睁开眼睛再说些什么。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波莱尔闭着眼睛躺在病床上，没有一丝气息。“看上去他的呼吸已经停止了。”有人小声说道。

其他人听到这句话，立即围到了波莱尔面前，大声呼唤着他的名字：“波莱尔，波莱尔，你醒醒，你跟我们说句话吧……”

波莱尔的妻子一边用手轻轻地晃动着波莱尔的身体，一边流着眼泪说：“亲爱的，难道你不想对我说些什么吗?”波莱尔依然悄无声息地躺在那里，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让我来试一试。”波莱尔的好朋友季克尔博士走上前来，他弯下腰，在波莱尔的耳边轻轻说道：“波莱尔，我问你，11的平方是多少?”只见波莱尔慢慢睁开了眼睛，用微弱的声音回答：“121。”

完成了这最后的计算，波莱尔闭上眼睛，与世长辞。

励志名人的人生励志故事：国外演讲与名牌内裤

作者:莫言

中国作家在国外的所谓演讲，其实多半是自欺欺人。一是外国人对中国文学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能来三五十人听讲(其中多半还是自己的同胞)，已经很不错了，有时候来上三五个人，如果你还想拿出事先写好的讲稿读一遍，那离精神病就不远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进饭馆，吃着喝着，该说点什么就说点什么。二是中国作家中，就我所熟悉的范围内，给他一个题目立即就能出口成章、言之成理的很少，多半是满嘴拌蒜，把那些说了多少遍的陈词滥调再重复一遍而已。真正的演讲，绝对不能捧着稿子念，应该像列宁那样，把双手解放出来，把头抬起来，用眼睛和丰富的表情与听众进行交流。要挥手，叉腰，身体往前探出去，然后再仰起来;要不时地在台上走动，仿佛在表演，但又没有半点表演的痕迹;要让你的语言像水一样流出来，像火焰一样喷出来，而不是像牙膏一样被挤出来。不能有病句，不能啰唆，更不能为了哗众取宠而胡言乱语。要让你语言的内在逻辑的力量像万能的触角把听众牢牢地钳住，又不陷入空洞的形式。但世界上只有一个列宁，他生了一个硕大的脑袋，脑浆也比常人重几十克。他有钢铁般的意志、惊人的记忆力、渊博的学识和严密的逻辑。他往台子上一站，听众(也是观众)立即就被催眠。列宁，请想想他副那模样吧，那是真正的奇人异相，是真正的天才。想学他?怎么可能?公鸡想学老鹰，尽管也能勉强飞起来，但翅膀单薄，屁股下沉，那个狼狈劲儿，还不如说是挣扎。我辈在国外的所谓演讲，就像公鸡学飞，飞起来也是一景，但实在是惨不忍睹。通过这事我想到，许多事情是学不会也不能学的。风流不能学，“大才子自风流”，不是风流种子学风流，那是自取灭亡。贵族姿态不能学，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定在败家之后，家中只余一个老家人侍候，每天早晨还是要胸挂洁白的餐巾，正襟危坐，左手执叉，右手执刀，切割着桌子上的窝头和咸菜，往嘴里填。暴发户爱镶金牙，土包子好炫名。一个作家外边穿了一条名牌裤子，里边穿了一条名牌裤衩，生怕人家看不到，心中难过，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将一块白布缝在屁股位置上，上边写着：内穿名牌裤衩一条，价值三百余元。使用金叉银杯，吃真正的西餐，桌子上摆着鲜花，但还是不像，还是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仅有几个钱，距离贵族还很遥远。要慢慢来，熬过三代之后，到了孙子辈上，贵族气大概就会有一点。那个往屁股上缝布条的老兄实在是笨，把名牌裤衩穿在名牌裤子外边不就行了吗?内衣外穿，才是真正的时髦，引领服装新潮流。要不就把裤腰截短，前露肚脐，后露腚沟，显出名牌裤衩的蕾丝花边——我不知道什么叫蕾丝花边，从许多新潮作家的书里看到，觉得凡名牌裤衩必有蕾丝花边。

早年在农村，我的一个叔叔当生产队队长，早晨要早起敲钟、派活，晚上要给那么多社员定工分，鸡一口鸭一口，爹一份娘一份，稍有差池，立马就吵翻了天。但我的叔叔一言九鼎，无论多么难缠的角色都能摆平，真是不容易，真是不得了，我佩服得不行。当时我就立志：做事要做这样的事，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但当我把我的志向向他表明后，他用不屑的目光打量着我说：“就你?三脚踢不出一个屁来，还想当队长?知道不?当官首先要有好口才!反过来说就是‘好口才带着三分官’。”我叔叔一下子就把我的自信心给瓦解了。后来，为了有朝一日能当个官，我也曾站在树林子里练习演讲，姿态难看，声音难听，连树都羞惭得浑身发抖，叶子哗啦啦直响。

我叔叔是个土天才，经常在夏夜的打麦场上对着社员发表演讲。天南海北，驴头扯到马腚上，但听起来趣味盎然，不亚于单口相声。他的口才为什么那么好?他肚子里怎么会有那么多要说的话?他怎么能把话说得滔滔不绝?

因为以叔叔为榜样，我从小就对口才好的人十分敬佩。我觉得，能够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讲的人都是大人物，或是未来的大人物。当年在农村无书可读，偶然得到了一本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德国法西斯的法庭上为自己，也是为共产国际所做的陈述和辩护的书，那犀利的语言、排山倒海般的气势，令我热血澎湃，心驰神往。他的演讲甚至影响了我的小说语言。《三国演义》里夸奖英才时经常使用“辩才无碍”这个词，譬如诸葛亮、秦宓、张松，无一不是雄辩之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白马非马”。让一个口才好的人佩服另一个口才好的人不太容易，但像我这样一个笨嘴拙舌而又满心想练好口才当大官的人，见到“辩才无碍”的人没法不佩服。可惜在作家队伍里很少见到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是当官去了。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当官的口才也实在是一般，他们讲的话都是一个调调，毫无幽默感，更没有个人的语言风格。语言流畅不是我心目中的好口才，更不是演说家必备的素质。真正的演讲，每次都是创造，每次都不重复，每次都能说出自己的话，而不是背诵别人的话或是把别人的话改头换面。只能这样说：真正的演说家是天才，而天才不可多得，据说五百年才出一个。让我们等候着大演说家的诞生，也许等得到，多半是等不到。

还是回到“国外演说”这个话题上来，用自己宽容自己的态度。既然受邀出去，总是要说点什么。既然没有即兴演讲的才能，事先写好稿子，出去照着念念，也是可以被原谅的，总比装哑巴好。有人说作家出去是代表国家说话，那是瞎扯，那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当然有人要这样想也不是不可以。十几年前，我的一个朋友，刚加入了省作家协会，心中兴奋，坐在火车上，将作协会员证摆在小桌子上。夏天，他开着窗，一阵风来，把那东西刮出去了。他急了，想跳窗，被大家拉住。我的朋友“哇哇”地哭起来。“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引得众人前来观看，还以为他的钱包被刮出去了。后来有人说：“别哭了，回去补一个不就行了。”我的朋友说：“回去当然可以补一个，但这次人家怎么知道我是一个作家呢?”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撇着嘴说：“年轻人，别哭。当年托尔斯泰把作协会员证丢了，就在胸前写上‘我是作家’四个大字，你也可以照办。”我明显听出来老太太的讥讽之意，从此出门再也不带作协会员证。这个老太太给我上了一课，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所以我知道了，有的作家出国可以代表祖国，但我只能代表自己，有时候连自己也代表不了。因为我的话需要被翻译给听众，翻译能否把我的话翻译得符合我的本意，只有天知道。既然是在国外说话，适度地自我吹嘘也是可以被理解的，因为国外的作家都有这嗜好。所以我“演讲”里的有些话，大家也不必当真。话是那样说的，但自己能吃几碗米饭还是知道的。一个写小说的，按说不应该写除了小说之外的其他文字，但迫于人情世故，我也不能免俗。将“演讲”“对谈”之类的文字结集出版，是不仅庸俗而且肉麻的事情，比内裤外穿好不到哪里去。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在屁股上贴布条炫耀名牌内裤的作家虽然不是我，但也可以算是。